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森阳一

　　夏目漱石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留学于大英帝国首都伦敦，就学于伦敦大学。在此之后，漱石决意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文学”到底是怎样一种文化现象这一问题，进行一番理论性地探究。回国后出版的《文学论》是他在伦敦的思索的结晶，而在此书的“序”当中所提出的问题，便是促使他决意研究“文学”的契机。

　　关于英语余固然是浅学非才，但未必不及于对汉籍的理解。学力不相伯仲，好恶却如此鲜明，那只能说是因为两者的性质相差太大的缘故。换言之，汉学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同一种定义来概括了之的。
就“学力”而言，阅读英语的能力和阅读汉籍的能力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在“好恶”方面，偏偏对汉籍情有独钟，而对用英语写成的“文学”却喜欢不起来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漱石。

　　漱石发现，如果不从“学力”这个角度，而从“好恶”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的话，同样用“文学”这个词语来表述的“汉籍”和“英文学”就会变成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极其准确地捕捉到了两者性质的差异。比如说，他既不把汉文学和英文学进行对比，也不把东洋文学和西洋文学相提并论，更不是把日本文学拿来和英文学比较，而是把“汉学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来进行对比。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里的“汉学”到底指的是什么。所谓“汉学”有两种含意。一种是指由清国的学者所提倡的、以汉代及唐代汉籍的训诂为主的考证学。另一种是指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以儒学为中心的有关中国所有学问的研究。
清国是由“满族”支配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作为“音声语言”的汉、唐的语言，也就是汉语，无非是被自己所侵略和支配的异民族的语言。因此在清国产生的“汉学”，是研究用异民族的异语言所书写成的知识体系的学问。从这一点来看，清国的“汉学”和外国的日本的“汉学”可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

　　那么，为什么要以国家规模来研究用异民族的异语言所书写的古籍呢？因为这里面蕴藏了四千多年以来关于国家与政治的知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汉籍”是用表意文字的汉字书写成的书籍，因此可以把它和音声语言的民族语分开来进行研究。
作为具有不同音声体系的各个民族语的媒介，用表意文字的汉字书写成的“汉籍”不仅在清国，而且在朝鲜、日本等同属于亚洲汉字文化圈的诸国当中，也具有国际流通性，从而促进了“汉学”这一学问的形成。于是，以共同的汉字表记和汉文文法为基础，不妨总称为“汉学”的这一国际性的语言和思想体系便在亚洲一带形成，即使在“汉”这一国家消灭之后，“大汉学（字）帝国”仍然绵延不断，持续了很久。

　　“汉学”中所说的“文学”，既不是故事，也不是诗和小说，而是指以儒学为中心的，围绕着政治与道德的思想表现。事实上，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就已清楚地表明道∶“文学的定义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左国史汉中获得的”。“左”是指《春秋左传》，“国”是指《国语》，“史”指的是《史记》，“汉”指的是《汉书》，都是中国代表性的史书。中国史书写的是国家的盛衰，战争的历史，以及参与其中的指导者的事迹。也就是说，为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指导者而必须吸取的教训，应该掌握的经营国家的方法和在战争中取胜的军事策略才是“汉学中所谓的文学”的内容。这么一想，为什么拿来和“汉学中所谓的文学”相对立的不是单纯的“英文学”， 而是“英语中所谓的文学”，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漱石留学的1900年，“英语”并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种正式语言流通于横跨西洋和东洋，甚至南洋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在产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所制造的“世界”里，包括独立战争以后分离出来的美国在内，“英语”是通用的“世界”语言。严格地说，和“汉学”相对应的应该是“英语”。

　　英国对曾是“大汉学帝国”中心的清国挑起鸦片战争，推进殖民化；而曾经是中国属国的日本则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获胜，完全扭转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正如布尔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大英帝国的荣光开始迅速地褪色，终于和可能沦为殖民地的日本缔结了日英同盟。

　　夏目金之助在《文学论》的“序”当中要探询的是，由两种语言——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随着“世界帝国”的诞生而成为了具有国际流通性的语言——所构成的两个文化圈之中的、“文学观”的差异和霸权关系。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看，两种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并且在内容上有着决定性的差异的相互封闭的“文学观”，在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曾经属于“大汉学帝国”，现在又要和“大英帝国”结为同盟的国家——的留学生的脑海里相互交叉，促使他开始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言语表现。留学于伦敦的夏目漱石想从昔日所形成的、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世界帝国”的共通语言这一层面出发，溯本求源，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

　　这和从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国民文学”，或者国家语言、民族语的角度来思考“文学”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而回国以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所举办的关于“文学论”的讲义，正是在日俄战争勃发之后，日本日益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从《文学论》的“序”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漱石在准备《文学论》的时候，旨在通过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从根本上来探讨文学的活动力”。为《文学论》的构想打下基础的参考书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哈贝洛克?艾利斯所编辑的丛书“The contemporaryScience Series”，这是一套关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和“心理学”的丛书。第二个领域是斯宾塞流的“社会学”的书籍，这里的“社会学”指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研究领域“社会学”，而是属于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系谱。漱石说的“社会学”给自然“科学”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领域是收录于奈特教授（knight）所编辑的系列丛书“TheUniversity Extension Manuals”之中的有关“历史”、“伦理”和“美学”的书籍。

　　在构想《文学论》时漱石所参考的最先进的“科学心理学”，批判性地超越了把精神和身体严格区分开来的“身心二元论”的传统，带有“身心一元论”的特征。也就是说，充分利用生理学和医学的知识见解，来说明人的身体知觉和感官刺激同心理活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学论》把人的身体知觉和感觉作为重新审视“文学”的前提，从而摆脱了国家和民族语言的束缚，获得了普遍性。同时，站在这一立场上，还可以通过观察极其微观的刹那间的意识，来分析“文学”的表现。

　　利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普遍性的理论和分析性的证明能力，来说明西欧白色人种的世界支配是历史的必然，而把不符合条件的异存在排除在外——漱石正是想在和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使帝国主义合法化的言说的斗争之中，树立自己的文学理论。

　　如果把青春时代的金之助所生活的日本，比做是克服了自身的未开化和野蛮、在表面上日益接近欧美列强的“光明的进化论”的时代，那么原本应该位于“进化”的顶点的英国，却恰恰在金之助留学期间，陷入了以“退化论”为中心的“阴暗的进化论”的恐怖之中。“退化”这一词语对现代人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了，但在19 世纪末的英国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最初导致这一结果的是马克斯?诺尔达的一篇题为《退化》的文学论（1892－1893）。1894 年被翻译成英语、1895 年风靡一时。
　　这本书把拉斐尔前派、象征主义等世纪末艺术，易卜生的戏剧中的主人公，以及尼采的思想中所显露出的反基督教道德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潮流，看做是人类这一“种”的日益深刻的“退化”的症候，并对此发出了警告。对于“人种退化”的恐怖，不仅表现为把不适应“进化论”的人从由同一人种构成的社会中排除出去的行为，而且还表现为对至今仍然没有“进化”的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异人种的歧视，甚至于表现为对“适者”和“不适者”的混血的恐怖。漱石在其迈出小说家的第一步时所发表的《伦敦塔》中引用了诺尔达的《退化论》。漱石自身的存在本身就是退化了的人的典型。而《文学论》同时也是同《退化论》的格斗。

　　《文学论》起笔于一个数式的定义。凡文学内容的形式，都需要用（F+f）来表示。F 指的是焦点的印象或者观念，f 指的是附着于其上的情绪，因而上述公式又可以看成是印象或者观念，即认识性的要素（F）和情绪性的要素（f）的结合。

　　首先，把F看成是“焦点的印象或者观念”的定义，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按照常识来说，“印象”和“观念”这两个概念既不能用“或者”这个词语来连接，也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相提并论。人类通过以五官为中心的身体知觉来捕捉外界， “印象”这一概念指的是感官刺激在意识层面上的表现。19世纪末出现的“印象派”这一流派的画家，就是要把映照于人的视觉上的光的刺激，用颜料在画布上再现出来。也就是说，“印象”是指人的意识当中，和以身体知觉以及感觉为媒介、直接接受外界刺激的领域最接近的意识现象。

　　与此相反，“观念”是指爱、友情、真理之类的不具体存在于外界的抽象观念，用语言这一记号来表现，是捕捉记号领域的意识现象。

　　而作为“焦点的印象或者观念”的 F，便在两个相反领域——无限接近于身体知觉经验的领域和无限接近于记号的概念性的抽象领域——之间摇摆不定。

　　在身心二元论的时代 “印象”和“观念” 原本应该是位于两个互不相容的极端的概念，而《文学论》却在一开头就把它们放在同一层面，用“或者”这一接续词并列起来，这充分体现了F 这一记号的理论的特异性。而这一性质在后续的“印象或者观念、即认识性的要素（F）”这一说明中也再次得到了印证。

　　也就是说，一端维系于“印象”度最高的领域，最接近于以身体知觉为媒介的经验的领域；另一端则维系于“观念”度最高的领域，即纯粹精神性的、记号性的领域；F 这个记号所表现的便是构成这一“焦点”化的“认识的要素”的可变的往返运动。

　　漱石的目的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即利用“印象”这一概念来吸取英国经验论的理论养分，再利用“观念”这一概念将经验论和德国观念论的理论相对抗，从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流用的黑格尔式的进步发展史观加以一定的制约。

　　既然漱石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那么他在《文学论》当中特别重视威廉?詹姆士的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詹姆士反对德国心理学的要素倾向，主张“意识流”和以机能性、生物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在哲学方面也反对德国观念主义，以作为“意识流”的“纯粹经验”为基础，否定超越性的实在。

　　漱石在《文学论》之后接着写了一部“意识流小说”《坑夫》，并非出于偶然。其中体现了漱石对自然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为了从整体上统一地把握“文学内容的形式”，漱石选择了（F+f）这一自然科学式的记述方法。而这个数学式的记述本身事实上正表明了与自然科学相抗衡的“文学”的立场。从“文学”的常识来说，也就是用最外部的表现方法来表达最内部的“文学”的核心。

　　从题目来看，在相当于《文学论》结论部分的“第三篇文学内容的实质”里，漱石试图通过解明“文学”和“科学”的决定性的差异，来突出“文学”的特质。他主张说，“科学家”将“一物”“还原成元素”，“分割成原子”，只要进行“破坏性”的“解剖”就足够了，而“文学家”则把“解剖”作为“权宜之计”，其“目的”是要把“全局的活动”、“全局的印象”再重新“综合”起来。[NextPage]

　　“科学家”传达“概念”，掌握“物的形状和机械式的构造”，而“文学家”的专长则在于捕捉“物的生命和情绪”；“科学家用和感觉情绪毫无关联的独特的记号来描述事物”，而“文学家是为了表达感觉或情绪而运用象征法”。“文学家的成功”在于“把物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其中包含了感情”，“文学家努力想要表现的便是物的魅惑之处，而将其描写得栩栩如生”便是其发挥本领的地方。

　　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适用于文学领域的。纵然是数千年以前的“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也可以把作为“全局的印象”的“物的生命和情绪”这一“物的本性”表现出来。这里面包含了对“现代主义”思考方式的根源性的批判。夏目漱石在帝国主义时期把文学的问题当做“帝国”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探索，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夏目漱石的可能性。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