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舟
1990年代的文学有别于此前的1980年代，不仅是因为时间的延续，更是因为新的空间里呈现出了新的质地，一些深刻的变化已然发生。当回头望去，追问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到底提供了些什么值得我们记取的东西时，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观察视角，而这些视角之间如此充满冲突，以致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无法获得准确的聚焦和清晰的景深。但不管怎样的视角，都有一些绕不开去的景象——知识分子与文学的关系——就是1990年代文学中富有意味的“景别”。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与1980年代相比，进入1990年代后的文学，不再是引发和折射思想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的载体，不再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方式。这样的载体和方式曾经是知识分子投射理想和激情的场域。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专列一章“20世纪中国文艺一瞥”，将文艺的发展纳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他慨叹：“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艰难悲惨地走过了五分之四的二十世纪，从文艺上反映出来与历史主流如此紧密同步的心态”；在谈到1980年代的一些作品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时，他指出，这些作品“尽管艺术上毫不成功，甚至不一定是艺术品，但它们以其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关怀、描写、揭露、抨击、议论，引动了人们，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共鸣”。进入1990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有这般的“好时光”，首先引发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其最初的信号。
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王晓明和他的几个研究生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拉开了这场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在这个谈话中，参加者们由当下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自娱”和“媚俗”的现象——主要以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为例，指出文学中失去了人格和信念的意指，走向形式的玩弄，逃离了一切真实的生命体验，消解了痛苦和焦虑，成为虚无的游戏。讨论者们认为，所有这些意味着对当下的精神废墟状态的认同，是这个时代人文精神日见萎缩的突出症状。
那场谈话所留下的文字，使我们仍然能够在想象中看到参与者们那慷慨激昂、不无悲壮的神情。我们不妨听听这场谈话最后的声音，那是许多铺展危言与激情的词语和句子：“我们还不成熟的商品文学却正在冒充社会的精神向导，并沾沾自喜，做作地炫耀其旺盛的‘精神’创造力，恰像一个肺病患者在健美舞台上炫耀他的肌肉，其实只是强烈的灯光和橄榄油膜才给人以某种感官刺激”；“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应该揭发和追问普遍的精神没落……如果一颗心正滴着血，那就应该无情地扒开它，直至找到最深的伤口”；“我们无法拒绝废墟，但这决不意味着认同废墟”，于是还有“殉道者”和“敢死队”的出场，而“一个社会竟弄到要靠这样的‘敢死队’来维持人文精神的活力，当然很可悲，但是倘若你还能看见一支这样的‘敢死队’，那就毕竟是不幸中之大幸，能令我们在绝望之后，又情不自禁要生出一丝希望了”。但是，这场谈话的最为激烈的情绪和观念都可以说是非关文学的。作为老师和谈话主持人的王晓明在开场白中义正词严地说：“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说明人们“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 。
文学成为一个暧昧不明的隐喻，指向的是“文化素养”、“精神素质”、“人文精神”诸如此类宏大而又模糊的东西。在接下来为时两年的讨论中，正是这些词语构成了文学、历史、哲学学者们话语表达的兴奋点，而文学的实际状况被抛到一边。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发端于文学，但文学不过是一个由头。1990年代知识分子与文学的关系由此塑型：知识分子的言说将文学（创作）主体与思想（评论）主体的相互剥离开来，文学创作的实际也不再担负提供思想资源的任务。
二
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性事件，就文学而言，1993年的“王朔现象” 是其最切近的背景。
王朔的文学写作实际上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一年里四部作品被四位青年导演拍成了电影的作家，王朔的成功不言而喻，但当时的评论界无多关注。可以说，“王朔现象”是某种“延缓报酬”的效应，并且伴随着对文学的疏离。那么多的学者文人在1993年的时候谈论王朔，实际上在意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王朔的“反知识分子”思想 。
蔡翔在一篇专论中谈到，王朔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使王朔进入学院严肃的讨论话题，并为纯文学所接纳”，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文化现象”。他认为王朔对知识分子的发难源于一种偏激的个人心理，却也导致了一种剥开知识分子伪装的深刻，“知识分子”在他这里成为传统的堕落的虚伪的象征，他对“精英文化”的“全面的盲目拒绝”，“一方面击中了‘精英文化’的弊端甚而要害，另一方面也导致做作浅薄甚而狭隘，过于拘囿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相应的民间文化形态），难以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境界。王朔对知识分子的竭力攻击也是对他扮演的‘个人角色’及其所代表的商业文化和市民阶层的不自信的表现。”
从蔡翔的谈论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朔现象促使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存在，但是王朔现象同时又确证知识分子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他无法或者说不愿从王朔代表或表征的文化本身去看待王朔，他所作的实际上仍然是将王朔现象纳入知识分子话语之中，他在注意到王朔对知识分子的嘲讽挖苦，而知识分子借之以宣泄苦闷与烦躁、摆脱思想和精神重压的时候，提供了另一种同样属于知识分子的纬度——批判和反省、拒斥和捍卫。因此可以说，蔡翔所说的那种“非常奇怪”的问题，其怪异之处在于，王朔现象实际上表明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效，王朔现象脱离了知识分子固有的话语体系的掌控。
王蒙的那篇《躲避崇高》也印证着蔡翔的感受：文坛宿将王蒙，纯属知识分子言论空间的《读书》，加上王朔，就构成了所谓“奇怪的文化现象”。人们都记得王蒙在这篇文章中对王朔的厚爱和赞美，但不应忽视的是，王蒙特别指出，王朔对于那些假而空的精神说教极度厌倦极度反感之后的策略选择固然痛快淋漓，但问题在于，王朔在消解、嘲弄那些“骗人的”“精神鸦片”的同时，可能也消解了真正的精神给养，这样“他多少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精神力量的追求。”他甚至担心：“如果说崇高会成为一种面具，洒脱或痞子状会不会呢？你不近官，但又不免近商。商也是很厉害的。”
蔡翔、王蒙对王朔的评价，从不同的方向代表了知识分子告别激进的1980年代之后的心态。1980年代的一些知识界精英们差不多都从王朔现象看取了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意义，而对它的完全取消意义则又表示担忧。他们在1990年代的文化背景上，既有所持守又不乏反省、既坚决反对昔日的文化专制又迷茫于今日的消解一切，他们不愿丢弃自己曾经拥有的理想激情方式，但又不能不正视这种方式所面临的尴尬境地。由此再去反观王晓明和他的学生们在那场谈话中对王朔小说的激烈言辞，我们不难判定，尽管它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慷慨激昂的语调，却难以构成真正针对文学的判断，而那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自身文化焦虑的宣泄。
三
在激昂慷慨的另一端，则可能是一种“失语”的状态。曾有学者这样谈论1993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九九三年是一个致命的年头。他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在这一时刻已经全盘崩溃和失效，这因此导致了所谓‘失语症’。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洪水一般地涌起，迅速填满了表意空间。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取代‘历史’成为现实的一种充分表象。”[NextPage]
确实，在王朔现象激起讨论的1993年，对从1980年代走过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学场”似乎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文学正在寻求或者说正在被置入一个新的空间，它逸出了既有的文学史叙述的框架，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言说迎来了危机时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93年不妨看作所谓“1990年代文学”的元年，它将许多东西楔入了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
这一年里，“陕军东征”激起了阵阵尘埃，这个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在新闻报道中起用的词汇，一不小心获得了某种品派的效应，有的并不为她的报道所提及的作品也打着这个金字招牌而大行于市；《废都》的炒作大获全胜，在出版之前，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已经纷纷刊载贾平凹将要向世人奉献出中国当代的《金瓶梅》或《红楼梦》的消息，首发式即印出万册；深圳文稿大拍卖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宣告了作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尽管有不少文人对此举心存保留，但还是有许多人竟相参与；余华、格非、苏童等11位曾经以先锋实验小说而闻名的作家，联袂创制了2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模特》，当时的报道称这些作家“都是当今文坛的大腕”；“童话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的顾城杀妻并自杀，这一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成为报刊竟相登载的内容；“布老虎”丛书以别致的包装、精心的选题气势不凡地冲出东北，一次性买断5年版权，开出对当时的中国作家来说简直是天价的千字150元的稿酬，其中铁凝的《无雨之城》从交稿到印出仅用了三十天的工夫，可谓前所未有的神速；以及北京文稿交易会，深圳文稿拍卖会……
所有这些都是此前的知识分子所未曾经验的，商业化、市场化、文化消费、大众传媒所构成的一个缺乏稳定感却充满热闹与喧嚣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经济利益成为时代高扬的旗帜，它以前所未有的赤裸裸的方式进入文学这块曾经被视为脱俗的领地，经济因素及其关联的社会力量对文学艺术活动的期待和引导，悄悄地将昔日的先锋和名家改写成“当今文坛的大腕”，使他们在文学圈里的影响力转化为文化市场的号召力，给他们曾经创造的“符号资本”——他们的文学作品和名声——颁发了进入市场的兑换券，同时也使他们作为一种资源被精心开发。有关媒体在“布老虎”丛书的新闻中介绍，王蒙、贾平凹、莫言、苏童、铁凝、洪峰等著名作家都汇集到了“布老虎”旗下。“布老虎”的“配方”是：全部表现我国现代城市生活，要摆脱自我内省的情绪和封闭天地。故事有：黑社会头目在东方美德感化下抬不起枪口；某县长被杀，全城80％都是嫌疑犯；影视圈爱河波澜；这些故事中还穿插着房地产股票风云，新贵族名模神采和全新的生活道德观念。
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空间更为隐秘的否定性力量在于，它迭映着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精神原则的变化。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总是与权力话语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广大民众作出的关于现代化的承诺紧紧缝合在一起的，其间虽不无龃龉但终究在总体上能够不断地磨合并且取得和谐，从而为知识分子自身、也为整个时代营造了浪漫明朗的文化主调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氛围，知识分子的神话在这样的主调和氛围下开始潜滋暗长。但是1980年代末的社会政治的变化，仿佛在一夜之间将激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从温暖明丽的梦幻拉向灰冷阴暗的现实，在高空中的翔舞旋即坠落到坚硬的泥土上，而在他们还没能对昨日的故事理出头绪的时候，新一轮商业化和功利主义的旋风已将眼前的天地卷刮得面目全非。那些倾注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理想与激情的自由、平等、公正等等观念，曾经激励着、推动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些精神生活的准则迅速地转化为世俗化进程的催化剂，被赋予来自经济利益驱动和物质生活需求的阐释，于是从高高的精神的云端降落到现实的充满利益冲突的滚滚红尘之中。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的力量相比，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几乎为零，文学似乎是那么地容易为世俗的滚滚红尘所裹挟，这就难怪乎它令知识分子们绝望之至，以至于发出“我们无法拒绝废墟，但这决不意味着认同废墟”的悲壮之辞了。
四
发起和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当时也许没有来得及考虑或预见，在他们置身其中、绝望面对的“文学场”中，在商业化和文化消费的浪潮中，具体的文学创作除了顺应市场、躲避崇高、颠覆精英，是否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实际上，新的可能性随着一批作家在1990年代崭露头角而到来，而他们初一亮相的时候，就显露出强烈的非知识分子倾向。
1994年，南京的青年作家朱文在《作品》上发表了小说《没有文化的俱乐部》，通篇叙写电厂里的一伙工人下班后的无聊生活——喝酒、打架、追女人、说下流话，其行为举止粗野不堪，迹近一个准流氓集团，小说的叙事人也俨然是这个团伙里的一员，他没有与故事中的人和事拉开距离，相反他在努力地贴近和传达这一群堪称乌合之众的迷乱、喧哗、嘈杂，在这种叙事中显得快乐不已，像一个十足的语言暴徒在精致的文学古玩店里大打出手。叙事者如此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明显拒斥不独属于朱文。徐坤最初步入文坛时的《白话》、《先锋》等小说中，那些硕士、博士、研究员、教授、艺术家们和他们的学问、科研、艺术等，无不被叙事人尽情调侃和敲打得体无完肤，其间固然不乏自嘲的意味，可是叙事人那掩抑不住的欢快或激愤使那点自嘲意味的温水一不小心便达到灼人的沸点。韩东在《亡命天涯路》、《假发》、《西安故事》中向我们展示的是所谓知识分子充满扭曲、怪诞和虚幻感的生存境况。在林白、陈染、邱华栋、刁斗、何顿、李冯的小说中，人物的知识分子身份也只是世俗欲望的海洋上漂浮的不明物……
以非知识分子的立场确立自身的存在，其所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最为突出的是价值判断的悬置。价值的缺席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当指向外部的价值和意义被抽空或切断，叙述者凭借什么力量支撑起小说的叙事？答案是：个体经验。譬如，刁斗就将自己的小说大都看作是精神自传，是心理经验，认为“写小说是施虐与受虐的复合，是暴露与窥视的复合，施虐也好，受虐也好，暴露也好，窥视也好，只有与自身联系起来才有快感。”于是，那些不被群体意识所认可和接受的经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难言之隐”和“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譬如性变态，难以启齿的疾病，琐屑卑微的欲念，私通，乱伦，个人癖好，委琐、诡秘、阴暗的心理动机等等，它们受到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共同遵守的法规纪律以及公共意义范畴的排斥、唾弃和忽略，因此通常处于压抑的隐秘的状态，现在大量地出现于他们的文本之中。他们在关乎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诸如自我、欲望、性、爱情、死亡、暴力、焦虑、记忆、真实性、虚无感等等——的表现中，较为一致地与生命本真的感性传达联系在一起，并以此逼近原初的真实。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宣称自己达到了真实、找到了真理，相反他们的笔下突现的是对这种寻找构成的种种屏蔽和阻碍。怀疑主义成为他们的旗帜，“对所有客观地确定了的东西的怀疑”被视为“通向独立的道路”。
这里潜藏着的巨大的摧毁性力量，伴随着从中抽身而出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是以个体生命直面庞然大物为前提的，它越是频繁，越是强烈，就越突现了叙述者的“此在”处境和渴求拯救的愿望。而对个体经验的倚重，又阻遏着拯救的渴望滑向对任何普遍性、绝对性观念和价值宗奉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它阻止了既定的价值规范对它的整合和利用，从而避免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功利化、工具化过程的发生。这类小说家如此的艺术选择，能否保证作家由此出发走向更为阔大、深邃的艺术境界，确实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选择所表明的创作主体与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和话语系统的拒斥，在本质上是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精神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这类小说出现后所引起的激烈批评，关键词基本上是“放弃理想、不负责任、非道德化、粗鄙、庸俗”。有论者认为这类小说格调低下，屈从于商业社会的物欲横流，丧失了理想的品格。也有论者在肯定这类小说对消解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中心话语有一定意义的同时，认为这类写作在语言上表现出“反智”的倾向，甚至流于“粗鄙”，是“捣毁语言的写作”，而在其泛“性”主义的背后是纯粹的动物性，其间表现出的主体的丧失导致了这些作家的自我放逐和亵渎。还有人撰文着力评论这类小说在性描写上表现出“粗鄙的趣味”，称这类小说是“小男人”的写作……批评的如此道德化，当无助于对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及其与社会联系的揭示，也暴露出知识分子批评主体的话语系统面对当下精神现实时的力不从心。[NextPage]
当然，道德化批评还显示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学时的精神持守，葆有其自身的尊严，而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所暴露出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名义下将价值相对性推向极端的批评。充分注意价值相对性的批评观，对独断论不言而喻是有力的冲击，为处于弱势和边缘的文化和文学形态争取到获得表达自身的权利，开掘出文学存在的丰富的可能性。然而，当这种价值相对性被绝对化之后，它便走向了反动。这在1990年代的文学中有着触目的表现：某个平庸的作家突然间大红大紫，众多评论家将高规格的词语和句子都堆放在对他的评论之中，好像在为自己曾经错过了天才而竭力补过；某部缺乏创造性而只是善于借势用力的小说，被出版商设定为畅销书，书一出来便有批评家冠以“理想主义”、“扛鼎之作”的评语，在各种大众传媒上传布开来；某部乏善可陈的话剧居然能在北京连演数十场，获得可观的票房收入，其秘诀在于一批专家学者把它抬到了可以跟老舍《茶馆》相媲美的高度……有批评家昨天还在为小资写作摇旗呐喊，今天却大谈要为无产者写作；有批评家在一个场合痛心于文学写作没有灵魂，在另一个场合却在为物欲大声辩护；有批评家一面肯定非主流、民间性，一面又转过身去高唱主旋律……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批评主体的这种没有价值尺度的价值尺度，没有立场的立场，营造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乱象”。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