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燕祥

　　我和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一样，于胡适是隔膜的。

　　胡适比我大38岁。当我略知“胡博士”之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四十自述》。我们理当认真读书学习的那些年，他已经受到缺席审判，他的书在大陆成为禁书，书店里没得买，图书馆借不到。终归还是徒知其名而已。直到上世纪90年代，胡适才成了报刊上可以谈论的话题，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只是我们这一代人，除了着重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以外，一般不大可能仔细读其书以知其人了。

　　乃知“补课要趁早”。垂垂老矣，谈不到补课，报刊上的短文，叙事的，怀旧的，有时看看，仿佛一阵阵云烟过眼，却也留下些曾有的实事的迹象。

　　今年第一期《凤凰周刊》，有周为筠一文，谈“台湾那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我读时特别注意到文中郑重标出的年月日。因为那时已距胡适逝世不远了。

　　周文说，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邀请，在会上作了一个不到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主要内容依旧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以致苛责中国固有文化”。“胡适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这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首先起而抨击胡适的是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据周文说，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他在《民主评论》上发文，以强烈的语气谩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并且说：“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对指着鼻子的公开挑衅，“素来以修养好（著称）的胡适始终没有回应，而其他西化派学者似乎也以保持缄默的居多。”

　　1961年11月26日，身心交瘁的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住进医院。但论战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而暂停。

　　1962年1月《文星》杂志51期发表了李敖、胡秋原的文章，接着参战的有叶青（任卓宣）、郑学稼等。而据周文说，其中力挺胡适的是一向狂傲嚣张的李敖，他的过激言论又引起激烈的反驳。李敖的老师殷海光被人认为是论战中“西化派”的幕后人物，但他私下里力辩自己“根本没有空闲搅和这趟浑水”。然而，风生水起，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笔仗”。

　　周文写道：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上发言。他从科学讲到自由民主，特别提到了他受到围剿挨骂的事，因情绪激动，心脏病复发，倒地溘然长逝。

　　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一路从骂声中走过来的，他的学术生涯乃至政治生涯都与争议的话题分不开。他绝不是能被骂倒的人。但他的死，虽然直接原因是遽发心肌梗塞，却不能说跟他陷入夹攻的处境无关。喋喋不休的谩骂显然引起他的不快，是导致健康状况整体上逐渐恶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倒是徐复观的态度。据周文说，他于胡适的学问虽有微辞，但一贯尊重胡适思想上的追求。徐复观脱开论争的气氛，写了《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坦陈对胡适的意见，对胡适作了中肯的评价。这一点应该说不失学人的风度。

　　最近读到台湾旅美散文大家王鼎钧的《胡适从我心头走过》（刊于《香港文学2006年9月号，收入“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之12《笔记选》），文中从更大的背景说到胡适之死。

　　王文追忆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有意推举胡适做第一任“总统”，据说胡适动了心，跟一位朋友商量，朋友问他，当了总统能否指挥军队，胡氏废然作罢。王文说，我认为胡适是否出任总统，问题不在能否指挥军队，而在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如果他做总统，照例要向三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训话，他难道还能说“自由就是由自”？他岂能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NextPage]

　　王文提到胡适等的自由主义观点“既然没有给军队、情报、警察留下生存的意义，这就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军方为了照顾士气，对他的官兵要有个说法，于是出现所谓围剿”。

　　王鼎钧说他细读了那些文章，发现批胡者使用的是一种很霸道的白话——（台湾的军方）批胡者引述胡适的话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以自己的议论混杂其中，常常把自己对胡适意见的了解当作胡适的意见，把假设将要出现的情况当作已经发生的情况，东拉西扯，迂回包抄，以量代质，小鱼吃大鱼。这些文章锁定以基层官兵为对象，想必是作者迁就读者的水准，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驷对上驷。也许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诸葛亮要骂死王朗。胡适大概从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话文竟被这样使用。

　　王文说，胡适从未公开反驳台湾军方的指控，好像也从未在私下对朋友说过什么。有人认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适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将没有时间再做任何事情。倒是军方的记者好奇，利用采访之便私下提问，想知道胡适对“我们”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据转述，胡适的答复是：“应该同时把我的文章登出来，让读者看看我究竟说什么。”可见那些文章他还是看了！还是看了！胡适常说自己有严重的心脏病，美国人寿保险公司拒绝为这样的病人保险，不管他怎样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会使他延年益寿。

　　由于台海两岸的隔绝，过去只知道1955年大陆发动过大张旗鼓的批胡运动。然而读了以上摘引的资讯，才知道胡适不仅在台湾和海外一直为新儒学的主张者等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所诟病，更被当权的军方视为靶子，军方背后“最高”者的态度则不得而知。王鼎钧文中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会议上发病，则正好讲到有人骂了他40年。可见胡适自认的挨骂史是从五四运动算起。单是此间的“批胡”，台湾军方的围剿，更不用说徐复观的骂阵，都不足以致胡适以死命，他曾在说此间“批胡”时神色从容，也许因为隔岸的箭矢射不到他的身上，倒是他在大陆上的朋友和学生的命运，连同儿子思杜的处境更令他揪心。40年间的旧创新伤，一起发作，才要了胡适的命。

　　曾彦修（严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奉命编纂《胡适思想批判》共八集。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忆旧时说，他相信大陆上把这八集从头到尾看完的，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我们知道，在大陆以外，除了胡适曾经浏览一过，看来台湾军方在“批胡”时可能也曾经借鉴，因那时候台湾正流行“向敌人学习”的口号呢。

　　王鼎钧在揭示胡适晚年在台生活环境时，有一个有趣的比喻，附记于此。他说：“世人都说蒋介石专制极权，气死胡适，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来，蒋介石使用‘两手’策略，他也许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蒋经国上台执政，他好像有新的领悟，民主自由才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附言）我本是从老年保健角度来看胡适之死的，因为有冠心病的人接受外来的强刺激容易引发急性病变。顷读8月27日“笔会”智效民先生谈海峡对岸“批胡”一事，想到所抄报刊两文或能有所补充。想来近年出版的胡适传记专著，容当有更详尽准确的记述吧。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