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皓菱

    继“纯美系列”小说之后，作家曹文轩首度尝试儿童图画书的创作。春节过后，《第八号街灯》、《天空的呼唤》等6部作品将率先由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记者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即将出版曹文轩文集，共14卷。日前，曹文轩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采访那天，阳光很好，透过玻璃窗洒满阳台的小会客室。所到之处，四壁皆是书架，也分不清哪里是书房，哪里是客厅。泡上一杯上等的龙井，阳光下顿时烟雾缭绕，茶香四起。曹文轩便是这样一个“浪漫”的人，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创造了如此精致、典雅、隽永的“纯美小说系列”。《草房子》自1997年出版后，持续销售了十余年，如果加上繁体字版和所有的外文版，它的印刷次数达到了130次左右，总销量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册。

    尽管有读者的如此厚爱，曹文轩说自己仍然感到孤独，“我不是一个主流的作家，也并不流行，批评界也不是多么认可我的文学创作。”在曹文轩看来，文学批评的标准也在赶时髦，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如果互换时代，肯定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再怎么认为《朗读者》好，《追风筝的人》好，也永远不会进入诺贝尔文学奖那帮老人眼里。在中国，茅盾文学奖的很多获奖作品现在来看已经可以被淘汰了。当代的文学批评过于注重“深刻”，而忽视了文学本身应该具有的其他维度，比如美、雅、意境。

    创作图画书主要是为儿童阅读“打底子”

    曹文轩告诉记者，这次创作图画书的初衷是鉴于我们国家儿童的阅读现状非常糟糕，在他看来，书分两种，一种是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在打完底子之后再看的书，但是前一种书现在太少，很多孩子一上来就看后一类书。“打底的书一般是有关小孩的精神世界、灵魂世界基本的培养，对整个世界有个向上的看法，是一些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东西。我们目前打底的书很少，大家也没有这个意识。”

    在他看来，图画书主要就是为小孩打底子的，“日本的孩子，我们总以为他们只看漫画，可是他们首先是看打底的书，所以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儿童阅读有很错误的判断。”

    然而，中国的图画书目前主要靠引进，原创的很少，并且好的不多。现在一些少儿出版社将图画书的创作都作为战略重点来抓。于是便物色一流的作家和画家来参与创作，江苏少儿出版社力邀曹文轩加盟，他虽然从没写过，但表示愿意试试看。于是，那段时间里，他的整个心思都在图画书上，“图画书主要是一些点子，但是好的点子很难，我那段时间就像着了魔一样，走到哪儿，飞机上、吃饭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上面，所有的东西从我脑子里过都能启发我把它变成图画书一样，到了这个份上。”灵感如泉涌的曹文轩一口气写了16个这样的小故事，每个3000字左右，配上精美的图画，春节后将会陆续推出。

    始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

    很多人都以为曹文轩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自己是给孩子写东西的，我是一个写了很多孩子能看的书的作家，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没想到是给孩子看的，我只觉得它是艺术的一个门类，从写《草房子》开始我一直这么想。”

    那么除掉“儿童文学”的标签，没有人能否认曹文轩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古典、唯美与浪漫的情怀。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创作风格，曹文轩说这可能涉及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首先，我不太愿意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恶，在我心目中，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另外，后来跟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喜欢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有一点关系，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很难说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们对整个世界是很宽容的，《边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但是善良的人也可能造成悲剧。”

    现在的文学标准过于注重“深刻”

    尽管作品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曹文轩说自己依然感到孤独，“我不是一个主流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流行的作家，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家，表面上看我好像很风光的样子，《草房子》130次印刷，即使这样，我仍然有时觉得孤独，我并不认为批评界是多么的认可我的文学创作，我能感受到。”

    在这样的语境里，本身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轩总想为自己的创作在高深的理论里头做一点阐释和说明，后来他发现自己没这个能力。于是，便从高处回到低处，回到朴素的、原始的层面上来发问：首先，文学的标准是由谁来确立的？在曹文轩看来，现在流行的标准是西方人建立的，“在中国，上百年、千年前，我们在说一首诗好，一篇小说好时，我们没有深刻这个词，我们以前评价的范畴是什么？格，格调、雅趣、意境、美，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标准，可是我们现在自己的范畴都不要了，我们要跟西方人一样，于是我们这么多作品都在玩儿命地深刻。”

    曹文轩说自己更倾向于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那些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鲁迅，“我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了各种维度的均衡的统一，谁能向我证明思想深刻的价值就一定超过意境吗？深刻我们可以学，但是作品中微妙的美感西方人未必能够做到。”

    大江和川端互换，谁也得不了奖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互换时代，还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回答是肯定不能。在曹文轩看来，文学的标准也在赶时髦，“《追风筝的人》大家都说好，可是这个作家再写二十三十部，也不会进入诺贝尔文学奖那些老同志的视野，我们有谁去怀疑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我就很奇怪，我们现在很多作家不会为人类写，是在为诺贝尔文学奖写。”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以牺牲一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体面去换得世界的荣誉，值得吗？“在国外，看大陆的作家们是怎么写他的同胞们的，你就会很生气，这些作品里展示的就是一个猥琐的人种，下作的。丑不怕，就怕猥琐，贫穷也不怕，西方人可以展示自己的恶，但是没有猥琐。我们也有体面和优雅的一面，这样的现实主义也是不完整的。”

    “青春文学教父”是非常害人的说法

    在他看来，文学在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我想我的作品最起码是引导人向善的，这些原因也导致我走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方，更往纯净的地方去，多少年后，也许我醒悟了，发现深刻乃是文学的大词，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日，也许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曹文轩笑了，“我写作、教书这么多年，与文学耳鬓厮磨这么多年，我了解那个深刻是怎么出来的，我一旦深刻起来，也可能做得很深刻。”

    他对记者说，以后的这几年，当把文债还清了，然后一些有相当重量的作品便要动手写了，“不然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未来十五年，可能是写作那些作品的重要时期，目前此类的作品可能要暂时告一个段落。”据悉，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长篇目前已经写了三分之一了，“在我非常漫长的人生里，现在才动了青少年时期的东西，我还有一大段的东西还没动。”

    不仅自己创作青少年文学作品，韩寒和郭敬明的第一本都是曹文轩做的序，因此，有人把曹文轩也称为“青春文学教父”，曹文轩说，“这是非常害人的说法。我虽然写了序，但是后来他们名声大作跟我的序言没有关系，是人家本身的文本好，很多人认为这些孩子都是我发现的，其实跟我没关系。”对于80后这些作家，曹文轩表示近来看得比较少，不便评论，但是在他看来，郭敬明和韩寒我们绝对不能小看，“他们都是非常有才气的人，有创造力，另外一点，他们都是看过很多书的人。”

    记者打趣道，“韩寒说他不看书的，他现在只喜欢赛车。”曹文轩哈哈大笑，“你们可别听那小子这样说。” [NextPage]

    儿童文学作家不应过于“矮化”自己

    《大王书》和《天瓢》是曹文轩继《草房子》之后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新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延续曹文轩作品纯美、典雅的创作风格，《大王书》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想象世界。曹文轩向记者坦言，当时写幻想的东西确实是受到了网络上风起的幻想文学的启发，“我的初衷是，让幻想回到文学，不要只是幻想，好多网络文学就是只有幻想没有文学，相当数量是，文学性很差。”

    对于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现状，他指出，总体而言比过去好多了。“质量和数量都在进步，其中一些好的作品不亚于世界上水准，但比例少了一点。”他坦言自己最讨厌一些给孩子写作品的人替孩子说话，“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他是真想替孩子说话；还有就是带功利目的的，讨好孩子买你的书。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非常讨厌。”

    曹文轩认为当我们去扮演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代言人的时候，别忘了，对孩子而言我们还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教育与被教育，这是教育伦理和秩序，不可以颠倒。”自动矮化是很可笑的，比如很多作家表示自己不如孩子，孩子他们想的是对的，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看法，当然孩子确实某些事情上比我们成年人高明，但总体来讲，你是教育者，它是被教育者，我们现在有些就乱了套，讲平等成了没大没小，老师所有的尊严都没有了。80年代的作家写他的老师和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好人吗？怪谁？谁让你把必要的原则放弃了。”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青铜葵花》、《天瓢》等。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