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文

　　近年来，以海外华文军团为主体的国际新移民文学，突破原乡／异乡、离散／怀旧、文化身份／国籍认同的精神缠绕，在直书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与中国身份等方面将华文写作扩展到全球。2009年“庐山国际写作营”、“宜春国际写作营”的举办，《人民文学》第12期的“新海外作家专号”等，表明文学界对海外华文写作的关注。2010年第2期《南方文坛》也将刊发一组评论文章，关注当下这一文学焦点。

　　海外华文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大陆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因写作者的身份、视角差异呈现不同面貌，为当前大陆文学的发展补充了新的元素和特殊的价值。刘俊认为，目前文学界重点关注的“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写作，无论从空间和时间维度看，都只能是完整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部分。文学评论界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有其研究视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新移民”作家具有大陆背景，作品主要在大陆发表，与当代文学基本同调，当代文学评论界对此毫无“陌生感”和“他质性”，“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和对接。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作品，刘俊将“海外华文小说”对当代小说的补充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中国人在封闭后重新走向世界时的心态和身影，使中国当代小说获得了开放、外望的补充；提供了在题材的新鲜之外更具“深度”的丰富。刘俊特别强调，“海外华文小说”从整体上对“当代小说”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就是“只有当作家老实地面对文学，还文学以尊严时，才能创作出杰出的作品”。

　　除了宏观角度的整体观照外，评论家也对具体的华文小说作家进行了详细解读。陈福民认为，由于现代性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优越感与文化挫败感纠结在一起滋生的乡愁、盲目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以非理性对抗为特征的后发国家的文化焦虑症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支配着海外华文写作。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外华文写作的创作主体发生了变化。海外华文作家开始尝试着体验并且描述有别于“乡愁情结”或特殊地域经验的更为复杂真切的艰难生存，视野和文化抱负渐次拓宽，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文写作的状况。张翎及其写作就是这种根本变化的一个标志。张翎对文学写作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作品那种不妥协的坚硬质地，充满着人性与历史的严肃考量。张翎新著长篇小说《金山》，是上述文学品质的全面展开。小说中，人物性格与民族性格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当冷僻独特且充满力量的对立感，张翎摆脱了将文化差异的合理性视为文化等级与价值落差的理论偏见，不仅使人物和历史生动起来，还有意识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观与民族观。

　　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与一批新锐海外华文作家的崛起分不开，严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兆忠认为，严歌苓的存在使海外华文写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她的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高度的敏感。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由于文化差异、语言不畅、生活动荡等原因，产生“失根”的感觉，逐渐艺术感觉萎缩，失去创作能力。然而异域生活不仅没有淹没严歌苓，反而成全了她。严歌苓对人性的奥秘有异常的天生的敏感，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识，穿透异域生活的复杂表象，看透本质。出国对于严歌苓来说，是获得了观察人性的新角度，新参照，有可能立体全方位地透视和把握人性。

　　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相比，新移民文学作家更多地获得了艰难融入西方社会后从容观察的心境以及相对理性的态度。他们的作品中为读者更多提供了观察当代中国更为新鲜和具有启发性的视野。刘复生对袁劲梅作品《罗坎村》《老康的哲学》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解读，两部都有批判中国文化的主题，《罗坎村》主要批判的是宗法制度或儒家文化的差序结构，《老康的哲学》则主要批判等级制观念或缺乏民主精神、不尊重个性的民族性格。刘复生认为，这种文学书写可看作是启蒙主义的自我升级版。当袁劲梅把相对真切的美国经验（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美国）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用它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危机时，有其合理性的价值。渗透在制度安排和生活世界中的某些美国文化价值自有其借鉴意义，这里面有对美国价值的美化，也有对自己身上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自嘲。尽管袁劲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大可讨论，但她无意间触及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也有海外华文作家将眼光投射在日常生活之中。陈谦的《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可称为“性别三部曲”。三个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很强势，夫妻之间有“阴盛阳衰”之势。黄伟林认为，陈谦以一种反省的态度面对强势女主人公的人生状态，以其特有的敏锐，触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阴盛阳衰”现象，写出了一些女性精英“飞起来了”的事实，从而引发人们对均衡的两性生态的思考。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