作者：周劭馨
近年来刘华深入一百多个散落于僻远山水间的古村探访、采风，把自己浸濡于淳厚的风土人情，呼吸着浓酽的文化气息，推出了逾百万字的“大地脸谱”，包括《乡村表情》《灵魂的居所》《百姓的祠堂》《风水的村庄》《亲切的神灵》(分别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五部系列散文。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古村绚丽多姿的风景，悠久辉煌的历史，特别弥足珍贵的是，作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用活的语言书写活的文化，多维度生动地呈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中国的文化重建提供了诗性智慧。
一
如果真的像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反对文学是“超越了物质需求和兴趣变幻不定的压力和特点的自主美学秩序”，一方面又反对说文学如果不是“某种‘真实’事件消极呆滞，漫无边际的专门记录的汇集”，就只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反映”。那么文学要走出“形式主义谬误”和“历史主义谬误”，就必然会贴近和关注文化。
事实上与社会制度及其实践包括政治相比，文化比较中性，也更有张力。文学本来就是观念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文学自觉负载社会文化内容，努力营造社会文化语境，正是适应了当下文化重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散文的兴起和发展，是具有强大的历史驱动力的。只要文化重建没有终结，文学的文化书写也就不会终结。文化散文的创作还将继续，文化散文的研究也还将继续，只是读者对它的期望会越来越高。
一位文化散文作家，在文坛已经涌现了一批此类写作的很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的情势下，还能不能放出异彩，就看他对这个领域能不能有独特的开掘，独特的书写。如果要以这样的要求来看刘华，那么笔者以为他的系列散文创作，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作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投射于古村，详尽地搜罗了一百多个古村的历史遗存，用心地体验了一百多个古村的精神经验，对古村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文化具有规模意义的审美书写。
一般的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渗透，日益扩大了我们与传统农村特别是古村的距离。距离产生美，这种美可能是真实的，可能是虚幻的，也可能是经过理想化甚至去罪化的，我们都愿意为它唱赞歌，唱牧歌，唱挽歌。但是刘华钟情古村、锁定古村，却是一种高明的文化选择。
众所周知，文化分典籍文化和民间文化，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民间文化才是哺育他们，融化在他们血液里的文化。民间文化又分市井文化和乡村文化，当我们要考察当下社会文化的变易的时候，市井文化比较敏感，而当我们要进行文化寻根，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筛选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把目光转向乡村，因为那里无疑有着更深厚的文化积淀。至于古村，相对于靠近城市或交通要道的现代农村，在文化上又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即原版性。
作家是循着家庭—家族—宗族的轨迹，来揭示古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在他的笔下，古村文化经过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积累，其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村庄的选址，各类建筑的形制、装饰和镌刻在其上的图象文字，各种故事传说，各种风俗习惯，各种信仰与禁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地不弥漫着开基祖先所崇奉的文化氛围。此外，还有各种祭祀活动和娱乐活动，如南云村的火龙，石上村的割鸡，乐平的高腔，曾家的孟戏，宁都人的跳竹马，南丰人的和合舞，等等。所有这一切，也都在不断地重温、强化着开基祖先认定的文化精神，它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已经成为了一个家族、一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它们是相当恒定的，轻易不会发生变易的。
古村文化的这种“原版”性非常可贵，因为只有面对原版的传统才能真实地认识这种传统，把握这种传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走样地呈示乡土中国文化的真实状况，才能弄清楚影响广大老百姓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的真实的文化指令，才能准确有据地对历史文化进行扬弃。
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是，作家考察和书写的古村，都处于“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和北人南迁客家人较多的地域，中原文化、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在此交汇交流，互融互摄，形成了一种既有广大包容性，又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一种在全国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代表性和辐射性的文化。作家深入采访了一百多个古村，精心表现了一百多个古村的各种文化形态，也就更能达到对整个乡土中国进行文化书写的目的，也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如作家说的:“认识它们，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前生。”也只有认识自己的前生，我们的今生才能活得明白。
二
刘华深入考察了一百多个古村，用心体验它们的内心和表情，感受它们的体温和呼吸。但是进入写作时，却不是把一百多个古村，一个一个或一组一组地进行描述，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特别突出古村的文化结构。作家在全面把握古村的文化血脉，获得对乡土中国深层文化结构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理出五大专题:风水与村庄、建筑与装饰、祠堂与宗族、民俗与民风、福主与信仰。一本书写一专题，每本书里又分若干篇章。一百多个古村的景观和历史，则被纳入这个结构之中，成为五个骨架中的血肉神经。 [NextPage]
文本突出这种文化结构，首先反映了作家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作品中，他不是一个旅者，而是一个采风者，他属意的是古村的文化。他关注古村的风水，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关系，和中国人‘天人合一’、亲和自然的价值观、审美观自有相吻合之处”，他关注古村的建筑，是因为从它可以挖掘人们寄寓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可以“反观一个地域乃至我们民族的文化风度，精神气质和心灵历史”。他关注宗祠，是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宗族全部的历史情感，生活理想，以及维系情感、支撑理想的宗法关系”。他关注福主，是因为“福主崇拜总是大张旗鼓地彰显着民间的英雄情绪，总是绘声绘色地述说着乡土的人类情怀，总是润物无声地播撒着传统的道德理想”。由此可见，作家的目标就是要集中精力和读者一起去认识大地的“脸谱”，弄清大地的这些脸谱传的是什么“神”，写的是什么“意”。五大专题五本书，就是五类脸谱，犹如生旦净末丑，里面的章节是细化，也是个性化的具体表现，把显性的隐性的各种文化元素，和神秘化、神圣化、仪式化、审美化的种种表现方式、强化方式、传播方式统统展示出来，展示得全面而系统。
文本的文化结构，也反映了作家深刻的思想能力。文化结构只能在全面梳理古村的文化元素、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系统地揭示它们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演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对古村文化实际的掌握，还要有人类学、生态学、建筑学、伦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特别是要有把诸多学科知识与古村文化实际结合起来思考的能力。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是颇见成效的。
正是这种思想能力，使作家能对古村文化的基本方面，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生息绵延的期盼，耕读传家的传统，刚健自强的精神，家族凝聚力的维护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揭示，这都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黄金，而它们在古村却是一种活态的存在，葆有蓬勃的生命力。也正是这种思想能力，使作家敏锐地看到了古村文化的变化，例如:“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家族意识逐渐淡薄，作为家族活动的民俗活动逐渐失去它的生存土壤”;“一些村庄把各自的福主指认为财神”，“更多的村庄皈依了上帝”，民间信仰正失去传统的价值;“传统生活由神圣性和神秘性所构成的生活魅力，在今天迅速被祛魅，被消解”;“是严酷的冰霜造就了曾经林立乡野的牌坊建筑”，这样“一个人的纪念碑”难道还不应该倒塌吗？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让人们摈弃了太多太多的精神因袭，获得了个性的极大解放，与此同时，人们也为之付出了一定的精神性的代价。”
不言而喻，突出文化结构能使作家对乡土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能使文本的文化结构与乡土的文化结构形成同构关系，这就不仅能更顺畅地进入创作的学术境界，也能更完美地达到学术的真实性要求，当然，这种学术性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三
文化散文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诸多学科知识，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学者的写作或学者型作家的写作。这样，我们在阅读这一类作品的时候，就常常与导师相遇，如沐春风，与启蒙者相遇，顿开茅塞。但文化散文天地广阔，俊采星驰，各类作家都可大显身手，作品风貌自然也千姿百态。
阅读刘华，我们结识的是一位采风的诗人。他儒雅，平和，从容，在令人惊异的古村文化面前，他甚至抱持一份谦卑。他带着无限眷念的心情走进古村，他和它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对他来说，古村不是“他者”，他身上流淌的和古村流淌的是同样温度的血液，他身上镌刻的和古村镌刻的是同样一种文化特质的符码。因此他不激烈，不浮躁，更多的是静观细察，品味沉思，经由审美的路径抵达古村的内心。这样也许可以使他对古村理解得更深一些，领悟得更多一些。这样也许可以使他看问题少一点褊狭，多一分宽容，少一点武断，多一分公允。例如，对于古村选址多看中闭塞的环境，民居的形制如围屋大多都很封闭，作家能实事求是体谅先人们的一些实际考虑，诸如安全方面和凝聚家族人心方面的考虑。又如对于古村飘忽着的一些迷信的阴云，作家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这有时候是为了更有效地强化和传播某种精神经验，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毫无疑问，这都是历史遗产中必须摈弃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但作家却仍能冷静地耐心地进行分析，并不粗暴地贴上一个“糟粕”的标签了事。
文化重建不能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重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的认识。回顾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直处于蒙辱的境地，先是把传统文化与民主科学对立起来，接着又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新时期以来则把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对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刘华对古村文化那种平允态度，倒是很使我感动的。
阅读这五部系列散文，我们常常惊讶于那套诗性的笔墨。刘华原本就是一位诗人，他写评论文字也总是那样的诗意葱茏，何况这是在写散文。尽管文化散文有其知识性、学术性方面的要求，但它又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考察报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散文形式，和其它形式的散文一样，都必须具有充分的审美魅力。为此刘华把其它散文形式中的记叙性、抒情性、描写性、论辩性等元素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非常诗化的笔调，即使是他的一些独到的、深刻的思想成果，也以这种笔调表现得十分诗性。他写宗祠建于村口的文化寓意:“一切的归来都在先祖的翘望中，一切的离去都在先灵的护佑下。”他写建筑物上的匾额和楹联:“匾额成了炫耀门第的冠冕，楹联成了感召族人的旗幡。”他写义门陈建筑装饰中厚爱鹿的原因:“到处有呦呦鹿鸣，户户是人心逐鹿。”就是写自己有关对“风水”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这样的一种言说:“风是柔软的，也是刚劲的，水是温存的，也是暴烈的。风水的意象是辨证的，风水的理念也不无辨证。” [NextPage]
古村文化是一种经验文化。在古村，经验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经验。有人，有生活，就有经验，有文化。因此古村文化又是一种活态文化，写古村文化，切不可把活的写死。写“活”，是古村文化的要求，也是作家创作的追求。因此刘华在作品中抒写的古村“始终是有生命的”。古村的“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古村的建筑“就是活生生的存在，就是依存于自然的一种生命”。古村的雕刻不是用来“证明历史”的“死的文物”，而是活生生的，两只木雕老虎甚至会在半夜吼叫。很不起眼的茶亭也有生命，“路是茶亭的血管和神经，路没有荒芜，它们就活着”。即使是村中的一棵银杏树，也富有生命活力，“尽管含情脉脉，却也是十分的矜持”。享堂本来是与亡灵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却也有“迷离的目光”、“虔敬的泪滴”、“喋喋不休的叮咛”、“绵绵无尽的翘盼”。总之，一切都有体温，都有呼吸，都有鲜活的生命。书中有一小段文字写村庄的水系:
在曲濑，完整的水系是每个村庄的情侣，它与村庄耳鬓厮磨心心相印，或者，它们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吧，那两小无猜的亲昵状让人说不清是挚爱的拥抱呢还是童真的嬉戏;在石塘，那条官圳是所有庭院共同的好友，日夜和人们促膝交谈，谈着人们所期望的财势;在王家大屋，那步入大屋中的水脉则是王老爷家的座上客，四座水池便是四把饰以精美石雕的太师椅，水端坐在王家亲切的目光里，像一尊尊神明被那虔诚的眼神供奉着、祷祝着。
通过这种“自然人化”的抒写，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在村庄建设中多么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看来，文不拘于一格，无论是把生命升华为理念，还是把理念融进于生命，都可以写出上乘之作。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