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鹰

　　从脚往下看的“高度”

　　近来，中国文坛的又一档热闹事，就是关于当下是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争。虽然直接介入争议的人士并不多，但这“高—低”之争，还是很牵动个中人的神经的。

　　我是不敢苟同所谓“高度说”的。立说不仅要有根据，而且要讲道理。对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做总体判断，无论如何不能如当下个别批评家“飚捧”某些作品那样率性。“高度说”的倡导者举出了几位作家的几部小说，列了四点理由，就打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旗子，当然不能服人。姑且不论这几部小说是否真达到了中国小说的“前所有未的高度”，单就中国文学文体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而言，这个“高度说”也是无立足处的。

　　那么，是否中国文学在当下跌进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呢？同样因为中国文学的历史丰富性，我也不敢附和。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我的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写作）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结构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现为作家在创作上精品乏见、作品影响力衰微，也表现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低落和批评影响力衰微。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看当下中国文学的非常低谷状态。

　　商业化对文学全面渗透，唯钱是图在文学创作中主流化。当下中国作家，享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非常富裕的经济环境。但是，令人悲叹的是，坚持严肃写作、为社会民生写作的作家群体，严重萎缩，“为人民币服务”已经成为一些作家公开的“写作秘密”。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包涵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为商业浸蚀，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恶俗化趋向，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突出表现。

　　在严肃文学作家中，不排除某些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岛写作”。对于这些“孤岛作家”，他们的写作似乎不是为广大的读者服务的，而是为某些批评家服务的。“孤岛写作”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们割断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脐带，他们或者用咀嚼自我内心有限资源的办法进行写作，或者以玩家或技师的手法“处理”现实。因为缺少生活的滋养，他们的写作缺少真实的内容而走不出极端自我复制的死穴。这种文学低谷现象，局外人看得很清楚。

　　当下批评家群体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这种批评的“新状态”，不仅导致“批评话语权”集中到少数“权威”批评家手中，而且导致批评独立性的整体丧失。批评被整合在文学市场的生产-营销体制中，成为文学商品的促销机制。活跃于文学市场的批评家们持续不断地炮制着“高度作品”的文学经验，将中国文学现场打造成一片永远的群星璀璨。但是，与少数批评家高调“唱盛当下文学”相反，近年来的新闻调查（凤凰网对所谓当代文学垃圾事件和这次关于中国文学高度论的调查）一再证实了民众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强烈不满。那些操控批评话语权的批评家们，在为文学市场繁荣推波助澜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同时建立起读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接受和认同渠道呢？批评如此失效，不也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一个基本表征吗？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在国际上并不知名而数十年安静写作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瑞典皇家学院公布的颁奖理由是，“赫塔·穆勒的文章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她获奖的理由是因为她的创作与历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样，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同情，准确讲，她代表了当今世界的良知和理想。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否应当从赫塔·穆勒的获奖中获得一点有益的启示呢？

　　在当下中国，有没有赫塔·穆勒式的作家呢？我认为是有的，在病中苦耕20余年创作《野葫芦引》四部曲的老作家宗璞就是一位用生命为中国的抗战史写作的优秀作家。她作品中的醇厚的文化气质和深刻的仁爱精神，是当下中国文学所缺少而特别珍贵的品质。

　　明明中国文学在当下处于非常的低谷状态，为什么还有批评家出来主张“高度论”呢？这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们的批评家在他所谓的“中国的立场”上看出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立场”赋予我们从脚往下看的权力，所以“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这位批评家从他的脚往下看到的“高度”。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