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皓菱
近日，著名作家莫言、张悦然做客网易读书《网易阅读客厅》栏目展开精彩对话。对于80后这一代写作者，莫言表示发自内心的欣赏，“这并不是盲目吹捧，应该承认一代一代更替的关系。我们仿佛感觉自己掌握了真理，但这种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文学上的真理，弹性很大，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活，因此每个时代必须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读者。”
做一个叛逆的人很容易，顺从世俗更难
悦然和莫言虽然此前也经常在一些场合碰到，但这样深入的对话还是第一次。一开场，80后的张悦然竟然和莫言聊起了“星盘”，“你的星盘很均衡，您不是那种天质癫狂型的作家，月亮是射手座，这个宫是主才华、创作的，月亮在这里说明特别有创新，但也有一种孩子气，有一种孩子的天性，所以不太容易有衰竭感。” 莫言也颇有兴趣地点头配合着，“这倒挺准的。老是错于自己没长大，误以为自己很年轻。”
悦然聊到了对莫言性格的追问，“我跟您开了很多次的会，包括和您去韩国，感觉您很多时候都会委屈自己、迁就别人，别人说怎么怎么样，你就不好意思拒绝，说那就去吧，我觉得挺累的。”莫言坦言确实挺累，这和他出生的中农家庭有关系，“中农这个阶层很尴尬，团结对象，稍微表现不好，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一辈子都小心翼翼，所以我以父母为榜样，几十年来，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莫言说他骨子里有一种怯懦，生怕让人不高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香港参加书展，大厅里好像是严禁抽烟的，我们跟台湾一帮作家跑到里面抽一阵，我胆战心惊的，生怕被人抓住，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就怕非常尴尬，大家都不抽烟，你们一帮作家，号称有文化的人，公然违反规定。”
悦然笑着反驳道，“我们这一代人就不管这些。”在莫言看来，其实做一个叛逆的人很容易，但顺从世俗更难。
欣赏韩寒逆向思维的勇气
谈到80后作家韩寒，莫言表示非常欣赏他一些博客中的观点，“韩寒关于美国风灾的博客我看到了，我很赞赏他这种逆向思维的勇气，当大家多占据道德高地，异口同声纷纷往里扔砖头的时候他能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在美国风灾时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不怀疑每一个批评者都是有感情的，感情上允许有偏向，但还是要以真理为依据，情可偏，礼不能废，这是一个基本准则。”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莫言表示不仅关注而且欣赏，“我对80后这一批写作者一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态度，并不是盲目吹捧，我觉得就是应该承认一代一代更替的关系，任何一代作家都有伟大的作家，我们仿佛感觉自己掌握了真理，但这种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文学上的真理，弹性很大，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活，因此每个时代必须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读者。”
莫言认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80后、90后，认为他们写的东西我们不能认可是相对而言的，“在80后、90后读者的心目中，我们的东西和他们有隔膜，离得很远，只有他们这代人写的东西，读者才觉得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所以我对80后的肯定和赞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且我也说过一句话，不管现在如何对80后担忧、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毫无疑问，他们在文坛上变成了中坚力量。而且反思一下，当初我们这批作家出道时，老一代作家对我们也很不认同，我们这种写法，比如写《红高粱》这种小说，那些写红色经典的作家觉得，写的这是什么呀？土匪，抗战，跑到高粱地里野合，这是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它还是站得住脚的。”
[NextPage]中国人不懂如何做父亲
对于莫言这一代父辈，悦然始终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与子女交流，“我在很多场合中都跟您见到了，也有时间坐在一块儿聊几句，莫言老师总是用一种俯视晚辈的眼神看着我，‘你最近怎么样呀？’我就汇报几句，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下一句，‘你爸爸妈妈常来北京吗？’我就说，‘不常来。’迅速进入到这样一种感觉中，感觉还是有代沟的。另外感觉莫言老师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敞开心扉，容易亲近的人，可能跟女儿的界限也很明显。”
莫言坦言，中国很多人确实不懂怎么做父亲，“我在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也深受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在外面也是号称非常慈祥的人，但回到家里简直就是非常严格，我们望之生畏。”平时里，他很少和女儿交流，因为觉得没话可说，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悦然的父亲身上，“整整一个暑假，我们在同一个屋里，但是无话可说。我觉得我父亲有些地方和您很像，他给我留下了很多情结和阴影，他的不对话、不愿意对话……”
“我经常会提醒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往往一进入到那个环境中又忘了，还是过去那种东西惯性太大。” 莫言说，“很多人见了自己的女儿都拥抱，扳着脖子搂着腰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这种所谓的有一点文化的知识分子，她的爸爸是大学校长、社科院院长、教授，按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道理都明白，但为什么在处理和自己女儿的关系时老处理不好？年轻的时候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是一种半新半旧的人，我发现我和悦然的爸爸，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就是半新半旧的人，很多新教育都接受到了，但我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封建的。我们的脑后……就像马克思当年评价歌德一样，拖了一条封建的辫子。”
对于“城市”的书写我们这代人没办法了
莫言说直到现在对北京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异乡感，“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也有一种不能认同的东西，昨天我坐地铁听到老头儿说，两天没出门，我就不认识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认识也不全），也是他家周围那一点儿，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阳区，也会找不着路。何况我们是在乡下成长的。现在回到我的家乡，也是陌生的，现在的高密乡和我记忆里的高密乡差别太大了，而且我小说里的高密乡本来就掺杂着很多童年的想象，现在回去发现和童年的家乡、小说里的家乡都不一样，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故乡的人。”
对很多批评家都期待莫言能写一写变化后的高密或北京，莫言说，“变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样的，批评一个作家，老是写乡村记忆、喜欢写乡村记忆，恐怕这是我们这代作家的通病。我想想，今年的长篇小说，不都是乡村记忆吗？苏童的《河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艾薇的《风和日丽》，都是过去的乡村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而且这些乡村也都是半虚构的。”
对于“城市”的书写莫言感叹道，“可能我们这代人没办法了，尤其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就跟自己的过去勾连到了一起。而写城市记忆的，像悦然这一代，即便往后追，也就是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上限是我们的下限，他们的上限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恰好这一段就是我们的下限，我们的记忆到此为止，往后这段生活很难直接进入我们的作品中，这也是我反复讲过的，作家更替的必然性。”
(实习编辑：陈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