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媛

　　一缕“断”了的“文学香火”在十年后被“续”上了。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是甘肃省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视，或者缺少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块，甘肃当代文学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

　　时隔十年的一次评奖

　　魏珂随手从桌子上翻出那份表彰文件，似乎还散发着一丝墨香。在前些时候，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从今年7月开始，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参评作品，通过向市县作协会员和相关单位发函，共征集到各类文学作品200件，由聘请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严格评选后，共有78件作品获奖，其中荣誉奖3项、小说18项、散文20项、诗歌22项、综合10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5项，获奖作者、作品涉及我省11个少数民族、2个民族自治州、7个民族自治县。”省作协副主席魏珂是甘肃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本届文学奖首次设立母语创作奖。

　　少数民族作家、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少青是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的获得者。谈及本届文学奖，马少青表示，这次报送的参评作品基本反映了我省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的最新成果。在呈现出歌颂民族团结这一创作的永恒主题的同时，不少作品还显现出新的面貌，他们或扩大创作领域，或贴近时代脉搏，以新时期人们思想情感的变化为重点，以现代手法，深入探索当代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那些80后网络作家、学生作家的涌现，使本届文学奖增彩不少，这些新人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对社会变化反应敏锐，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可以说，他们给我们甘肃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

　　老作家汪玉良对颁奖大会的记忆是他重新见到了久违了的一种兴奋。“就写在他们的脸上，和他们在一起你会被感染，不由得也兴奋起来。”汪玉良说，因为经费有限，这一次从各市州来兰领奖的少数民族作者的住宿问题都是自行解决的，不过，这一点已无足轻重了，有些领奖者甚至提前好几天就来兰州了。“十年了，终于再一次有了这样一次盛会，对于那些期待已久的人而言，表现出怎样的兴奋都是不足为怪的。”汪玉良打了个比方，“像一根火柴被点燃了。”“其实，文学奖并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奖励，而是对文学这一行业的鼓励，所以不管谁得奖，文学中人都是高兴的。”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凭借散文《北方女王》获得了本届文学奖散文一等奖。尽管不久前他刚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但铁穆尔觉得省上的这个奖对他也有很重的分量，“写作和其它行业一样需要鼓励。对延续文学命脉，振兴文学运气，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在我们省，每一个少数民族作者都很需要这个奖，它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两次骏马奖获得者、本届文学奖小说项一等奖获得者、西北民大博士生导师马自祥教授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很看重这个奖。”

　　从“点”到“面”的改变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设立于1982年，汪玉良作为我省少数民族作家群中的翘楚，见证了这个过程。

　　1981年，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即现在的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揭晓，汪玉良凭借诗歌而获奖。“应该说我们这个奖的设立是针对全国这个奖项的，目的很明确，从经济文化上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说这个奖是我们党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积极措施，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体现。”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一共举办了三届，1999年举办了第四届。

　　“本届应该是新世纪的第一次，我觉得这标志着一种重新开始。”汪玉良说。

　　而对于“停了”10年的原因，汪玉良直言是因为文联换届后这个奖被并入到“黄河文学奖”里了。“一直以来，不少委员在文联的大会小会上呼吁过不少次，要求恢复这个奖，但呼吁归呼吁。”所以，对于今年这个奖项的举行，汪玉良说多亏了这一届党组，“经费等都是马少青同志多方奔走找来的”。

　　一个事实是，在我省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区，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也就是汪玉良、伊丹才让、丹正贡布、赵之洵等几位少数民族诗人，而在其他文学领域里，则少有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老作家赵燕翼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参与办《甘肃文艺》（即现在的《飞天》）的时候，全省少数民族作者屈指可数，而这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多搞民间文学，原创作品很少，像裕固、保安、撒拉、土族等不少民族很长时间都没有作家”。

　　这种状况发生根本改变，是在进入新时期后。具体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它以一大群少数民族作家的涌现和一批产生了不同影响的作品的出现为标志。

　　“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意味着甘肃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初步形成。”赵燕翼说，“除汪玉良、伊丹才让等人外，又出现了主要从事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的吴季康、尕藏才旦、马自祥、葛根图娅等，他们的作品刊发在全国性文学期刊上，还在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中屡次获奖。而现在我省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了各自的作家，还有不少已是知名作家，就以刚刚揭晓的我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而言，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真可谓人才辈出，今昔对比，令人欣慰。”

　　对此，评论家马步升用“点”和“面”、“有”和“无”、“多”和“少”3组对立关系予以总结。“在三十年前，对于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有’或‘无’的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有无作家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甘肃省的少数民族作家集中在几个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或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那里，呈现的是‘点’。改革开放到现在，上述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扩大，文学水平在提升，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不但有了本民族的作家，而且，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由原来的‘有’或‘无’，变为‘多’与‘少’。”

　　他说，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代际传承明显。在很长时间里，我省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只见树不见林，只见星星之火，不见燎原之势，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忽然有一个作家冒头了，忽然又沉寂多年，难以形成影响。经过几十年文学土壤的培育和作家队伍的薪火相传，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各个年龄段、各个民族都有一批创作人才在活跃的局面。从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到50后、60后、70后、80后，作家队伍呈梯次状，形成了代际传承链。

　　“作家队伍的代际传承，保证了我省民族文学的延续性，这是继续走下去，走向繁荣的基本前提。”

　　扶上马还应送一程

　　几乎看了所有的参评作品，这是让汪玉良感到很骄傲的。不过也正是这样，参评作品显现出的“千人一面”的现状，让他的心情在一片欢声笑语的颁奖盛会上有些低落。“尽管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文学也是乱的，但我们的创作不能失去民族性和独特性。对一个作者而言，坚持民族性就是坚持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我们创作的根基，没有了这个根基就是漂浮的、无根的，在文学大潮中很可能会迷失方向，就像那些陷入时尚流行的创作当中，思想的容量小，缺乏深度和厚重感的作品。”汪玉良说，在这次文学奖颁奖期间，他接触了不少作者，与他们谈及读书话题时，他感觉不少作者读书太少。他甚至听到一位作者说其连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书都没有读过，“我们的作者读书太少啊！”[NextPage]

　　因之，在本届文学奖上，如何使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也是一个凸显的问题。“深入生活一直是诞生优秀作品的重要原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要求，表现时代进步和当代生活，新时期下，各民族群众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投身到本民族改变自身命运，创造美好未来的现实生活中去，体察人民忧乐，感受时代脉动，认真思考当今文学创作的趋势，结合新的表现手法和表现方式，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在有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还具有时代性。”马少青说。

　　在魏珂看来，一些作品显现出的不足，与作者间的交流不广有关系。“交流，像走出去请进来那种形式的，以及像我们举办这样的颁奖活动的，它们都会从创作内容、思想、写作方式上对作者产生影响。”他说，一句话，少数民族作家乃至少数民族文学奖都有待重视。

　　马步升也认为，应建立较完善的少数民族作家培养交流机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处在基层，其所处的地域多为文化及交通欠发达区域，这就使得许多有志于文学，或有才华的作家处在自生自灭状态里。作家虽说未必一定是培养出来的，但作家必须要交流，要碰撞，要见世面。”“酒香也怕巷子深。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甘肃省文学一样，都存在一个研究和介绍问题，我们自己的研究力量和媒体要重视，同时还应引起省外研究者和媒体的重视，我们甘肃当代文学面临的一大瓶颈就在这里。”马步升补充说。“仅仅扶上马还不行，还要送一程。”魏珂说今年我省选送了东乡族的冯岩、裕固族的达隆东智、保安族的马学武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明年，省文联、省作协还将针对少数民族作家专门举办一次作家研修班。

　　是深造还是开设研修班，作为本届文学奖评委的马步升认为，当代甘肃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与甘肃省当代文学创作水平处在同一层面，区别只在于，作家人数的多少，起步的前与后、迟与早。“整个甘肃文学与全国文学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整体水平处在同一层面，区别只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进度不一样，文化传承的差异等等，甘肃当代文学与全国当代文学相比，在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慢了一拍，在对文学潮流的引领和追赶上，慢了一步，在对整个中国文坛的冲击力上，还不够强劲。”

　　眼下，像铁穆尔一样的少数民族作家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个奖能两到三年举办一次。“下一届不要再让我们等十年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