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郭敬明带着他七天一百二十万册销量的《小时代二点零》把二零一零年年度图书第一名又一次收入囊中。自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国同步上市以来，不仅一百二十万册首印告罄，原定四万册限量珍藏版也被抢购一空。上市一周的井喷式销售让从事出版行业多年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安波舜也很惊讶。

　　据说，他的《最小说》高居二零零九年度中国文学刊物榜首；据说，精装本才卖九十九元的《小时代二点零》平装本却被零售商炒卖到三百多元，市场的火爆远远超过了出版商的预期，许多孩子买不到他的新书在地上哭。对此，有人说：“无需从文学考量，郭敬明对于江河日下的图书产业来说绝对是一粒市场春药。”

　　郭敬明是图书市场的“一粒春药”，此种评价可谓到位和中肯，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但是，成为了图书营销市场上的“一粒春药”的郭敬明会不会同时成为“毒药”呢？从表面上看，是“春药”，但是，能这么一直发挥“春药”的效力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就笔者的观点，在郭敬明成为图书市场“一粒春药”的同时，恐怕离“毒药”的距离也不遥远了。

　　道理很简单，即使是“春药”，在图书市场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单一地以发行量论输赢，不要忘记了还有口碑和文学的精神。离开了文学力量支撑的发行量“春药”，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利益游戏罢了，是作家的投机和市场力量合谋的怪胎而已。

　　应该承认，商业社会的巨大物质利益诱惑不但对普通公众，就是对作家也产生了诱惑的力量。君不见，很多作家甘于为利益所俘虏，心甘情愿地为市场而“创作”，甚至有的作家一味地迎合读者和出版商，已经把文学当成了攫取利益的筹码和工具，把文学弄成了“垃圾场”的产物，引来了众多诟病和不满。

　　但是，少有对此的反思和自责，不少作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论文学的精神丢失得多么彻底，无论自己操弄的是不是文学，都仿佛是与作家无关的事情，只要有了发行量，只要有了利益的获得，似乎就足够了。正是在这样的乱态下，郭敬明成为了图书市场的“一粒春药”。

　　虽然郭敬明遇到了抄袭门风波，虽然他与他的伯乐是非恩怨难说明，但这些“四迷”们依然不折不扣地支持他，支持他主编的《最小说》，支持他签约娱乐公司，支持他当长江文艺副处长，支持他出版的每一本书。如此的现象，在笔者看来，不是作家的神话，是娱乐的神话，是盲从的产物。从根本上说，郭敬明已经与文学无关，仅仅与偶像有关。

　　同为“80”后的作家韩寒因不配合新书宣传，让不少发行商大伤脑筋，有的甚至暗示韩寒，“偶尔也应向郭敬明学习一下。”但是，韩寒的姿态是“不签售，不讲座，不为新书做任何宣传活动，不制造话题炒作自己。”相比之下，在笔者看来，郭敬明成为图书市场的“一粒春药”，就有了鲜明的区分，而“春药”说正为文学精神的丧失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再多的发行量，再多的利益获得都有可能成为过眼云烟，惟有作家责任的坚守和文学精神的呵护，才是社会和公众之幸。而这是“春药”无法企及的愿景。

　　当越来越多的作者愿意成为市场上的“春药”时，就意味着文学可能面临被艺术殿堂遗弃的危险。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