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慨

瓦普察洛夫

　　他殉难于法西斯政权的刑场，在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成为文学圣徒，如今虽历经时代巨变，仍然享有尊荣。

　　1942年7月23日，在被枪决前数小时，他写下遗作：“遭到刽子手——再遭到蛆虫，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然而，诗人可以战胜蛆虫，甚至可以穿越意识形态的波峰浪谷，走向不朽。

　　保加利亚这些天正在举办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该国大诗人尼古拉·约科夫·瓦普察洛夫（Никола Йонков Вапцаров）诞辰100周年。

　　盛大的纪念

　　12月7日乃瓦普察洛夫诞辰，保加利亚总统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前往黑海港市瓦尔纳，出席在该城国家海军学院举行的纪念仪式，先阅兵，后与国防部长一起向瓦普察洛夫塑像献花。瓦普察洛夫早年毕业于该校，1949年，学院曾更名为“尼古拉·瓦普察洛夫海军学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在12月14日达到高潮，索非亚的国家大剧院当天举办了盛大仪式。

　　在此期间，为期两天的瓦普察洛夫研讨会在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国家文学博物馆和索非亚瓦普察洛夫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专题展览。索非亚通讯社报道，本次展览展出了瓦普察洛夫的“无价遗产”，包括其笔记、诗稿、档案、照片、肖像画等，其中一些展品，如“灰色笔记本”、“蓝色笔记本”、《马达之歌》的手稿、写有其杰作《历史》的“褐色笔记本”，以及他海员时代的“海军蓝笔记本”等，均系首次对公众展出。[NextPage]

　　保加利亚同时发行了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面值0.6列弗（约合人民币3元）。该国曾于1952年诗人殉难10周年，及其诞辰50、70和75周年时四度发邮纪念。

　　瓦普察洛夫的侄女玛雅·瓦普察洛娃编导的纪录片《你可曾记得》也于日前首映，以54分钟片长，追述叔叔短暂而多舛的一生。

　　保加利亚文化界则向马其顿同行再度反击，因马国部分学者长期以来声称瓦普察洛夫的母语是马其顿语，瓦普察洛夫是马其顿诗人。班斯科的瓦普察洛夫博物馆馆长加拉比察·托德娃反诘：既然瓦普察洛夫的母语是马其顿语，那为什么马其顿还要把他的作品从保加利亚语翻译成他的“母语”呢？

　　瓦普察洛夫是得到最多外译的保加利亚诗人。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60余种语言，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中国于1953年首次出版了林繁、圭木从英译本转译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此后直到1970年代，瓦普察洛夫诗集多次出版、再版。但如今在我国，他的名字已少有人知。

　　战斗的一生

　　1909年12月7日，尼古拉·瓦普察洛夫生于保加利亚西南的班斯科，父亲曾参加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解放战斗，母亲毕业于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给小尼古拉播入文学种子。1926年，瓦普察洛夫入读瓦尔纳航海机械学校，有机会衣食无忧，却在毕业后甘当劳工，意欲以文学描绘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反映20世纪的一大悖谬：他既要发现机器中潜藏的浪漫，也要呼唤一个更平等、更美好的新世界。

　　1933年，瓦普察洛夫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称保加利亚共产党）。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法西斯德国结盟，瓦普察洛夫加入抵抗运动，并大力宣传斯大林对保加利亚的统战政策，终于被捕，连遭酷刑之后，以“煽动罪”被处枪决，不得上诉，并立获执行。

　　瓦普察洛夫的诗人战友、曾和他共同坐监的姆拉杰恩·伊萨耶夫在战后回忆：“四个月中穷凶极恶的警察总署的审问员严刑拷问了他。他们用绳子把他捆了七次，把他摔在地板上，用橡皮棒和木棍打得他昏过去。当他们打累了的时候，就把他按到一个特制的电刑器上，通了强烈的电流；而他们便带着暴虐狂的心情注视着他身体的抽搐和骨头的凸出来……”

　　有一次，瓦普察洛夫悄悄对伊萨耶夫说：“即使我自己愿意死，他们也不容我选择，这些猪猡……”

　　“意识形态无法抹杀他”

　　共产主义时代的保加利亚奉瓦普察洛夫为圣徒，他不仅成为文学的丰碑，其塑像亦现身全国城乡。去世十周年时，保加利亚给他追授了国家和平奖金一等奖，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与金质奖章评议委员会，也决定颁发名誉和平奖给他。瓦普察洛夫是保加利亚迄今获得此奖的唯一一人。

　　索非亚瓦普察洛夫博物馆馆长卡佳·佐格拉福娃在接受保加利亚国家电台的采访时说，“八九巨变”之后，某些自命的瓦普察洛夫专家意欲贬低他，声称他不配享有保加利亚文学的最高荣誉。“保加利亚读者是通过《马达之歌》发现他的。”佐格拉福娃女士说，“这本诗集出版于1940年，当时既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也未得到某些组织或其左翼同志的推广。所以说，瓦普察洛夫是被普通人、被他的读者发现的。因此，没有哪种意识形态能抹杀保加利亚人对瓦普察洛夫的爱。他的作品温暖而富于同情心，他的观念是极其人道主义的。然而，不论他诗作的风格看起来怎样朴素、易读和容易接受，它们实际上都承载着深刻的信息。”[NextPage]

　　佐格拉福娃认为，年轻一代对瓦普察洛夫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尽管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她说：“今天的年轻人更具怀疑精神，初读瓦普察洛夫时，他们认为他天真浪漫得难以置信，认为他那种乌托邦幻境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生活不会像他写的那样，变得‘比歌更好，比春日更美’。所以，年轻人一开始是带着怀疑的暗笑读他的，但渐渐的，对他的喜爱会不断加深。他的作品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弥漫的仇恨，以及现代生活的非人化，并将这些与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堕落比照。为了我们要对人类抱有希望这样一个信念，他奉献了整个生命和全部作品。”

　　“是的，我还要歌唱！”

　　关于瓦普察洛夫的“信念”——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只是政治信仰——佐格拉福娃女士今日所言显然是对的。在名为《信念》的诗中，瓦普察洛夫写道：“我生活着，／劳动着，／并且勇气十足，／尽我可能，／我来写诗，／面对那阴郁的生活／我毫不害怕，／并且我不打算／对它让路！／／我和生活争吵啦，／我和他有账算；／但你不要以为，／我厌恶这生活，——／正相反！／直到最后一口气，／只要我活着，／在它那粗野的铁爪中，／我还要歌唱，／是的，我还要歌唱！”（张铁弦译）

　　他确在诅咒这腐败的、恶毒的生活，并且诅咒历史——如著名的《历史》一诗：“我们像秋天的苍蝇那样死亡。／女人们哀悼死者。／她们的悲痛化作了歌唱——／但是倾听的只有那荒野的绿草。”他愤怒了，“我们曾经怎样地用希望来安慰自己！……／但是铅一样的天空越压越低。／灼人的热风恶意地嘶吼……／直到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汤永宽译）

　　在尼古拉·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生出希望——不只有保加利亚人和他们的好邻居马其顿人尊奉这位大诗人，中国读者也能以全新的视角重读他的诗作，让年轻人体味，他们该以怎样的信念面对生活。

　　瓦普察洛夫以32岁之躯，死于行刑队的枪弹。他写于殉难当日下午2点的最后一首诗《就义之歌》：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战斗，正象人们所说的，是史诗。／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遭到刽子手——再遭到蛆虫，／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可是，我的人民啊，因为我们这样的热爱你们，／在暴风雨中我们必将和你们在一起！／（吴岩译）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