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海淑  王慧雯

　　在中国学术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一个标杆，也是一个传奇，它云集了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翻译人才，也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血脉相通。

　　国庆60周年来临之前，商务印书馆在9月24日正式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珍藏本。其实在8月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摆放在一号厅入口的这套丛书就已经成为展会上最闪亮的“明星”，而近一年来，它的酝酿、出版也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

　　在商务印书馆陈列着整部《四库全书》的文津厅里，总经理王涛向记者杂志记者讲述了汉译名著背后的文化往事，当谈到80年代初自己第一次读到这套书时的心情时，谈吐稳健儒雅的他仍然显得一往情深。

　　“为文化而牺牲”

　　记者：有资料说，最早的一批汉译名著是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的，加上1933年出的第二批一共是200多种，商务出版这套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涛：商务印书馆很早就开始出版西方名著，最早的是190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商务当时的文化理念是“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是让教育能够平民化，把文化变为普通人的权利，所以商务做教科书，做工具书，让老百姓从文盲变为识字者。“开启民智”，就是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术和理念，使洋为中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商务选择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就是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

　　当时商务的创办人和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本人就是进士出身，又在南洋公学做过译书院院长，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比较熟悉，眼光独到。他为当时的国人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理念和学科，大多数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记者：之后汉译名著出版的中断与日军侵华的战火有关？

　　王涛：是的，1932日本发动淞沪之战的时候，有意炸掉了商务印书馆。之前商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发展壮大，它既是一个出版机构，又是一个文化机构，它建设的东方图书馆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当时商务出重金把能够买到的孤本、善本全部集中在了东方图书馆。

　　淞沪之战的时候，日军计划轰炸闸北的战略目标中就包括商务印书馆。据资料记载，当时在讨论是否要炸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日军总部是有分歧的。时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盐泽幸一认为，如果炸掉闸北的一些建筑，中国人可以很快把它们恢复，但是如果炸掉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就很难把它恢复了。他指的就是毁掉中国的文脉！

　　日军用六枚燃烧弹炸掉了商务印书馆，当时火光冲天，但是还没有彻底烧尽，第二天日本浪人又来点火继续焚烧。今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商务印书馆并参观馆史陈列时，我向温总理特地汇报了这件事。记得当时总理沉思了一下说，文化的作用他们有时看得比我们还清楚。

　　在商务印书馆被炸掉之后，张元济先生等人随即提出“为国难而奋斗，为文化而牺牲”的口号，并一直在坚持出版，但是汉译名著的出版相对中断了。

　　“批判的吸收”与争议中前行

　　记者：我知道，解放后商务印书馆也一直在出版这方面的译著。从1958年到“文革”前，在陈翰伯先生的主持下商务翻译了500多种外国名著，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王涛：首先是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当时做的翻译工作，有一些是作为内部参考用的。1958年商务开始做规划，要做500种书，并且陆续开始出选题。这个出版过程到“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中断，有的是作为出版物，有的是作为白皮书。之所以能一直做下来，跟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NextPage]

　　1958年9月10日，商务就出版过《论出版自由》，这是弥尔顿的经典著作，在那个时候能够出版这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1982年你们重新推出了第一批50种汉译名著，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王涛：当时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商务印书馆再次担起了文化的重担。这个选题在当时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支持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说有两个支持系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再者还需要用人类文明中的其他先进思想来支持。出这套书也是为了影响和帮助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进一步的认知感和认同感。

　　三中全会主要的脉络就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要确立和强化这些思想，需要有人类的先进理念支持。如果不读《论法的精神》，怎么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何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不读《社会契约论》，怎么能够深刻理解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如果不读《国富论》，怎么能够理解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

　　1984年，中央有关同志曾向邓小平就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作过汇报，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时作了一个重要的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各国有定评的学术著作全部翻译出版。”

　　当时无论中央领导、学界还是读者对这套书都非常的关注。第一辑论证的时候，参与的都是中国各个学科最著名的专家：朱光潜先生翻译了《美学》，贺麟先生翻译了《小逻辑》，潘汉典先生翻译了《君主论》……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共同的事业来参与，因为国家在日渐昌盛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文化支持与积淀。

　　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过，我的领导曾参加过一次“丛书”的选题论证会，当他走进大厅以后看见的全是他敬仰的学术泰斗，如陈岱孙、冯友兰、费孝通、季羡林等等。他说，当时中央部委要召开一个会议都请不齐这些人，但是一套丛书就把他们全部召集在一起了。

　　记者：商务出版的这套书想必对您的影响也很大吧。

　　王涛：我是1981年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正赶到这套书出版，当时真是洛阳纸贵，空前轰动。能买到这套书的同学都非常兴奋，大家互相传看，如饥似渴的学习。

　　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三本达尔文的《进化论》。整整四天时间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我都在看书。达尔文在书中运用的实证性的举例与演绎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研究方法。

　　那时候晚上大家都在教室自习，我看到了激动之处，会忍不住一次次地冲出教室到操场上仰望星空，感叹知识是如此浩瀚，而自己是如此浅陋。所以不管我们这代人今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一想起这套书，都会让我们回到那个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

　　百年老店的数字未来

　　记者：今年商务推出全套汉译名著除了向建国60周年献礼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考虑吗？

　　王涛：我们要出这个珍藏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建国六十周年，欣逢盛世，商务人觉得只有这套“丛书”与商务百年的传承，与商务人对祖国的崇敬心情相契合。

　　第二，这套书出到现在快30年了，有的版次重印率很高，有的不高，所以社会上现在能够把这套书搜齐的人是非常少的。另外，30年来用的出版手段不一样，字号版式也不太一样。我们想把它作为珍藏版整理出齐，对热爱这套书以及受这套书影响的人来说，这也是商务人要表达的一种由衷敬意。

　　记者：听说作为百年老店的商务印书馆也在尝试数字化出版，现在的情况如何？[NextPage]

　　王涛：商务印书馆在积极地做数字出版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工具书在线”是得了中国政府奖的一个产品，去年财政部拨了专项资金给我们做商务印书馆百年出版资源的数字化工程。

　　商务在百余年里出了五万种图书，数十种杂志，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但是这些东西今天很多人都已经看不到了，又不可能全部把它重印成纸质书，毕竟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怎么让它们在今天继续发挥作用呢？我们现在就准备把它们全部数字化，并根据市场需求和阅读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数字出版、主流媒体出版或手机出版。

　　现在汉译名著也有电子版，但那是盗版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大家真的喜欢这套书。我们这次做“珍藏版”时得到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使其全部实现了数字化。我们也会适时地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电子版，使之以准确无误、高质量的翻译和编校水准的面貌奉献给珍视这套“丛书”的读者们。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