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永锋

　　刘鉴强30 多万字的《天珠》，写的是几个藏人的传奇故事，其中每一个人都内心丰富、信仰坚定，都有充满戏剧性的生命历程。今后一段时间，《天珠》估计会成为了解藏族人的必读书，它写得如此易感和易认，以至于读者很容易“从里向外读”。

　　我清晰地记得，2005 年12 月，在四川康定一间巨大的会议室里，仁青桑珠拿起手机“直播”北大校长许智宏表扬他家乡西藏昌都贡觉县孜荣村村民自觉保护环境的讲话时，我和刘鉴强都在现场。4 年之后的2009 年12 月份，我坐在孜荣村的火塘边，仅仅花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刘鉴强30 多万字的“非虚构藏人传奇”《天珠》。里面写的，正是仁青桑珠等人的故事。

　　只懂藏语的仁青桑珠，当时拨通家乡的座机，而他家乡的人们，围在座机前，听着似懂非懂的“汉语式表扬”。这样的场景，我当时没起任何反应。而刘鉴强起反应了，他从此开始追逐藏人故事，整个2006 年，似乎都是他的采访年。他追着仁青桑珠的弟弟嘎玛桑珠—当今藏东康巴商业界的“天珠王”、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秘书长，采访了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把他的人生经历问了个底朝天。他追着仁青桑珠，这位天才的画家、诗人、无师自通的藏医、自修自学自觉自为的民间环境保护主义者，逼迫他用极其艰难的汉语讲述生命的传奇，让他讲出了“用黑羊毛和白羊毛编织的故事”。他也追着哈希·扎西多杰，这位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藏羚羊卫士”索南达杰当年的助手，把他内心隐秘的所有酸楚和理想全都翻腾了出来。他更追着木索·罗桑尊追，这位写歌词的司机、心灵修行者、云南迪庆藏族文化的保护者，把他生命笃行中的所有困惑和喜悦全都晾晒在阳光下。

　　让我颇为尴尬的是，刘鉴强所写的人物，我几乎全都认识。或者说，我们几乎同步认识了这些人并与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但我似乎从未涌起过写一写他们的冲动，更没有他那种翻箱倒柜的才能，穷尽每个人的传奇，誊录每个人的生命轨迹。读完《天珠》—2009 年7月面世的香港中华书局繁体版，或12 月面世的西藏人民出版社简体版—嫉妒的火焰又一次在我心中升腾，我决定利用每一个写书评的机会，笨嘴笨舌地向朋友们介绍一番，以让我澎湃的心能够稍微平伏一点。[NextPage]

　　最让人尴尬的是我也写人物，有一阵子我向人吹嘘，说我写人物，是“由里向外写”，而许多人写人物，是由外向里写。由外向里写是通用的记者式写作法，花了几个小时对一个人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回家就动笔写下成千上万字，这样的后果是把人物写得很单薄，缺乏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热爱。而我所习惯的“由里向外写”，是在几乎不采访的状态下，与某个人浸润在一起，因为业务也因为爱好，于是，这个人的各种生命细节就会陆续在我眼前呈现，等到有一天我觉得身体的各个毛孔都吸收足了，才会信手写一写某个人物的故事；它的基础是既从技术上理解这个人，也从情感上认同和支持这个人。经常暗暗觉得能做到如此这般水平已是相当了不起了，备感骄傲地翻阅着发表出来的文字，美滋滋地喝上几口乌龙茶。

　　然而读完《天珠》之后，我才明白，刘鉴强才真正掌握了“从里向外写”的最高境界。

　　刘鉴强原是《南方周末》记者，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报道，获得过许多国际知名的大奖。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公众最熟悉的可能是《虎跳峡告急》，这篇报道直接减缓了水电公司把世界著名景观虎跳峡淹没在电站库底的狂妄冲动。写这篇报道，他与“金沙江之子”萧亮中结下深厚的情谊；萧亮中英年早逝，刘鉴强为此很是悲伤。

　　《天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以坚忍不拔的采访，把几个藏族人的故事写得出神入化。这出神入化不仅是简单的文字层面，而是来自对这些人生命目标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来自对这些人信奉和参与的事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来自对这些人的喜爱和“追捧”。

　　《天珠》里虽时时出现作者的身影，但作者在里面显然是不重要的，最多起个“串珠线”作用。猛一看这本书像部小说，而且完全是由藏族人演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首先得益于刘鉴强所写的每个人都有充满戏剧性的生命历程，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内心丰富、信仰坚定的人，这样的人与现实社会一交接，必然就会发生无数的传奇和历险、震荡与起伏。因此，从文本体裁的意义上说，剔掉“记者”或者说“采访者”的阴影，让人物主角的故事之河在书里自由流淌，于读者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刘鉴强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他偶尔出现，但身影极淡，形象极为卑微，他把所有的领地，都让给了他的朋友，那些活在现实与活在虚构中同等重要的主人公。

　　刘鉴强显然充分掌握了把“非虚构作品”写得像“虚构作品”的那种“不着痕迹”的技巧。或者说，他虽然强调这是“非虚构作品”，因为现实的虚构性远超小说家们的虚构性；但他精心地把作品写得像小说一样灵巧好读。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作者的“客观能力”极强，所有的行文都是从读者的角度去考虑，作者好像根本不存在，作品好像全是天然生成。这就让《天珠》里的文字表现得极为生动，又极为平静，许多段落分明就是一幅中国文人最喜欢的山水画。

　　《天珠》的出现还证明了另外一件事的难得，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应当互相理解，所有的文化都应当互相通融和共生。你的生命经验可能一时让你无法领悟他人信念的意义，但你完全可以把你的心胸打开；你的眼光可能局限了你的举止，但你同时必须相信“另一个区域”出来的人的所有举止都源自真诚。刘鉴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由里向外写”。

　　作为一个山东人，他去写藏族人的生活，却好像是在写自己的生活那样轻车熟路，那样自信坦然，那样内生和自发。这时候，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写作的技巧，也不仅仅是采访的深入，而需要你的心能够和你的写作对象站在一起—这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优秀作者的必然前提，有时候，我把这种能力称之为“灵魂附体”，把你的灵魂，附到别的人体上，也让别人的灵魂，附到你的体上。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