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盖瑞对寒山诗有着出色的译介

　　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这位最后的“垮掉的一代”分子，在杰克·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和《荒凉天使》里分别化身为“贾菲·赖德”和“瓦格纳”，尽管盖瑞从不承认自己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北岛说得不错，“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而成的。若不笑，给人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连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

　　盖瑞·施耐德是前不久举行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活动中最知名的诗人，作为当年“垮掉的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这位仅存的“垮掉”分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最安静的，每次诗歌朗诵会上他总是选择舞台边角，阖上眼沉思等待上场。而到了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马上就打开话匣子、舒展愁容，夹杂着几个中文词和年轻人聊天。他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而这些年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更令人关注——一位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美国环保思想的先驱。

　　“很多人把我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但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我的写作方式跟他们完全不同。”

　　——盖瑞·施耐德

　　谈“垮掉的一代”：“我只是他们的朋友”

　　说到盖瑞·施耐德，总是绕不开“垮掉的一代”。北岛说他是“垮掉的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盖瑞是不承认的。“很多人是把我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但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我的写作方式跟他们完全不同。”盖瑞对早报记者说。

　　关于自己和“垮掉的一代”的关系，盖瑞早在1974年的一篇《垮掉的视角》文章中就划清了界限，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从没完全弄清楚‘The Beats’的含义，但回想起最初的会面、合作、友谊，包括艾伦·金斯堡、我、麦克·迈可勒、劳伦斯·弗林盖蒂，以及不在这里的菲利普·沃伦，已经去世的卢·韦尔奇，还有格雷戈里·科索。对我而言，或者再推己及人（我其实对格雷戈里没有完全理解，其他人也如此），内在都有一种批判的气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许多年来我们走在各自的道路上……”“1960年代后期，我们又再次很接近，对我而言，是逐渐走到了一起，艾伦开始对东方思想非常感兴趣，然后是佛教让我们更加紧密……非常有趣，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但发现又都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强烈关注环保，批评个人在未来的状况，特别是互相分享诗歌，我们的基本认同尽管是半确定的，但实际上成为背后的动力，即从佛教的心理视角，来看待人性，以及人的潜能。”[NextPage]

诗人盖瑞·施耐德

　　盖瑞总是说是友谊和对东方思想的着迷，让自己和“垮掉的一代”走得很近，但他并不是他们中一员，而在“垮掉的一代”成员中，与他保持最长久关系的是艾伦·金斯堡。还是在伯克利的时候，盖瑞正在为自行车打气，这个时候金斯堡上来打了个招呼，两人就认识了，友谊持续到金斯堡1997年去世。1955年11月，这是美国诗歌史的转折点，在金斯堡和盖瑞的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六画廊”策划了一场朗诵会，金斯堡朗诵了那首著名的《嚎叫》，宣告了美国诗歌新时代的开始，“垮掉的一代”作为文学流派进入文坛。盖瑞自己朗诵的则是《浆果宴会》。

　　不过，第二年盖瑞就去了日本，“垮掉的一代”的主要活动都没赶上。但毫无疑问，是盖瑞这个“海龟”，带来了东方精神食粮给凯鲁亚克他们。在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中，主角之一的贾菲·赖德从日本归来，给其他“垮掉的”伙伴带来了东方的禅宗和寒山诗歌。盖瑞和凯鲁亚克曾一路搭车去往加州中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这一经历也被凯鲁亚克写进了小说《达摩流浪者》，小说中的盖瑞“个子并不高，身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七英寸，但却相当强壮、精瘦结实、行动迅速而孔武有力。他双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圣人的眼睛。而他颌下的小山羊胡，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盖瑞在荒凉峰上做森林火警的经历也被写进了小说《荒凉天使》，这个时候盖瑞变成了“瓦格纳”。

　　问盖瑞，这个“贾菲”是否就是你？“不是我。凯鲁亚克写的是小说不是新闻报道，当然那个人物有我的一些影子，也有些是别人的故事。”不过，笔者依然愿意坚信，那个“贾菲”此时此刻活脱脱地站在面前。

　　谈环保：“最后的希望在中国”

　　不过，从盖瑞的言语和举止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一点都不“垮”，他更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位农夫、一位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盖瑞的家在山上，有25年时间没有通电，这些年终于有了太阳能系统，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我是1966年买的那块地，但电网一直没有架到，现在终于有了太阳能，有电视、电话、传真、网络。那个地方有山、花、鹿、土狼、野火鸡……”后来，盖瑞还说服金斯堡在自己家附近买了块地，当然艾伦还是迷恋都市的灯红酒绿。说到自己半隐居的生活，盖瑞说，他可没跟世界脱节，也不排斥现代化生活。

　　所以，盖瑞被称为“当代的梭罗”，他在诗歌中教人们观察大自然以及大自然中的人类，他通过描写大自然中的万物，让人们看到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运动兴起，盖瑞很自然地成为这个运动的诗歌代言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错误是，所有价值都是由工作创造的，但他忽略了光合作用也能创造价值。”说这句话的时候，盖瑞很严肃。[NextPage]

　　盖瑞的生态思想，可以看成是东方传统文化、禅宗思想、对自然和原野的热爱、对体力劳动的推崇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体。盖瑞说：“我最早从西雅图博物馆看到了很多来自东方的艺术品，觉得东方可能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更有意义，可能保留了更多自然的观点。直到1956年，来到日本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天真的。我很早就认识到，东亚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是一个理想，我和日本的环保主义者有二三十年的联系。我也了解中国环保的政策，中国也有不少事情要做，但我还是充满希望，自然没有完全被破坏，最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森林和水能恢复。”

　　在某些方面，盖瑞跟爱尔兰诗人希尼很相像，特别是引以为豪的农夫身份。1930年，盖瑞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十分关注自然。我是在农场长大的，我们家以卖牛奶和鸡蛋为生，我负责养鸡，也要看牛和挤牛奶。我小时候照看的一只小牛在6个月的时候就死了。我们家是无神论者，但我还是每周去一个路德教堂学习，我每个礼拜天都会走很远的路去教堂。小牛死了之后，我问牧师，我的牛能不能上天堂？他说：不会。所以从此不再去教堂。小牛上不了天堂，我就不去教堂。那个时候我8岁。”

　　1942年因父母离异，12岁的盖瑞随母亲一起来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美国西北海岸连绵的群山使他从小养成了登山的爱好。热爱登山的盖瑞，后来在接触到寒山的诗歌时，马上产生了共鸣，“我自己也是山里人，几乎大部分的高山我都爬过，所以看到寒山的诗很亲切。”1947年，盖瑞进入俄勒冈州里德学院学习，他在大学只混了一年就当了水手出海，后来当过守林员，随后去了伯克利学习东方文化，翻译寒山的诗歌，接着去了日本，还在日本剃度当了3年日本和尚。在日本，先后在京都的相国寺、大德寺参学，最后又跟其他人在一个小火山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

　　“那么你怎么看哥本哈根峰会？”记者问。“哥本哈根的那个理想，要达成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说不定要一千年。”典型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回答。在他看来，与其让政客们去扯皮，还不如每个人身体力行，“晚上要关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城市晚上灯火通明，那就是污染，晚上用灯，白天制造污染。我知道可以从酒店走到这里，但我们还是要坐几分钟的车，这就是污染。我们的个人生活都要改进，但工业生产问题更严重。”[NextPage]

　　谈中国诗歌：“中国诗人不再用诗批判社会”

　　《达摩流浪者》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寒山子”，这个中国的寒山就是盖瑞从日本带回美国的，最后令“凯鲁亚克”们着迷不已。

　　盖瑞在伯克利念书时的老师是陈世骧，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接触寒山，“我自己到图书馆找，我当时不知道翻译哪首诗，但我想就找有寒山这两个字的诗。”于是，盖瑞翻译了24首寒山的诗歌，其译文首次发表在《常青藤评论》1958年秋季号上。1965年，他又将一部分寒山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合为一集出版，名为《砌石与寒山诗》。他对寒山的出色译介，加上此前庞德等人对中国诗歌的大力推崇，不但让西方读者接触到东方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诗学观。对于自己翻译的诗歌，盖瑞说，他最在意的是如何把中国古诗中的平仄尽量用英文表现出来，“我会在诗歌翻译中尽量保持中国诗歌的平仄，按照中国古诗的节奏、音律、轻重音来翻译。”随即，盖瑞即兴朗诵了自己翻译的《枫桥夜泊》，并讲解其中平仄如何与中文诗对应，用同样的方法他还翻译了不少张继、王维的诗歌，“我还翻译了《长恨歌》呢！”

　　佛教徒的盖瑞对中国非常了解，1984年，盖瑞作为“中美作家会议”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华访问，在华期间，他专门带上他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同金斯堡一起前往苏州寒山寺，因为他们相信寒山曾经在这个地方出家修行。也是在那一次，盖瑞·施耐德和北岛第一次见面。而如今，时常穿梭于东亚的盖瑞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虽然我经常去欧洲，但对我来说，北太平洋都是我的家。”

　　盖瑞对中国当代诗歌也有一定了解，谈到中国诗歌目前的困境，盖瑞说：“诗不一定在每一刻都很美，在西方，诗歌和政治紧密相连，具有批判性，而在中国和东亚，不太有这种传统。这一百年，西方诗人认识到，诗人的主要工作是批判社会，而中国诗歌传统有很长的历史，可不少人只看到中国诗歌的美，现在新一代的中国诗人不再用诗歌批判社会和政治。”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