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兆忠

　　严歌苓的出国游历，无论对于她个人的写作还是对中国海外华文创作，意义都不可小觑。在严歌苓加盟海外华文写作之前，这个领域艺术精品乏善可陈，即使受到关注，主要也是着眼于题材的新鲜或新奇。事实上，在评价大陆的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写作的艺术价值时，人们习惯地采用双重标准，后者在受到“优待”的同时不免受到轻视，不过这符合事实。近年来，随着一批新锐海外华文作家的崛起，这种局面大有改观，出现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严歌苓是佼佼者。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它的问世，标志着作者新的艺术历程的开始。之后的十多年里，严歌苓以令人瞠目的艺术能量，推出了《人寰》、《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寄居者》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在国内及海外华文世界引起持续的反响。梁晓声认为:严歌苓的作品与轰动一时的“留学生文学”不同，写过那种“文学”的人发了迹就不会再写了，不可能去关注扶桑这样的人；严歌苓的语言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陈晓明推许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认为她的作品技术含量高，“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李敬泽称严歌苓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高产而且艺术水准稳定，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雷达认为严歌苓的小说是“近年来最讲究艺术性的作品”，其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她的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高度的敏感。公平地说，当今海外华文写作者中，能与国内文坛顶尖级大家分庭抗礼的，严歌苓几乎是唯一的人物；严歌苓的存在，使海外华文写作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少女小渔》讲述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现代版“典妻”故事:二十二岁的中国大陆少女小渔，在男友江伟的授意安排下，与一个六十七岁的意大利裔老头假结婚，只为了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权。然而此举伤害了江伟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一系列变态暴虐的行为，转嫁到小渔头上，给她造成双重的伤害，对此小渔默默忍受。而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这一切又引出江伟的猜疑忌妒和背叛感情之举。在同居的契约即将期满之际，老头卖艺遭遇狂风大雨，跌倒中风，瘫痪在床，小渔不服从江伟的最后通谍，留下来继续照顾老头。弥留之际，老头孤独的灵魂得到了慰藉。

　　关于“绿卡”的故事，在当时的“留学生文学”写作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然而像《少女小渔》那样，挖掘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并且诉诸出神入化的笔墨，凝结成玲珑剔透的艺术品的，却属凤毛麟角。陈思和认为:“这部作品笔墨集中地刻画出了中西文化撞击的特殊情景，它的故事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松健认为:小说的故事被置于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的语境中演绎出来，少女小渔遂成为“中国”的镜像，“性别”议题转化为“国族”的隐喻，自我/他者、女性/男性、中国/西方、弱势/强势、黄种人/白种人，这几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叠映在一起，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纵横交错的目光注视下，少女小渔的故事凸现传统中国符号、价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谦卑隐忍的“地母”在异邦文化里焕发出“超凡的魅力”。(见《世纪中国》2004年4月号)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初到异国他乡，感受着“移根”的伤痛，体验着现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国海外华人的困境，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艺术晶体；小渔的形象，打着鲜明的严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样:我写《少女小渔》，并没有很理念很哲学地想表达什么，许多东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说中的，等写完了，才明白，自己内心揣着的，原来是这个。四年后，严歌苓的长篇巨作《扶桑》问世，其实正是《少女小渔》的延伸和扩展，犹如树苗长成大树。小说叙述一百二十年前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神奇的跨国恋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与中国妓女扶桑。据作者叙述，小说的原始素材来自浩如烟海的白人史学家编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史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扶桑》彻底颠覆了这种古老的偏见，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对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绎了这场奇特的跨国恋情，创造一个“东方圣母”神话，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种族主义的褊狭，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丑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无遗。雷达这样评论《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妓女，讴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优美和超越善恶的无言，作品虽写花街勾栏却并无污秽笔墨，但作者又并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恶与丑陋，她要写最肮脏中的最美丽。作者给扶桑赋予某种神性——来自大地母亲和女性本身的神性。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可怜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为肉欲动物的嫖客们，他们固可占有扶桑的躯壳，而灵性的扶桑却站在更高处，漠然地审视着他们。作者的审美理想是独立的，纯粹的，甚至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寻藏在人性深处的爱》，载《文学报》1999年3月11日)

　　《少女小渔》问世时，正是海外“留学生文学”在大陆风靡之际，其艺术品位，从作品的标题大致可以看出:《我的财富在澳洲》、《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当老婆》、《闯荡美利坚》……在这些作品中，拜金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痞子精神与爱国主义微妙地混合，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写作手法上，大体不出新闻纪实的路子，语言粗糙，结构雷同。这些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中数《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最，前者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大牌明星领衔主演，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万人空巷；后者洛阳纸贵，发行量达天文数字，被评论界评为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如此火爆的情形，反映了“文革”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经历了传统伦理与信仰的双重崩溃后，中国进入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女小渔》不能不鹤立鸡群。

　　《少女小渔》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颇具可比性，两部作品在呈现异域生活场景，细节真实方面颇有共同点，但思想内涵差异之大，可谓南辕北辙，尽管两位作者在年龄、性别、出生、人生经历上不无相仿。小说的题目已经暗示了这种差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纽约的富豪们在欧洲宫廷气派的“绿色酒苑”为作者举办大型圣诞晚宴时赠予的称呼，包含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傲慢，对此作者欣然接受，并且这样答谢:“你们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开你们的门，签下第一笔合同时的喜悦至今还记忆犹新。还是让洛克菲勒导师卡耐基的那句话作为对我们的提醒吧: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自信心与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China——不要忘记我在中国度过了35年——还有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我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来我和你们一起，在曼哈顿这个战场上，我和你们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啊!”然而，作者在美国的飞黄腾达，分明离不开对“中国”的出卖，她在美国赚的第一桶金子，是靠参与倒卖大陆的纺织品配额获得的，同样，为了在英语考试中得到高分，弥补电脑考试的坏成绩，她写了两篇作文，一篇叫《隆冬的轰响》，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后受到批判后产生复仇情绪，用偷来的手榴弹将团部工作组的四名干部全部炸死，然后逃往苏联，在将被捕的时候双双跳江；另一篇叫《破碎的晨曦》，写兵团一位容貌美丽的上海女知青牧牛时，为荒野中发情的雄牛母牛交配的情景所诱，与当地的女人搞起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两篇作文都得了“A”，被美国教授评为“极为出色”，这显然是迎合了美国教授的中国想象，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人道主义情怀。果然，这两篇作文为她引来了美国白马王子，这位憧憬东方文化的美国中产阶级绅士看到这些文章后，骑士精神大发，竟至于舍弃原来的美国情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她。这样的天赐良机，勇于进取的女主人公当然不会放弃，难于上青天的“身份”问题于是轻而易举得到解决，“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藉此而诞生。令人遗憾的是，发迹后的作者毫不掩饰成功者的得意之情，居高临下地打量那些“高鼻碧眼，脚踏高跟皮鞋的金发上班族女郎”。对于作者而言，所谓成功，就是在美国的物质世界中实现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灯火辉煌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占据“一格窗子”。而令人难堪的是，作者偏偏还要拿“祖国”说事，比如在举行过“美国化”的加冕仪式后，得意之余拉出闻一多，将他八十年前那首著名爱国诗《一句话》抄到小说里，并将最后一句“咱们的中国!”作为小说的结尾，并这部小说的写作，作为一件“奉献给祖国”的礼物。这个误会实在太大。

　　相比之下，《少女小渔》宛如另一个精神空间，严歌苓坦言它是一则“弱者的宣言”。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炫耀个人奋斗历史、全盘西化不同，《少女小渔》立意是在探讨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小说以形象化的描写给出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小渔善良纯净的本性小说不仅洗涤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而且沟通了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而江伟那样的自私、蛮横、实利，恰好是接受强势文化的丑陋影响，不仅于事无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小说着力描写小渔天真未凿、美好善良的性情，比如:“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等等，简直是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原始真人。小渔可以因为同情一个垂死的、暗恋她的病人而把童贞交给他。这种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既不带任何“反封建”或者“个性解放”的色彩，也不是情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更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考虑的交易，而是一种由慈悲的天性生发的肉体布施。即使是在举行最屈辱的假结婚仪式时，小渔也不忘记为洋老头“难过”，猜想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甚至从老头的眼里看出些许对她的“怜惜”。小渔的善良爱心、宽容无私，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怀疑是个心造的幻影，或者是个天外来客:一个现代社会，如何容得下或者剩得下这样的人!不过这并不要紧，严歌苓已经用她的出神入化的笔，赋予小渔真实的生命，使读者欲罢不能，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用张松健的话说，小渔“宛如庄子笔下的‘邈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坚守‘柔弱胜刚强’的处世原则；更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地母’，默默地负载自然万物，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爱，繁衍生养，化育苍生”。从艺术的角度看，如果说《少女小渔》是“真实的谎言”的话，那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虚假的记实”。

　　1989年11月，已过而立之年，不会外语、不谙西方文化的严歌苓，踏上了出国之途，开始了“寄居者”的生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很大的冒险。那年头，像严歌苓那样在国内文坛功成名就，乘风破浪出去开洋荤，之后偃旗息鼓的作家，不知有多少。理由很简单:在异域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找不到北，文化上的差异，语言的不通畅，加上生活的动荡，使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创作心态，产生“失根”的感觉，久而久之，艺术感觉必然萎缩，最后失去创作能力。然而严歌苓冲破了这个惯例，异域生活不仅没有淹没她，反而成全了她。她说:在陌生的异国，她“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出国之前，严歌苓创作成果已是相当可观，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然而与出国之后的作品相比，还是给人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那么，严歌苓何以能够成为一条“漏网之鱼”? [NextPage]

　　严歌苓是一个罕见的艺术天才，这首先表现在对人性的奥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天生的敏感，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识，穿透异域生活的错综复杂的表象，看透它的本质。正如她在《少女小渔》后记中写下的那样:“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由此可见，出国对于严歌苓来说，是获得了观察人性的新角度，新参照，有可能立体全方位地透视和把握人性。这其中，严歌苓的跨国婚恋作用不可小觑，它给严歌苓融入美国社会、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一条捷径，正如她说的那样:“我的异国婚姻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从这以后，我了解了白人，了解了美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文化、思考结构、心理结构。如果了解了，你来写移民生活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关在一个主要种族的外面来写的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严歌苓出国之前的移动不居的人生经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外地人”。严歌苓在国内文坛早露头角，与这种人生体验是分不开的，出国之后能很快地适应异域的环境、生活节奏，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亦如此。对此，严歌苓有她理论上的总结，在《花儿与少年》后记中她这样表述:“我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事实上严歌苓已经受到了眷顾。她是当代海外华文写作史上的一个奇迹。

　　（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实习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