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兆言

　　过去总强调“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忽视了写作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是作家谁也拦不住，是金子终究会闪亮。

　　一九八六年研究生论文答辩，有老师向我借钱钟书的《围城》，理由是答辩时可以提问。也许我的表情有些疑惑，也许当时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这位老师突然脸红，承认并没有好好地看过，说他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现在正好趁论文答辩，把它再翻阅一下。

　　论文答辩很顺利就通过了，我的指导教授是叶子铭，名师劣徒，作为他的弟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无论本校还是外校教授，大家得过且过，都乐意给这个面子。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为难，以表扬为主，以鼓励为辅，最后略微批评，无非想法太多，有点新潮和偏锋，对钱钟书评价稍稍过高了一点。不管怎么说，钱先生不是什么大作家，和鲁郭茅相比不行，和巴老曹相比也不行，也就至多二流吧。

　　然后老师之间的随便议论，我作为学生，陪坐就行，也用不着回答问题。我历来对作家排座次不感兴趣，叶先生对茅盾情有独钟，私下对我们几个弟子，常把茅盾放在鲁迅前面，认为论思想深刻鲁迅当仁不让，比小说地位茅盾显然应该占优。我乐得听教授们争论，东扯西拉说到最后，话题又回到钱先生身上，让我重新回答，究竟应该怎么看钱的地位，放在那个位置上才合适，他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我因为该说的话已说过了，加上有些紧张，便大谈沈从文，大谈废名和师陀，说了好一会，话题还没谈到钱钟书，叶先生摆摆手，不让往下说了。

　　我正好找到了台阶，顺势退场，高高兴兴地结束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选择钱钟书作为自己学问的研究方向，完全因为偶然，首先考研就是开玩笑，就是一场人生游戏。说到个人兴趣，我更喜欢外国小说，也喜欢唐诗宋词，不感兴趣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考研只是陪公子读书，一位朋友一定要拉着我陪考，说考研乃人生第一大无趣，必须有个难兄难弟陪着送死。如果这哥们当年提出考比较文学，考古典文学，我们也完全可能会冒险尝试，能否考上说不准，也许考不上，也许就考上了。

　　从考上到正式读研，有半年时间，这是一段十分闲散的日子，春风得意马蹄轻。我在大学做老师，不上课，当两个班辅导员。马上要离开这个单位，谁都不把你当人看，我趁机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同时恶补现代文学知识，既然考上了，原来必须拿在手上的敲门砖，譬如王瑶版《中国新文学史稿》，譬如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可以堂而皇之扔到一边。那阵子，看最多的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最后选择了钱钟书，显然与他的极力推荐有关。当时看的是台湾版，夏的观点与大陆的主流定论截然不同，旁观者清，我既上了现代文学这条贼船，自然会想到在学问上有些反动。

　　考上研究生是一九八三年，那年头招生不多，导师要带完了这一拨弟子，要等学生毕业，拿到了学位，才能接着招下一批次。当时的风气是拨乱反正，翻案成风，好挖掘出土文物，动不动从角落旮旯扯个被埋没的好作家出来。记得我曾很老气横秋地告诉祖父，说沈从文小说不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写得好。祖父听了很生气，说谁都知道沈的小说好，当年我就编发过他好多小说，人家有名得很呢，只是你们孤陋寡闻，并不是别人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祖父，自己最后选择了钱钟书作为研究对象。祖父已经老了，他对我要研究什么，未来有什么理想，并没有太大兴趣，通常情况下，只是希望我能陪他多说说话，说点古今中外的段子，清谈可有可无的掌故。考上大学，读研究生，看了不少书，在老人眼里都不是事，都不算出息。

　　促使我选择钱先生的更重要理由，是因为读了钱《宋诗选注》的序。虽然只是一篇小小的序言，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同小可，仿佛晴天遭遇劈雷，又好像沙漠上突然见到了绿洲，我完全被颠覆了，一下子醒悟过来学问该怎么去做，明白仅仅去翻案，为反动而反动，并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因为这篇序言，我开始对钱先生入迷，到处搜罗他的文字，把搁在祖父书桌上的四卷本《管锥编》据为己有。老人家有些吃惊，不明白一个即将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竟然会对这种书有兴趣。他显然是怀疑我的古文程度，而且还有那些引用的近乎奇怪的洋文，明摆着我不可能看懂。作为一位五四老人，祖父肯定不赞成我走吊书袋的旧路，但是也没有反对，只是奇怪我的兴趣所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真的有些弄不太明白，年轻的一代究竟应该怎么才能做好学问。

　　事实上，我还没有开始读研究生，做学问的方法已经给自己确定好了，这就是研究哪一个具体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打通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如果有可能，我将写一篇像《宋诗选注》序那样的文章，写一本个人风格的文学史。钱先生的学问太大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谁也没有那个能耐可以完全学他，要学只能学一部分，学一点皮毛。[NextPage]

　　毫无疑问，我太好高骛远，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钱先生的粉丝。曾见到过这样的记录，那就是祖父曾给钱先生写过字，向祖父要字的人很多，然而看到钱钟书的名字，我忍不住有些心动，想拜见的念头一闪而过。如果说我一生中，真有过什么特别强烈的冲动，想冒昧地见一个什么名人的话，那么就是这位钱先生了。和同龄人相比，我见过的文化名人并不算少，或许这想法不是不能实现，事实上也有过这样的机会。后来钱先生仙逝，我曾向吴泰昌表示没有见上一面的遗憾，吴笑着说这事别人不容易，在你真是不应该。

　　只能用不要去考察下蛋的母鸡来安慰自己，我只能这么去想，一个真有能耐的人，不应该去当别人的崇拜者，应该让别人来崇拜你。有人知道我研究钱先生，常常问我他的小说究竟有什么好，他的《管锥编》为什么要用文言，我总是喋喋不休解释，一次次强调，一次次叫好，完全像一个拉赞助的。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着治学的最高境界，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知道对某个人过于喜欢，常常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

　　如果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毫不犹豫地把这奖颁给钱先生。如果真有所谓国际水平，钱先生的著作就是国际水平，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准。多少年来，我一直把《管锥编》当作小品文读，厚厚四大卷，随意挑出一段，可以品味很久。也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运，我三心二意，最终成了一名写小说的人，与学问越来越远，与当初选定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基本上就是不学无术，但是床头经常堆放着的，仍然是钱先生的作品。我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钱先生，虽然都是二手，虽然很芜杂。

　　总是忍不住要想象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文革”如火如荼，钱先生下放干校劳动，拿很高的薪水，干的活也就是当个负责收发的邮递员。对于一个脑力工作者来说，这差事并不差，唯一可惜的是没书读。按照我的傻想法，钱先生当时真走火入魔，偷偷地闭门造车，不顾一切写起小说来，未必就是什么滔天大罪，未必会被捉起来严刑拷打，而且很可能一出手就是一本《红楼梦》，以他的绝世才华，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

　　写小说并不需要什么书，并不需要资料，闲着也是闲着。

　　小说家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与世隔绝，没有名利之争，没有衣食之忧，被世人所忽视，为大众所遗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干校不是世外桃源，“文革”也不是与文化有关的一点事都不能做，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也就做了。如果预感到文化专制毕竟暂时，黑暗必将过去，一个真正想写作的人，或许就可以有所作为，更不用说知不可为而为。过去总强调“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忽视了写作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独一无二，是作家谁也拦不住，是金子终究会闪亮，干校时期的钱先生十分压抑，有劲没处使，有力气没地方花，可是正因为这种压抑，一旦离开干校， 一旦有机会，他立刻投入到了《管锥编》的写作之中。

　　在很多人看来，《管锥编》只是学术著作，与小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写作热情和理想寄托，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说白了，写于“文革”中的《管锥编》是部穿着学术外衣的《红楼梦》，是一本真正意义的大书，它博大精深，内容无所不包，太值得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仰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