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如此错综复杂，难记难写。幸而有经历特殊却又记忆力惊人的王鼎钧，在《文学江湖》里将之记写出来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江湖有江湖的行规、帮规，还有江湖上累积的复杂恩怨，如此种种，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也不是个人可以处理的。更麻烦的，一旦步入江湖，成为“江湖中人”，牵扯在这些行帮恩怨里，就算有一天你疲惫了、厌倦了、害怕了，都没办法依照自己的意志想退出就退出。
王鼎钧将回忆录的第四部，取名为《文学江湖》，用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江湖”意味。特别的是，王鼎钧回顾记录的“江湖”，不是帮派武林组成的，不是黑道暗行的，而是以文学写作为其行当，并且造成“江湖”式复杂环境的，竟然是台湾的党政权力。
这是1950年代，台湾极为奇怪的一段历史，由阴错阳差的各种因素拼凑而成，对于台湾后来文化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然而，正由于这段过程充满曲折意外，很少有人能把它看得清楚、讲得明白，慢慢地，许多印象与简化的说法，便取代了事实；有这些印象与简化说法，同时也就削弱了进一步追索事实的动机。
最普遍的印象，是将一段时间的文学活动，统称为“反共文学”；又将这段时间的文学力量，简化为国民党政治上的提倡与利用。换句话说，那段时间台湾的文学，是由国民党主控主导，指挥一群来台人士，尤其是军中的青年，依照政策需要，大量写作与“反共”有关的题材。目的呢？当然就是为了强化大批流亡民众的政治意识，坚定保卫台湾、进而反攻大陆的信念。
这样的说法，好处是看来顺理成章。新败撤退的国民党，用文学来对流亡民众，乃至台湾人民进行洗脑，以便巩固自己在台湾的根基，对抗中国共产党。因为是政治由上而下策动的，所以文学作品中处理的题材，充满了“政治正确”，充满了反共口号和宣传。所以要等到官方对文艺的控制稍微放松，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了“真正的”文学创作，有了外于“反共”的“现代文学”潮流。
不过这样的说法，太顺理成章了，以至于忽略了几项重要的史实无法解释，几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回答。例如，台湾的现代诗运动，并不是六十年代才开始的。纪弦、覃子豪在五十年代就开始编报纸副刊、办诗社，互别苗头了。而且，参与诗社活动，开始尝试学习写超现实主义现代诗的年轻人，很多是投身军中的流亡学生。他们是同时一边接触现代诗，一边投效“反共文学”阵营的。这样的二元性文学时代现象，无法放在简单的“反共文学”说法下获得解释。
又例如，国民党干嘛选择“文学”来作为反共宣传的重点？这是个应该被认真探究的问题，不该是理所当然的前提。1949年仓皇败退，退到小岛上，内外交煎，外要担心共军渡海攻台，要担心美国援助来不来；内要安排两百万流亡人士吃住，要安排原有六百万台湾人的税赋，国民党怎么会有空闲、有余裕去管“文学”，还要拿资源去提倡“文学”？这难道不是件奇怪的事吗？[NextPage]
要解释“为什么是文学？”先要说明，其实五十年代真正拿来大张旗鼓活动的，不是“文学”，而是“文艺”。“文艺”的范围，比“文学”广得多。正如王鼎钧在《文学江湖》指出的：“反共文艺”中，最活跃的是戏剧，而不是文学。可是后来历史论述中，文学受到的重视，远超过戏剧。
戏剧包括传统戏曲和话剧。传统戏曲教忠教孝的曲目留下来，借着军中剧团的制度，一路保存重演。不过，那些曲目都非新创，所以一来不会直接与“反共”有关，二来不会跟台湾社会有什么互动。话剧的部分，却是随着传媒发展，几经变化。从舞台剧变成广播剧，电视开播后又转型为电视剧。另外有电影事业也跟话剧关系密切。这些不同形式的戏剧，分散了对于戏剧的讨论，也就使得戏剧不像文学，留下清楚的脉络，可以追索建构其传承流变。
换句话说，今天多谈“反共文学”，少谈“反共文艺”、“反共戏”，是后来历史发展产生的效果。文学后来的影响力大，文学一路的变化获得较多的注意，连带的让人在看五十年代时，只见“文学”不见“文艺”了。
理解国民党五十年代文艺政策，另外不能不放在心上的，是蒋介石个性中，强烈的“意识论”、“意识至上”倾向。尤其是内战中一路败退到台湾，各种客观条件都处于绝对弱势下，蒋介石当然更加依赖对于“心理因素”的强调。所以，退到台湾后，国民党的大检讨大改造，在组织上最明显的，是将大陆时期不可一世的孔、宋、陈三大家族势力，排除在外，承担失掉大陆的责任；在策略上最明显的，则是凸显了政治作战、心理作战的核心角色。人力、火力都不敌共军的情况下，要反攻，唯一能够说服人、事实上是唯一能说服自己的说法，只剩下政治作战与心理作战。
这样的前提下，党的改造倒是认真反省了内战时期心理战线上的大挫败。在国民党看来，学潮被视为是失去大陆的重要因素，而之所以让中共可以操控学生发动学潮，来自于更前头文化文艺政策的失败；共产党利用了左翼文人教授，一方面控制了校园，一方面对学生、青年进行洗脑宣传，让他们误会政府，痛恨国民党，终于导致国民党政权全面瓦解。
这是初到台湾，国民党前所未有痛切反省得到的结论，也从这个结论发展出五十年代改造再造的策略办法。是在这套思考下，才有了用党政资源提倡“反共文艺”的做法，也才有了王鼎钧回忆中的“文学江湖”。
用文学文艺来做反共宣传，更重要的，用文学文艺来坚定大众反共信念，这样的政策，说来容易，真正执行起来，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国民党过去在文学文艺人才培育上，并无基础，许多有功夫有成就的作家，要不选择留在大陆或滞留海外，要不自恃身份没那么容易配合动员，到哪里去找可以具体落实政策的人？
要做，就必须从头建立一套系统，就必须重新培养训练一批文艺人才，而且，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才有可能真正应付反共事业的需要。从军队内部做起，最快而且最容易看起来有效果。利用军队体系，强力提倡文艺，加上当时的国防预算占政府总预算一半以上，就从国防部挪出钱来办各种文艺奖、办杂志、办剧团、办比赛，上行下效，一下子热闹起来。
提倡文学、文艺，还有另一层不容易，是当时急于改造的国民党看不到、理解不来的，那就是文学文艺，就不是一般、直接的宣传。文学文艺能够深入人心，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改变人的价值信仰，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宣传式的直接方式表达的。要深，先要懂得如何感动；要感动，先要懂得如何迂回。如何迂回、如何感动，不是提起笔来就会的，需要观摩、需要学习，还需要演练。
从这里，生出许多难以解决的麻烦。学写文学，要看别人写过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那么多“反共文学”可供参考，而各式各样其他主题的文学观摩、学习多了，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学标准，文学标准与反共标准，中间就有了矛盾的张力。
提倡文学，要学到文学的技巧与本事，当然就同时得提倡阅读文学作品。那一颗颗接触文学的心，不可能完全按照规划规定，只看到政策上要他们看到的，他们会自主从文学中接收到自己特殊的感动，进而模仿写出那种感动的文学。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扩张自我、开拓感官自由的工具，和政治上寻求的一致、控制，格格不入，对文学严重缺乏深刻了解的国民党，却想要用文学来进行更有效的控制。
他们只是看到了大陆时期，左翼文学和左翼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误以为能够主观复制那样的状态。他们无从理解，左翼文学之所以吸引年轻人，因为其中散放着强烈的解放精神，给予年轻人摆脱各种拘限的启发。于是，他们也就想不到：如果在台湾的青年，也从文学中获得这样的启发，对“反共”还会是件有利的事吗？[NextPage]
还有一层麻烦、困扰，既然文学发挥力量的方式是间接迂回的，那么用来检验“反共文学”有效性的标准，该怎么订？迂回到什么程度是有效的，超过了哪条线，就不再“反共”只剩“文学”了？甚至，会不会迂回得更曲折更遥远，走到对面成了“反反共”了？
所有这些麻烦，那一二十年间，都具体存在于台湾文艺圈。因而使得那一二十年间，文艺，即使是摆明了为政府做宣传的文艺活动，或者该说，尤其是摆明了为政府做宣传的文艺活动，都受到情治单位的严密监控。这里面，有太多暧昧迂回的解释空间，也就有太多情治密报可以发挥的空间，也就有太多各方势力斗争作用的空间。
这段历史如此错综复杂，所以难记难写。幸而有经历特殊却又记忆力惊人的王鼎钧，在《文学江湖》里将之记写出来了。王鼎钧在台湾前后二十九年，参与了“中国文艺协会”，出身文协第一届小说创作班，编过《扫荡报》、《公论报》、《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的副刊，任职于台湾广播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曾经和五六十年代文艺政策最高决策、执行的核心人物张道藩、魏景蒙等人近接共事……这些丰富而难得的经验，给了他特殊的历史位置，可以看到、感受到那个时代文艺政策创造出来的种种怪现象，却又不至于被直接牵扯在其间利益中，以至于见怪不怪。
王鼎钧具备了局内、局外双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唯有同时提供局内局外视角，这段诡异却现实的文艺历史，才有机会明白彰显。
更难得的，王鼎钧对那个时代的许多荒谬现象，没有夸大、没有指控，而是运用了丰沛的幽默感，还其荒谬本分。例如谈到五十年代台湾广播规定先写文稿，才能照着文稿口播，结果造成念出来的语言很不自然，他轻描淡写地举例：
“步下飞机的朴总统夫人穿的是苹果（停顿换气然后）绿的旗袍。”某太太听到这里，很纳闷她为什么“不下”飞机，然后，是了，她还没穿好衣服。“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然后）的肖像。”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对于饱受特务跟踪骚扰的经验，王鼎钧的表达方式也是半正经半玩笑的：“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他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他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最明显的是，耶稣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就回头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见他’，他就脱离了监视，看似‘神迹’，其实‘盯梢’一旦曝光就失败了，盯梢的人最怕‘对象’突然回头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务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务并非‘看不见他’，而是装作没看见他。这是我的独得之密，解经家没有想到。”
王鼎钧的“独得之密”，岂止这一端，他写出了许多未来解释五六十年代台湾历史不能不想到的细节内容。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