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维华 蔡晓玮

1909年11月13日于苏州虎丘的南社雅集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柳亚子，中排左起第二人为陈去病

　　于今而言，文人结社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一般，只在史籍钩沉与章回小说中留下一些依稀的碎影，比如东林党，比如几社、复社——而离当下最近的，则是南社。

　　今年是南社的百年诞辰，一百年前的1909年岁末，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发起成立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社团组织——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其成员被认为囊括当时“中国半数的知识精英”，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诗友柳亚子，更有辛亥革命的干将、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精英，也有文坛领袖、书画巨匠，如于右任、鲁迅、李叔同、苏曼殊、黄宾虹、林庚白、马君武等。“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沈立人在前不久的南社百年研讨会上说。

　　南社所延续的“几复风流”并非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风，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猛士气概，南社风流中有一种文化风骨在传承，这样的精神不仅对当下知识分子如何自处提供了一次反思与反省的镜鉴，更是一种需要汲取的精神资源。

　　认识起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风骨

　　“最需要各位帮我澄清的是，南社绝不是一个饮酒作诗的文学团体，它和中国近现代史息息相关，更是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南社第二任社长姚石子之子、南社纪念馆发起人姚昆田前天在上海文史馆所做的南社百年纪念讲座上反复强调这一观点。[NextPage]

何香凝 画作 

　　值清末中国社会巨变之际，南社立意便在“革命”二字——在南社酝酿阶段，南社创始人陈去病与高旭等人游虎丘，陈去病说：“南社组织之原因，根于皖、淅事败，同志星散，故欲借文字以促进革命之实力。”1909年11月13日，南社正式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除三位发起人，最初的成员还包括黄宾虹﹑蔡守等，其后社员达1180余人，加上分社成员，总数达两三千人。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

　　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罗时进认为，讲南社，不能不讲到南社成立之前陈去病主持的神交社，神交社具有强烈的继承复社、几社精神，再现“几复风流”的政治倾向。“我们应清楚地知道，在明末清初民族主义精神高涨时期，‘几复风流’不是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风，而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猛士气概！”这实际上正是南社的精神基础，陈去病在《南社雅集小启》中曾有“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的呼唤。南社的成立就是与北方满清统治相对抗、“反对北庭”。陈去病的“彼南枝”语出古诗十九首“冀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同样也是一种“南”情抒发。“南”字不仅是“江南”，在揭示一种精神祈向时，还揭示出一种文化祈向。

　　罗时进说，明末复社的虎丘大会是有巨大影响的，在南社创始人眼中，虎丘不是一处名胜，而是一个政治标志和文化符号，而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张公祠，因明末苏州巡抚张国维抗清兵败后投水殉国的悲壮事迹，也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标了。南社选择在苏州张公祠进行第一次雅集，在文人流风的“形”中，内涵着民族气节同心相应的“神”，“南社首次雅集就是向世人宣示，他们将以明末民族英雄为榜样，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我们认识南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历史功绩：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

　　姚昆田前天在南社百年纪念讲座中展示了他潜心寻访收藏的同盟会中国大陆的分会会长名单，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所有的负责人都是南社社员。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高旭更是身携孙中山的图章，客观上成了孙中山在国内的联络人。“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前唯一的一次秘密来到上海是1906年7月20日，当天，在黄浦江中的一艘法国邮轮上，他接见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南社的领导人们——高旭、朱少屏、陈陶遗和柳亚子。”姚昆田说。

　　柳亚子曾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多年来研究南社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会副会长黄霖认为，事实确是如此，南社成立后，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积极配合，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揭露清朝反动统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诗文。一些同盟会高层领导也纷纷加入了南社，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以及江苏、上海、安徽、山东、陕西等省区的同盟会会长或主盟人都加入了南社。当武昌起义爆发时，许多南社成员积极投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纷纷独立，都与南社社员有密切的关系。如上海的光复，主要领导就是南社社员陈其美。他曾亲自率领商团及敢死队进攻清军，甚至深入虎穴，攻破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清军的最后堡垒。[NextPage]

《天铎报》曾是南社人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的战场

　　南社成员不仅舞文弄墨，并且抛头颅洒热血，据统计，南社成员中为了革命杀身成仁的知名人士就有23位之多，与众不同的是，这些烈士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宋教仁、廖仲恺、朱少萍……而这些名字，无不见证了这个社团与中国近现代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辛亥革命中，一些南社社员如周实、阮式等被捕牺牲。但辛亥革命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中国2000年封建帝制，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改变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走向繁荣富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南社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与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黄霖说。

　　在其后的讨伐袁世凯复辟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南社社员宋教仁拒绝袁氏的收买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后，终于爆发了“二次革命”。南社社员立即投入讨袁斗争。当时，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去病出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陈其美在上海任讨袁军总司令等，还有更多的南社社员拿起笔杆子，为讨袁斗争呐喊助威。

　　重新评价：分化后的南社须整体把握

　　南社的第一任社长柳亚子曾说，南社是文坛怪物；又说，一部南社史真不知从何写起。[NextPage]

　　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南社内部的分化愈烈，争论不断，相当部分的人对新的形势不理解，有的消沉，有的保守，有的投靠军阀，成为政客，为反动势力效劳，甚至成为汉奸，如汪精卫等人。黄霖在分析南社内部的分化后认为，当时南社的核心力量，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徬徨与动摇，但总体上能与时俱进。

　　在多年的找寻过程中，姚昆田发现南社成员的组成精彩纷呈，“很多年来，我们对于南社的认识都集中在柳亚子一个人的身上，柳亚子当然对南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南社的成员经历太多太精彩了，对南社的评论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姚昆田说。

　　南社成员中最多的是办报的和兴办教育的，前者开舆论之先，客观上也成为了进步思潮的宣传者；后者办学，尤其是近代中国女子学校的创立者，大多是南社人所为。和普通的社团不同，南社成员大多出自世家，家境殷实，因此，南社的活动经费都是社员自己筹措，在办报和办学校上既出钱又出力者众多。“新闻界的成舍我、曹聚仁当年都是南社人，在南社成员中，新闻人有330人，而且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记者，而是主编，既办报又自己写文章。办教育的更多，有350人，比如马君武，当时身兼三个大学的校长。”姚昆田一一历数。

　　柳亚子在十多年后总结南社时曾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可说是文经武纬，都是南社的‘势力范围’。”事实上，除了黄兴、宋教仁是南社成员，国民党内的高官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以及文化大家李叔同、茅盾、苏曼殊、黄宾虹、沈尹默、白蕉等都是南社中人。

　　“作为南社灵魂的柳亚子，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五四以赞成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后来也拥护白话文和新文学。1923年，他与叶楚伧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新南社发起宣言》就说：‘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黄霖认为，南社的社员，大多数是文人。那些即使后来成为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人物，也往往是从文人出身的，所以他们的贡献，除了直接投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外，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南社的主要作家往往钟情于旧体诗词，以此为正宗，有的因此而顽固地反对新文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南社中也有一些人积极从西方的文学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如高旭就很早主张‘鼓吹欧潮’，反对盲目复古。正是受西风的影响，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后来出现了新诗，沈尹默也是最初一批尝试写新诗中的一个。南社社员又积极提倡戏剧改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刊了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曾孝谷、李叔同等改编并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成为中国新戏剧运动的开端。

　　跨越局限：反思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不可否认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南社在历史、文学史上所受的重视不够，茅盾、阿英对此都曾表示过意见。过去有人曾认为辛亥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南社革命不彻底；南社中许多文人作风过于传统，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民国后不少南社成员又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

　　“南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天石说，建国后受“左”倾思想影响，认为南社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资产阶级的团体，众多清规戒律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南社研究非常尴尬。他写的一本南社研究著作，1964年就安排出版，结果到了1982年才获出版。

　　罗时进教授则认为，现在对南社的研究不应受到当初的那种局限，百年间，南社研究自南社人自己开始，其后有盛衰消长，但一条线绵延不断，这条线可以称为“南社学”，“研究南社学，就是向20世纪初的一批文化英雄致敬，南社人在20世纪初以文字播弄时代风潮，抗清反袁，未必非常成功，但他们爱我们的民族，那样勇敢无畏；南社人从民族存亡的高度存国粹，振国魂，其目的与效果未必一致，但其‘夫国而无学，国将立亡’的深痛剀切之感，那样振聋发聩；他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国、爱地方的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是我们最应该守护和继承的。”[NextPage]

　　一些观点认为，今天的文士风骨已成为一种稀有现象，一些经济学家遭受公众空前的质疑，大学校长、教授视抄袭如常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崇敬渐渐烟消云散，而对老派文人的怀念却与日俱增，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声音成了怀旧的主题，而南社无疑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文资源。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景忠认为，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南社的这一精神十分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发扬和借鉴。

　　“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南社成员沈龙圣之子沈立人认为，纪念南社，更让人反思的是当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永久的课题。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