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磊

    近一段时期以来，伴随着一系列学术论文抄袭、学术成果剽窃、学术创新造假等学术腐败现象的发生，社会各界对种种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指责与批评之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作为回应，教育部日前决定，为了有效遏制学术腐败行为，成立专门的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为了减少掣肘与阻碍、保证该小组的反腐力度，教育部的部级以及司局级干部成为了这一协调小组的核心力量。当前，中纪委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反腐行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一批涉案的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也显示了党和国家反腐的决心与成效。而教育部成立协调小组举起“学术反腐”的大旗，可以说开辟了我国反腐的“第二条战线”。不过，教育部此举能否扫清学术研究中的乌烟瘴气、回归学术研究的真谛与宗旨，社会各界却大多持保留意见。（参见中新网11月17日的报道）

    面对政治领域反腐的迅速深入与百姓的拍手称赞，即将拉开帷幕的学术反腐却遭遇了民众的冷眼旁观。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学术反腐作为对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一大顽疾的惩治，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更需要面对来自高校学生培养机制、学术期刊管理机制、高校建设与管理机制，以及科研项目的招投标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换句话说，学术反腐是一个涉及多方面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学术反腐所要面对的困难与阻力可想而知。至少就目前而言，教育部的学术反腐至少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

    首先是高校学生的培养机制问题。毋庸讳言，学术研究是高校的生命力所在，但并非全部。因为高校除了科研，还有一项更为重要也更为基础的职能，那就是在学生走向社会之前，教育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并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可以说，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走向工作岗位而非进行学术研究。那么高校对学术的培养机制就应当按照孔子所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可是，当前高校普遍的做法却是对所有学生都设置了一定的论文发表数量的标准，如果不能完成科研任务便会危及到两证的正常颁发。在如此刚性的要求之下，相当一部分并不适合做研究、也对研究缺乏兴趣与毅力的学生为了交差，东拼西凑抄袭他人学术成果的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是学术期刊管理机制问题。学术期刊，顾名思义，是发表学术观点、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与载体。优秀期刊的数量与质量都反映着学术研究的水平与层次。然而，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在争鸣学术观点的同时，也成为了阻碍学术交流与发展的桎梏。最为明显的问题便是“期刊经济”以及“马太效应”的愈演愈烈。对于前者而言，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都是采取明码标价的原则，期刊基本越高，论文越长，版面费就越贵。对于后者而言，时下的学术期刊对于顶着学者、博导、行政职务等光环的名家的论文趋之若鹜，不惜降低身价纷纷约稿，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优先发表，避免漫长的“排队”时间，不仅版面费全免而且有相当的稿酬。而另一端，对于刚刚起步，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苦苦探索的年轻一辈而言，不仅不享有种种优惠和便利，甚至希望通过缴纳高昂版面费的前提下发表论文都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所谓马太效应意在于此。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严重影响着学术研究新生力量的迅速补充，而且会形成学术的垄断型研究。这对于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再次就是高校的建设与管理机制问题。从本世纪初开始的高校扩招风蔓延至今，尽管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因此而大幅度提升，但却同时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即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难以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和高校教育资源的日趋紧张。从目前开看，高校的盲目扩招是失策的，因为国家和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为扩招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高校同样没有准备好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当前高校的教授指导几个甚至是十几个研究生的期刊都已不是个别现象。那么，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科研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就不难解释为何学生难以在高校安心读书，深入从事学术研究，为何高校的抄袭风气屡禁不止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中，每年的论文与科研项目是重中之重。在急功近利的评判标准下，在如此商业化的期刊经济的压力之下，年轻的学术研究人员被逐渐的边缘化，高端的学术资源大部分都控制在名家学者的垄断之中。而垄断必然会导致低效率。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手握大量资源的高校领导和专家学者也卷入了学术腐败的漩涡中。

    不难发现，高校模式化的培养机制、学术期刊的泛商业化、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的就业难、高校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等问题都是困扰着我国学术反腐治理的难题。可以明确的是，要根治学术腐败，上述问题都必须客观分析、对症下药。事实上，不少涉及到的反腐障碍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部自身的职能范围和权限。此刻，学术反腐的大幕已然徐徐拉开，面对着这样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不禁要问：学术反腐，教育部门准备好了吗？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