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在中宣部日前公布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中，《东方早报》资深记者胡宏伟去年年底出版的《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全记录》也位列其中，该书也是“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图书中唯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题材作品。胡宏伟昨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像老农一样嗅着这片土地”，他写这本书并不是去歌功颂德，“只是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记录、反思三十年是为了未来的三十年。”

　　胡宏伟去年年底出版的《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全记录》日前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该书是“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单图书中唯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题材作品。

　　在过去的30年间，浙江从一个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匮乏的人口小省，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模范生”。人们在赞叹“浙江奇迹”的同时，对其成长模式与发展路径亦充满了好奇与困惑。胡宏伟在《中国模范生》中以亲身的经历、深刻的洞察、独特的视角和学者的思辨，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深刻的解读。他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在胡宏伟看来，浙江是改革开放“大考”中成绩最为优异的模范生之一。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

　　之所以浙江是改革的模范生，胡宏伟对早报记者说：“浙江作为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它的模范性在于，改革是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特点非常明显。浙江的成功第一推动力是人民，改革启动了人民的力量，这点极具启发性，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启示性。另外，它的模范意义在于人的解放才有了改革的冲天动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不是一个概念，人的解放往往带来了财富的解放。”不过成绩已经成为历史，胡宏伟在书中以及在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依然强调浙江模式的未来隐忧，所以他提出了“三问浙江”—— “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以及“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

　　自1984年大学毕业以来，胡宏伟一直扎根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观察、研究浙江，亲历浙江改革，这是他创作《中国模范生》的优势所在。谈到自己与这块土地的关系，胡宏伟说：“像老农一样嗅着这片土地。”

　　一些评论认为，在这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这本书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在一切有关于浙江如何突破、如何发展、如何飞跃的寻问中，均隐藏着“中国如何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对话

　　温州人凭什么发财？义乌人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建立了那么有影响力的小商品市场？这些人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它的模范性在于，改革是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特点非常明显。

　　记者：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以出版了一大批和改革开放有关的图书，也包括浙江改革的书，那你这本书和其他相似题材作品相比，其突出的地方在哪里？

　　胡宏伟：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我像老农一样嗅着这片土地。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首先我有职业优势。从新华社到《东方早报》，我从事新闻工作24年，大体上和中国的改革基本同步，只有改革起步阶段没有赶上，所以我基本上全程关注中国特别是浙江的经济改革。其次，我亲历了浙江改革的这些年，这也是我的优势。

　　在改革的这些年中，浙江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曾经我很想用一个标题“自由引领人民”，后来选择了“中国模范生”。想表达的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浙江改革的典范是从农民、乡镇基层开始推动的，我用“模范”来形容浙江人民一点都不过分。温州人凭什么发财？义乌人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建立了那么有影响力的小商品市场？这些人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所以说浙江的改革非常像当年的革命，是真正的全民翻身做主人，改革也必须从千万人民开始。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去歌功颂德，只是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记录、反思30年是为了未来的30年，这就决定了在写作的时候如何去看过去30年。

　　记者：《中国模范生》这本书中，在你看来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胡宏伟：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中国模范生》第一章第一节写到了“迟到的20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包产到户从小岗村开始。事实上，浙江的包产到户更早，它从1956年就开始了，代表就是浙江永嘉。所以，民间包产到户浙江最早，官方不是最早，官方从1983年才开始。

　　另一个争议的地方是我书里写到的一个人，他在1961年就写了篇文章《半社会主义论》，他是兽医冯志来。这是浙江民间的改革智慧，所以我一直强调浙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脱贫致富。

　　我想提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立有一个官方的“四个允许文件”，但事实上它从1982年就开始萌生，当年市场的成立其实没有政府站台。所以，我写作是秉笔直书，是为历史负责，也是为党和人民负责。

　　记者：你这本书名用了“模范生”，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作为模范生的“浙江”，它的模范意义在哪里？

　　胡宏伟： 我在序言一开始提到了一件事，2004年3月5日，7位以私营企业主身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有记者问：“如果卡尔·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浙江，他将会有什么感想？”其中的一位企业家楼忠福回答说：“我想马克思如果来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这一回答让在场的记者很惊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有疑问，这位浙商回应了这个疑问。

　　其次，在中国改革的“大考”中，浙江应该是成绩比较优异的省份，这是肯定的。但模范生不仅要成绩好，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的成绩背后，浙江的改革是思维的突破，有这种思维突破才会有继续的辉煌。

　　所以，我想要提的是，浙江作为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它的模范性在于，改革是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特点非常明显。为什么是浙江最穷、最偏僻的温州成功了？因为浙江的成功第一推动力是人民，改革启动了人民的力量，这点极具启发性，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启示性。另外，它的模范意义在于人的解放才有了改革的冲天动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不是一个概念，人的解放往往带来了财富的解放。

　　浙江改革开放30年，首先是“走出中世纪”，然后是对技术革新的模仿，而整个改革开放是“温和派改革的胜利”，浙江人的改革求的是改革实利，而不是嘴皮子实惠。

　　其实我知道，浙江人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们站起来了，那能摸到天吗？所以我说：“如果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眺望浙江，其结论注定是偏颇而肤浅的。”

　　记者：浙江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优等生，但这个优等生在接下去的几十年还有优势继续领跑吗？

　　胡宏伟：在浙江，自以为是的导师必然会失败，对未来也是如此。浙江前30年的成功根本原因就是自身富有实践精神。在建立了初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还会遇到一系列困难，但有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照样辉煌。现在因为金融危机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人也为浙江担忧，其实大可不必，它在改革历程中建立起的韧性，能使浙江继续向前。

　　相信浙江人的创造性，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懂得妥协调和，就不用对浙江的未来太过于担心。

　　记者：你对浙江的未来是乐观的，但你在书中还是对浙江有一些忧虑和反思。

　　胡宏伟：我在书的最后写了“浙江三问”，就是对浙江人和浙江进行了反思，我也知道这些疑问有一些争议性。其实我知道，浙江人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们站起来了，那能摸到天吗？所以我说：“如果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眺望浙江，其结论注定是偏颇而肤浅的。”

　　我的第一问是：“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所谓“四千精神”就是——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离开了“四千精神”，浙江奇迹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但30年过去了，变化开始悄悄地发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浙江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四千精神”一定程度的退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创业者二代换季中尤其如此。此外，“浙江制造”的未来仅有“四千精神”是不行的；然而，没有“四千精神”是万万不行的。

　　我的第二问是：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浙江有文化吗？有声音认为，浙江的文化竞争力早已存在，并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具体依据与浙江人绵延千年的商业传统密切关联，这也早已被许多媒体反复描述。但假如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当下，就会发现有关文化的另一层面。我在书中引用了2003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率为7.5％，即每千人中仅75人具备了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认为，文化不是我们所说的以特定人群共同或类似的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价值观等为主体的“文化遗传基因”。此“文化”与彼“文化”的理解差异，必然造成我们对浙江改革30年开放间所谓“文化竞争力阶段”出现时间点早晚的争议。

　　第三问是：“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黄灯”是一个模糊时间差，浙江人在改革开放30年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这个“黄灯时间”，浙江商人肯定是“黄灯意识”最优秀的群体。胆子大且有着水一样性格的浙江人毫不迟疑地见缝就钻、遇阻便绕，市场经济起步最早，所谓的先发优势由此而来。但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黄灯意识”必然会显现出其固有的两面性，稍一失控就意味着对制度的不尊重和对商业游戏规则的漠视。现在的浙商应该要习惯规章制度下的商业游戏。

　　相关内容

　　胡宏伟

　　毕业于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在新华通讯社就职18年，现任职东方早报社，高级记者。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报道、研究。主要著作：《温州悬念》、《非常营销》、《温州炒房团》。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

　　吴晓波

　　这是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

　　这个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是怎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的？那些不起眼的商人是怎样“洗脚上田”、成为最受关注的商帮集团的？温州模式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聚集中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市场集群？“中国制造”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并遭遇困境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与自然、社会环境有没有可能和谐相处？

　　这都是让人着迷的“世界级课题”，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几乎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在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目前最流行的学术视角是制度变革，芝加哥流派的制度经济学因此颇受倚重。与之相比，胡宏伟的观察则显得更加的广阔，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征。在过去的30年中，浙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稳健，民众的富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增长比较均衡，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基层民主建设循序渐进，正是这些发展成果让浙江经济成为最具标本意义的研究对象。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与解释，正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共同课题。因此，胡宏伟提供的大量事实和数据堪称珍贵。

　　与此同时，胡宏伟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在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战争废墟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井直熏出现了。在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烘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群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他们的创业历程从穷乡僻壤起步，跌跌撞撞，倔强前行，终成一支显赫的商业力量。30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他们自己也成为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败的商人。这群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是他们自身创造了这个时代。以提倡大历史观而著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在晚年曾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变革，其深其难，实在于中国人的生活宗旨的改变”。胡宏伟的研究其实已经很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个深度，而这正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变数和挑战。

　　2007年底，浙江人民出版社楼贤俊社长问我：“如果要写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书，你推荐谁来写？”我脱口而出：“胡宏伟。”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相交近20年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

　　在超过20年（1986-2008）的传媒业经历中，胡宏伟几乎目睹乃至参与了浙江变革的所有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那不是一种类似踏青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他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有过专著《温州悬念》；他是最早对浙江专业市场和产业模块进行研究的记者；他是“炒房团现象”的最早观察者，著有《温州炒房团》一书；他是很多著名浙江企业家的好朋友，写过《非常营销》一书。他用脚走遍了浙江的每个角落，用手写了数百万字的报道文字，用脑思考了无数个问题，如他这般“脚、手、脑”并用、持续20多年专注于一块土地万千演变之人，举目浙江，已是非常罕见。所以，他正是这一选题的最佳创作人选。

　　正如胡宏伟在后记中所深情流露的：“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这个清秀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我很了解这位知交多年的老朋友，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内心激荡，也为他能以如此富有责任感的心境和充满才情的文笔完成一部即将流传的作品而无比地高兴。在他最终完成的这部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深思与反省的气质，他在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下，旧地重游、旧时再历、旧人再访、旧事再思，就跟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职业原则那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NextPage]

　　《中国模范生》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曾经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事实上，胡宏伟用自己的心血凝造出了一个踏实而精致的台阶，从此往后，对浙江变革的观察将剑及履及、由此而进。（本文发表有删节）

　　寻找隐藏着的民间答案

　　杨吉

　　胡宏伟把他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取名《中国模范生》，因为他觉得走过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摸着石头过河的世纪“大考”，而今天的浙江无疑是这场“大考”中成绩最为优异的模范生之一。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在胡宏伟看来，浙江之所以具有样本价值和示范效应，恰恰是因为浙江的地方经验最终往往影响全国路径，在一切有关浙江如何突破、如何发展、如何飞跃的询问中，均隐藏着“中国如何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根据胡宏伟的研究，浙江奇迹的诞生最主要得益于政府“为民间资本让路”的行政思想和制度创新。胡宏伟认为，这样的改革开放才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充分地相信市场力量、民间智慧是必需的。就像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经典阐述的那样：“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事实证明，浙江民众正是在这样的自发秩序下，践行着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在博弈中前行、在温和中变革，逐步摸索出一套有着地方特色、符合本土习惯的体制制度，它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本文发表有删节）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