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绪源
一
有一家刊物约稿，希望能谈谈对于探索文学的看法。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一说到探索，马上就会想到创新。现在文学上不强调探索了，与此相反，从上到下，都非常强调创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探索也就是创新。
说心里话，在生活中，我们深受创新之累。本来探索、创新都是最好的事，可是一旦变成任务了，上级要来监督指导了，不创新要受到批评或处分了，事情就麻烦了。就拿我的工作来说，我是编报纸副刊的，过去那么多好的副刊，现在为什么大都不见了？原因无他，都给创新创没了！为了要新，就去学别人，就把自己过去没有的搬来，就去找一批陌生的、不合本刊风格的作者，再刊登大量过去从来不愿容纳的文章样式，于是，新奇古怪，面目全非，领导一看，有变化，有创意，不错！好！创新任务完成了。可是，多年积累起来的优势也没了。过后一看，几乎所有的报纸副刊，都成了大同小异的“白领副刊”！目的是为了新，为了与过去不同，结果呢，与别人雷同了，与自己不同了，自己的个性没了，生命力也没了――几乎大家都没什么生命力了。这就是我说的创新之累。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新，不等于“不一样”。现在所创的，大都不是新，只是“不一样”而已。而不一样是最容易的。真正的新，要合乎这几条：
1、当然也要“不一样”，完全一样，就是“不新”，但这还不够。
2、要新得有道理，这道理有内外两层：内，是附合自己的个性特征，是真正把自己原来还没发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外，是真正附合外在的需要，而不是凭空设想，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给外部。
3、要“可持续发展”。一般说，真正新得有道理了，大致就能持续发展了，也就是有一定的生命力。但这要经过实践检验，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不能自己说了算，当然更不能由领导说了算。
总而言之，创新和探索，最怕的就是像《红楼梦》中的两句诗所写的：
“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探索，我以为，最大的价值，就是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开拓了创作的视域，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条条框框，这使整个文学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儿童文学界，文学探索迅速地冲决了“教育工具论”的框框，过去的极左思潮投射到文学上所形成的种种框框，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探索面前，再也摆不出架势了。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创新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探索者往往是牺牲者，是过渡者。这是因为，他们往往要腾出手眼，故意地与过去那些东西“对着干”，而这正是文学创作的大忌。文学创作――我指的是具有真生命的最好的创作――是必须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使尽浑身解数，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积累和潜力，才有可能成功于万一的；腾出手眼另顾一路，要还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功，那除非是才大得不得了的高手，一般是不可能的。在文学史上就有这样的探索的流派，比如明末的竟陵派，他们走悄怆幽邃那一路，文字上也追求僻冷，以与前七子、后七子等拉开距离，他们推动了文学的前进，但自己真正能留得下的名篇，却并不太多。我以为八十年代的探索作品，也有相似之处。
三
即以儿童文学界的梅子涵的作品为例。我认为梅子涵的创作中曾有过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他的《男子汉进行曲》为代表，时间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时他产量很高，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这一阶段，他把内在的生活积累与所要表现的人物，把成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接受能力，结合得甚为完美。而当时的文坛（包括成人文学领域），更注重的是“突破”和“探索”。我曾研究过那一时期的文学气氛，我发现，真能在那时走红的，是三类作品，即在思想上有“突破”，能引发轰动效应的；在艺术上有“探索”，让人觉得形式新奇无比的；或者内容和形式都落入流俗，但能抓住人，能拥有大量读者的。这三者之外的真正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的文学”，即那些厚实隽永、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却很少有人喝彩（我曾把这些观点写入我的一本《逃出“怪圈”》的小册子）。这在中国，本是正常现象，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能冷静待之。比如成人文学界的汪曾祺、林斤澜等，就都在度过一个很长的阶段后，获得了普遍而极高的赞誉。而梅子涵渐渐和几位很活跃的“探索型”作家走到一起，当然他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创作个性，他选择了自己最为欣赏的塞林格的路子，刻意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述节奏融入自己的创作。他写出了《我们没有表》《双人茶座》等一批作品，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不能说他的这些探索作品不成功，但我以为，与他的上一阶段相比，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离儿童远了，离儿童的审美习惯远了，与他自己内在的真生命，也有了一定的疏离。我以为，这就是代价。
当然，后来梅子涵又有了新一轮的探索，那就相当成功了。最初的转机出现在1995年，他的散文《玩的暑假》一反前一时期相对晦涩的风格，对儿时的暑假的游戏历历如数家珍，透露了他立志“变法”的端倪。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津津有味地诉说着初入学的少年曹迪民的尴尬故事（包括在教室里小便那样的特大洋相），却非但没有一点“教育”的意思，反而处处伴随着一抹愉快的欣赏的笑意。这篇大出人们意料的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喜爱和好评。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他写出了《李拉尔的故事》系列（北京出版社）和《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系列（新蕾出版社），他兴趣盎然地追求一种曾被周作人称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风格。这些充满童趣的作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纪实小说”，它们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我简直不相信谁能编得出这样的故事。梅子涵在这些作品中，真正找到了自己，或者说，找到了最完整最独特的自己。
这一次的探索，和以前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以为，最关键的，就是从自己出发，从自己的生活积累出发，这不是跟着别人创新，也不是刻意要模仿谁，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探索，是水到渠成的。[NextPage]
或者也可以说，真正成功的探索（创新），它往往是一件事情的结果（它可以是“无意植柳柳成荫”），而往往并不是一件事情的开始或出发点（那很可能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了）。
四
最近，我读了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萧萍的两篇近作：《八月的圣诞节》和《演出啦，又演出啦》。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是两篇真正的杰作。两篇都与汶川地震有关，但一点没有要配合什么或宣传什么的痕迹。据说，这是两篇“创新”的作品，已被称为当下的“探索文学”。我对此颇感不解。是的，你可以说它是创新，因为在《演出啦》这一篇中，结合了童话的形式、剧本的形式和诗的形式，其中的“导演提示”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归根结蒂它还是小说。然而《八月》那一篇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形式的探索。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们成为好的纯文学！不管有形式探索也好，没有形式探索也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是要能打动我，给我以充实的丰满的审美感受，让我真正体验到其中的美，体验到其中的人生意味。而我确实体验到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探索、创新，其实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一种创作时不得不出现的突破；并不是非要体现自己在突破什么，非要“拗一路”。
真正的最好的探索，应该是：不这样写，就写不到最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写到最好！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必须要写到最好的艺术追求，那我以为还是不能算作真正的作家的。
相比之下，以前萧萍的探索，包括她的很有影响的“卜卜系列”（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我个人认为是并不成功的。因为那离她自己太远了。她身上幽默细胞本来就不是太多，她的创作上的抒情性因素远大于其幽默性，她仿佛是跟着梅子涵等人的创作路子在往前走，而又没有写那一类特殊的“纪实小说”的生活库存，所以，艰难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而眼前的这两篇新作，把萧萍内在的关于诗（她的儿童诗写得很好）、戏剧（她是戏剧文学的博士）、童话（她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童话的研究）的艺术积累全部调动起来了，同时，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她的生活，调动了她对于灾区孩子的感情，对于灾后心理问题的理解，等等。这样的创作，这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的创作，不管算不算探索吧，我以为，正是现在最需要提倡的！
（实习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