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慧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别号“蠹鱼头”，曾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今年初起担任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三十几年旧纸堆里快乐游走，吃进粉尘、吞下铅字，拼出一张台湾旧书店的活地图。地图坐标无数：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台湾旧书业由盛而衰，直至今天东山再起；从台北到上海至北京，两岸旧书店风貌各存，是和谐声部抑或刮耳噪音？这也是一部对照记。
梁文道曾经说过，旧书市场不是说有就有的，至少需要两代人的积累。从这个角度讲，台湾旧书业是不是主要依靠1949年以后大陆过去的文人培养起来的？
傅月庵：你看到了从大陆过来的这个系统，没有看到从日本过来的那个系统。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留有很多日本印记。只不过这一批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文化人，1949年以后都被压制住了，因为后来变成宣扬中华文化，由日本人培养起来的台湾文化是殖民文化。1989年台湾解严之后，慢慢地慢慢地，本地思想又起来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台湾热。所以说，这个台湾热其实是直接衔接到日本文化那边去的，也跟“台独”思想有关——本土的东西被压太久了。大概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那时候中国书店刚好几个仓库大卖，那是一件大事，我觉得中国书店后来一定很后悔拿那么多东西出来卖，档案什么的全部拿出来，很多人去抢啊。只有两个架子没人看，什么“满洲国”巡回书库的，我一看，开玩笑！这东西拿回台湾去不得了！譬如《后滕新平传》，他是当过台湾民政长官的，日本人，在大陆这边是没有人看的，但是在台湾那边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还有台湾农林杂志什么的，“满洲国”都存有一笔啊，还有地图……所以我买回去，后来做“9.21”地震义卖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当然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你说的，像梁实秋他们那一批南来文人，这些文化人过世以后，书都出来了，所以台湾民国书也很多。台湾旧书业市场的形成，来源大概就是这两个系统。
您说自己十五六岁就开始逛旧书店，台湾旧书店的集中地先后有两个：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您喜欢去哪里？
傅月庵：逛光华商场。先讲一个笑话你听，讲我为什么会逛旧书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又超爱看书的，所以小学的时候，课本发下来，第一天我就已经全部看完了，顺便把姐姐的也拿来看一看，但是只看文史的，算术那种——唉唉唉那个就算了。念完国中以后要考高中再考大学啊，我是去念了一个叫做台北工专的专科学校。那，我为什么会去念那个？我明明理工科不行啊！都是因为虚荣心作祟！念国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在一起玩的同学都很优秀，结果高中联考考下来，他们都考到了前三志愿，我一考考到第四个，因为算术考了46分（总分120分）。那他们都上前三了哎，我就……还好，考专科的时候，我数学是96分——为什么会考96？因为两边考试不一样，联考是手写，考专科是用电脑，只考选择题，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考到96分的！那我就想，台北工专是台湾最好的专科，也不会比那个什么前三差很多啊，就这样考去了！一进去就——完了！不得了！垮掉了！真是侯门一入深如海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个工专要念五年，一、二、三年级还好，还有文史课，三年级以后工科逐渐加重，什么钢筋混凝土啦什么土壤力学啦结构力学啦，通通垮掉！上课听不懂，那我就剩两件事情啦：打球、逛旧书店。台北工专就在光华商场旁边，每天我连便当也不吃，早上光华开门了，就进去，买一本书，上午课看完；中午，再去买一本，下午课看完。就这样，五年里面大概看了三四年，而且我念了六年哎，还留了一级。
结果就是，对光华商场我了如指掌，以至于好多年以后想起来，哪一本书在哪家店的哪一边的哪一层，全部清清楚楚。后来当了蠹鱼头，光华还是常常去。有人想要找什么书，我就跟他讲，光华商场下去以后，靠右边的摊子，往前数，第五家，往右转，右边那个书架的第几层，书就在那里。我本来以为人人都这个样子，后来才晓得，我才是这个样子。包括后来同学要找黄色书刊，都是我帮他们找的。还买字典，慢慢看，因为太便宜了啦。还买了一套《源氏物语》，日文的！我哪懂日文！就因为封面很漂亮。
您刚才说到的黄色书刊是那时候禁书的一种吧，贩卖禁书是台湾旧书店的一景呐！
傅月庵：禁书咧，牯岭街和光华商场都有卖。牯岭街的时代，主要的禁书是上世纪三零年代的，主要是“匪书”嘛，共党的书嘛，包括那些“附匪”文人的书啊——只要你留在大陆的、没过来的，当局不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就都是“附匪”文人啦，这些人的书就都是禁书。但如果你要研究中国文学，有些人的书不得不看哪，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是绝口不提的啦，但这本书不能不印啊，怎么办？那就写“本社编”，作者名字都删掉。像郑振铎的《白话文学史》，也是非用不可啊，郑振铎就变成“西谛”，掩耳盗铃就对啦。陈寅恪就更好玩啦，就直接干脆把人家的脚剁掉，叫“陈寅”！这些还算是学术书，还有一些涉及政治比较多的，就是国民党认为“靠！大陆丢掉都是因为你们！”的那些人的书，比如巴金啊茅盾啊这些新文学作家，通通不许看。艾思奇的什么辩证思想也不能看，因为当局觉得你看了会变“左”。牯岭街时代的禁书基本就是这些。[NextPage]
光华商场时代的禁书比较不一样，1970年左右，牯岭街的书摊迁到光华商场，刚好碰到台湾民主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禁书主要是党外杂志。那时候很有名的一本禁书叫《台湾人四百年史》，“台独”大佬写的啊，写的就全是台湾人的思想：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我们早就不是中国人了。还有什么《美丽岛》杂志，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光华商场时代的色情书也开始多起来，牯岭街那个时候的民风还比较淳朴。到光华商场的时候，什么Play Boy啊Penthouse啊日本浮士绘的秘戏图啊，通通都进来了。牯岭街那时候，顶多有个《肉蒲团》嘛，《金瓶梅》就了不起啦，都很古典。牯岭街的时候很少露点，到了光华就全都露啦。两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不过现在连光华也拆掉了，这些都是回忆了。
连光华商场都拆掉啦？那以前在光华卖旧书的人去哪里啊？
傅月庵：他们不用卖旧书啦。原来在光华都是一个一个摊位的嘛，新大楼里面也是给你摊位的，但是他们都不做了，太辛苦了，所以全部都租掉了。光华到后期已经不是以旧书店闻名，是以卖电脑、电子零件、手机什么为主的，像东京的秋叶原。真正还做旧书生意的人就都往南边移，到台大、师大这边，但是，这个时候的旧书店，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意义上的旧书店了。以前光华旧书店都是小小的，一格一格的，就像你们上海古籍书店的四楼，书都摊在那里，老板也不管你，自己翻翻就好了。旧书店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脏、乱、差，环境通风也不好，卫生状况也不好，要上个厕所也是脏兮兮的。
2000年的时候，台大那边出现了一家旧书店，叫“茉莉”。那是一对夫妻开的，那个老公以前是“7-11”的店长。因为书店是家族企业，传到老公这边了，那好吧就不当店长了，跑来继承家业。他有新概念，觉得原来那个旧书店的模式不好，他的旧书就弄得整整齐齐的，分类上架的，书进来都用酒精擦过的，还发会员卡，还有促销活动。
这样的两个人跑去台大那边开书店，连装潢都号称要用诚品的装潢，足足花了一百万人民币。店里还有一张桌子，你如果逛累了，可以坐在那边歇一歇啊，拿起书来看一看啊。以前的旧书店，一来地方很小，二来如果你在那边一直翻一直翻，老板是会不高兴的。而且，如果你翻翻翻，觉得哎呀怎么这本我有了，还给老板，他还让你退喔！还有！我那时候就跟老板讲，你们这家旧书店，最大的功德，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厕所。所以他这个旧书店，是台湾旧书店的一个重要转变。后来大家再开旧书店，就变成纷纷都要装潢啦，书回来也都要分类啦整理啦，基本上就是开始用新书店的概念在经营旧书店。
另外一个改变是——经营旧书店最难的地方，不是卖书，是收书。如果没有书源，旧书店就做不起来。日据时期以来，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回收系统。很多人骑三轮车，沿街叫喊，大家就会把旧货拿出来卖给他。所以呢，要开一家旧书店，首先就要打入废品收购站。可是废品收购站是有地盘的，因为旧书店也都是父亲传儿子嘛，所以也都知道哪一家收购站是谁的，逢年过节，旧书店老板都要跟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打点喔，所以新手不容易打进去。到了大概九零年代吧，这个旧书回收系统就崩溃了，因为收废品的人都老了，这工作那么累，又没有儿子要继承，收破烂的人不要他儿子跟着收破烂啊！这些人没了之后，开一家旧书店比以前简单啦，有人会把旧书直接送到你店里来卖，或者给你打个电话，让你到他家里收，这是一个解放。要开旧书店，只要名头够响，够勤快，大家都信任你，就OK啦。
还有一个状况。以前的旧书是谁的呢？都是家里老先生去世了，小孩子也不懂，就便宜卖过来了。在台湾，这种状况的书，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九零年代，都比较多，九零年代以后咧，一个是老先生也没得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是懂货的人多了——家里的书都只进不出了，太平盛世嘛，旧书是不会流出来的，除非是那些炒作的、想赚钱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旧书业就是老书少了、古旧书少了，二手书比较多。
除了有干净的厕所，消毒过的旧书这些形式上的改变，台湾旧书店的社会参与意识很强嘛，像这次“8.8”水灾，很多旧书店搞慈善拍卖。
傅月庵：你要人家把书拿来给你，就要不停推动环保、公益概念，人家才会想说旧书不要丢掉，拿到你这边来啊。因为毕竟，把书拿到你这边来，还要走一趟路咧。所以台湾旧书业要提倡环保概念，你的书不要了，还可以提供给下一个人，不浪费资源。每年年底，旧书店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收书，配合年底大扫除。
公益概念更有说服力。比如一家旧书店，找一个专门照顾唐氏症小孩子的基金会。旧书店打出一个口号：你清一本书，我就捐一块钱。你拿十本书来，我就捐十块钱，假设我三块钱买你十本书，你再把这三块钱捐出去的话，那我就再加百分之三十的捐款，总共书店就会捐十六块给唐氏基金会。对于旧书店来讲，这既是利益所在，又变成一个善意行为，所以这个模式就会良性循环下去。后来开旧书店的，通通都变成提倡环保和公益了。[NextPage]
在大陆，旧书店老板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不会替消费者考虑。因为可能花十万买一本书，转手二十万就卖掉了嘛。只要大款来就好了，普罗大众不重要。可是要撑住一个行业，绝对不是靠大款。书店本来就是服务行业，而且有文化传播的意义。没有社会意识，你就去做别的嘛，不要跑来开书店啊。
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确定位，怪不得现在台湾的旧书店比新书店容易做。
傅月庵：这也跟台湾出版业的变化有关。大概在九几年的时候，台湾出版业想把整个华文市场整合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大陆这边的图书是不开放的。但是这个门开了，印书翻新的频率就很快，而且网路出现以后，印书的门槛就变低啦，自己设计封面，自己排版，也是出书嘛。出书这种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又是很大的诱惑。这样量就多了，量多了以后发生一个问题：书的生命周期变短了，很快就到二手书店里去了。台湾有很多很爱读书的人，你书出那么快——问题是，房价那么高，大家又买不起大房子，只好住小房子，书越买越多，没有地方放了啦。所以这些书要到旧书店去。很多杂志啊漫画啊，地铁里看完就丢啦，我这次来，看到大陆也开始变成这个样子，库存越来越多，大家开始甩书啦。这样一来，台湾的旧书店就划分了：主要以卖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内的书为主的二手书店；卖线装书啊老版本的古旧书店。因为台湾市场不是那么大，古旧书店反而比较容易打入大陆市场。目前台湾有两家，在大陆拍卖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的，有一间叫做旧香居，女少东是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法国留学回来接家业。另外一家叫百诚堂。
眼下在台湾，新书店比较不好赚钱，大家觉得去旧书店逛反而比较有趣，这跟购买行为的改变有很大关系。网路出现以后，很多人都不用再去新书店了，以前去新书店，十个里面大概有四五个是老师指定买什么书，或者是我要买什么书，是有目标的搜寻。那这种有目的的搜寻，网路上是最方便的嘛，而且在网上买便宜啊，所以抱有这种有目的去新书店的人就越来越少啦；再有一个，新书店再大，也容纳不了所有的新书啊，所以无目的逛书店的人，新书店是满足不了的。去逛旧书店的话，大家本来就没有目的，碰到好玩的才买，淘宝心态。而且，旧书店的价格低，新书店价格高，所以现在台湾人包括年轻人、小孩子，都会逛旧书店。
台湾、香港、北京、上海这四个城市里，您最喜欢在哪里淘旧书？
傅月庵：要看是对什么人，对年纪多大的人。我不能当样板，因为我会在每一家书店找到我想要的，哪怕这家旧书店再烂，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带走某本书。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版本，比较喜欢能够捞到宝的，大陆这边毕竟还是大，尤其是在北京，只要够勤劳，总能找到宝贝——当然要找民国书现在不大可能了，但至少“文革”前的书，找起来还很容易。石家庄那些地方都有很好的。上海这边的旧书资源其实比较弱，没有北京强，但是西书资源比北京多，我在城隍庙看见过有人拿洋书出来，很好很好的外文书。其实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的旧书业，之所以能够撑住，是靠网路上那一群人的炒作。台湾人买旧书，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大陆呢，十个人里面大概有一半是要炒书的。炒作能够炒多久？不晓得。大陆旧书店，没有几个是给自己定位的。像周作人的书，大家一直拱一直拱，就拱热了嘛。所以在大陆，是网路带着旧书业走，带着一部分大款走——普罗大众是进不到这个系统里面的。香港的问题是，市场小，而且后来大陆跑到香港去收东西，这样子香港自然就被大陆市场吸进来了。相比之下，台湾旧书业有自己的定位，是书店在引导网路。
您说过，台湾旧书业是台湾的一道眉毛，失去一道眉毛，人就变得呆滞。相对于整个台湾文化而言，现在的台湾旧书业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傅月庵：牯岭街时代的台湾旧书业，是台湾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因为那个时候戒严，书不太好出，所以有的人会把牯岭街当成一个出版资源，翻译很多旧书；到了光华商场时代，整个旧书业是在往下面走，大概整个九零年代，台湾旧书店越来越少。1997年代时候我当蠹鱼头，让大家把台湾所有的旧书店写上网路，总共不到一百家。2000年之后，台湾旧书业又开始往上爬了，现在大概一百五十家。但是跟以前牯岭街、光华商场时代都不同，这个时候的二手书店，有独立书店、个性书店的味道，往现代化走。譬如两岸三地的文化人到台湾去，新书店一定要逛诚品，旧书店就一定要去旧香居了，因为旧香居除了服务本地，还会像以前北京琉璃厂一样，把书送给你看，你再决定要不要买。旧书店变成了台湾文化的一道风景，而且台湾旧书店适应各种年纪的人。像上海旧书店，年轻人会进去吗？不会的啦，都是老头子进去。可是在台湾，上午的时候，妈妈会带小孩子看绘本；下午的时候，老先生带着老太太去找他们青春时候的书；学生也会去找当下最流行的漫画。台湾的旧书店是多元的、独立的、立体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