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中强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下一些作家放弃了对都市价值的追寻，使他们在接受、安享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成果的同时，却又在精神上时刻保持着逃离的姿态？

　　一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都市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在政治家眼中，都市是政治中心，是一套完备的机构、组织和体制；在经济学家眼中，都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交换空间、分工、效率、商品、货币等各类经济要素的综合显形；但一种更具普泛意义的都市概念，则是一种感性化的世俗物质空间：是林立的高楼、绵延的立交、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街景；是银行、证交所、咖啡屋、酒吧、名牌服装、新式汽车、足球赛、人头马XO及各类用现代名义的帐幔披挂起来的欲望。当然，都市尚有一种能制造“空间”的物质空间——发达的电子媒体和各类声光技术使人们摆脱了自然物理空间的限制，虚拟了人们的此时此在，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几乎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件，乃至当代科技所及的外层空间。

　　这类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物质空间，正是当下作家用以营构其特定的文本“格式”——“都市性”的建材。那些文本中的都市物质空间，是都市人赖以活动的场所，是标示其现代性征的身份证。在邱华栋的《平面人》中，都市不仅成为后现代平面人生的真实写照，亦是现代价值追踪者试图逃离“平面”的出发点。小说的场景多置于都市的傍晚至午夜，是都市后现代色彩最浓烈的夜生活时段：在都市里，所有一切皆被量化、数字化。人是早已被设计好的程序里的一个编码，都市成了“完全是一个平面化的世界”，都市人则是“苍白和被削平的一代”。于是“逃离”便成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须臾不离口的话题，然“实际上，他们都明白，他们很难离开这座城市”。“那我们还能去哪里？”于是，邱华栋在另一篇小说《手上的星光》中，让女主人公林薇在其名片的地址栏中赫然写上“在路上”。“在路上”似乎最明确地标示了出走者或逃离者现时所处的价值心理位置——他们奔往想象中的精神家园。家园何处，是否存在，有无现实操作意义？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得走下去”。

　　二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下一些作家放弃了对都市价值的追寻，使他们在接受、安享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成果的同时，却又在精神上时刻保持着逃离的姿态？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缺少现代都市的经验。作为中国最早崛起且最具完整意义的近现代都市上海，其出现至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根本无法与几千年的乡村社会所留给我们的文化积淀相比。况且它的出现，并非中国社会内部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是一种饱蘸着血与火的硬性植入，是一段夹缠着民族耻辱和现代文明发育的双重历史。

　　在中国，第一批领受近代城市训练的市民，大多来自乡村社会（包括知识者本身），带着深厚的中国乡土文明经验，从而在上海构成了如罗兹·墨菲所描述的，一种奇特的亦新亦旧的“都市乡村”的文化景观。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城市则是一个暧昧的话题。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都市的价值坐标因市场功能的淡化而无从建立，乡村的价值源泉反因政治话语的助力而得到彰显。其间为数不多的城市文本又局限于“工业题材”、“财贸战线小说”等这类狭窄的领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体，而非本真意义上的城市意态描叙。至于昔时都市上海所经历的一切，则经意识形态的过滤，被滤去了其作为近现代文明窗口的示范效应，而只剩下了销金窟、名利场、冒险家的乐园、青红帮的势力、四马路的妓院、大马路的跑马场、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园禁告示等这类作为阶级压迫、民族屈辱代符的都市概念。这类被筛选的都市概念，不仅被充当了政治教育的课本，亦被结构在文化心理中，无意识地影响了几代文人关于都市的想象。

　　故而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缺乏深厚的都市文化底蕴。在以往众多的文化思考中，我们总能在积淀了几千年的乡村阅读中，玩味出诸多“深刻”的道理，然而短短的一段近现代都市历史，则是被民族话语或政治话语“格式化”了的文本。今天，当都市以其应有的经济、社会、文化涵义突然崛起在我们眼前，我们似乎无法从现存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抑或从对传统的原始记忆中获得一种足够的心理支撑力量，来直面当今的都市化转型。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