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文彬
自由话语的一种误读
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是要以客观的野心去把握生活，“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毫不掩饰其之于历史的主观姿态。实质性的区别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历史话语的重新料理上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的。就“17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它的到场确是一次强有力的补充和丰富。长久以来片面坚持的二元对立历史解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使历史变为了麻木的谎言。“新历史主义”小说所贡献的陌生化视角，其意义就体现在对历史谎言之下麻木心灵的惊醒。从此，作家们开始忙碌于对深藏地表之下历史真相的挖掘。可是，在欣喜于使大量一直不为人知的宝贵细节一一得以暴露时，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对历史信仰的重建在自己这里已变得遥不可及了。他们颠覆、戳穿以及怀疑历史，除了只是告诉我们不应该相信什么之外，对于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的问题始终无意理会。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在历史之中仍旧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关于自由的领会总被我们表述成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s），因此，我们的自由观念里实际上一直就蕴涵着不自觉的暴力倾向。
作为一种权力实质的表征，本乎公正诉求的女性文学却要因对他人权利的挤压而违背自己的初衷。不可否认，公正的获得有时的确需某种权力的支持，但其指归理当是权利而非权力。唯有基于这样的共识，一种彼此尊重的和谐关系才会在两性之间得以奠定。然而，在绝大多数女性小说家那里，此种努力却是罕有的。女性群体的历史被一致解释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过程，而男性就是制造这一历史事实的暴君。在先锋小说家完成弑父的成长仪式之后，女性小说家开始着手实施报复男性的举动。不一样的是，后者的声势更为浩大亦更为持久。可是即便如此，女性小说家们最终也未能借此使自己强大起来；积蓄于心中的强烈忿恨令其始终无以挣脱掉怨妇心理的可怜束缚。不难想象，这样的弱势心态又如何可能胜任对于另一种全新历史的圆满讲述？性别之间的伤害不可能让任何一方占到便宜，毕竟这两者是属于一体性的存在，缺一不可。但是，我们从未把对方视作自己的一部分，也从不习惯由对方的眼中看到自己。我们结束了一种伤害，接着又开始了另一种伤害。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的既定模式并无多大改变，创造历史的能力在我们这里还是一如既往地缺乏。历史将会证明，中国的女权主义文学也许能够帮助女性，但并不能够帮助人类。实际上，归根结底，女性的问题应该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而不是属于文学的问题。文学的积极干预对于此种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是没有效果，但令人堪忧的是这种效果并非是我们想要的。
从功利关怀走向快乐遗忘
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实观。在历史当中我们惯于发现苦难，在现实之中我们也不例外。历史给予我们多少不满，现实便给予我们多少不满。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自始至终的依恋，实际上正是缘于这些不满的激励。自打现实主义理念进入中国文学视域以来，它的活力始终就没有消逝过。不过，现实主义在中国有其根深蒂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表现在对当下重大社会利益问题的关注上。只是，问题有时是国家的，有时是民众的。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者形象，昭示着作家对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主动干预。而在90年代文坛以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为核心强势登场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则将现实主义的宏伟叙事适当调整到了民生层面上来，兼顾起社会体制与民众境遇间的矛盾。这一导向直接促成了后来“底层写作”的流行，小说家们通过这样的写作竭力向社会展示着自己的良知和正义。底层因此所获得的最大关怀就是小说家对其不幸生活漫无边际的渲染，导致希望与信心在这里再一次遭到了逐弃；痛苦的空间充盈着不可思议的愤怒和仇恨。
显而易见，我们的小说家们没能认识到，如果良知和正义最终落实的不是爱而是恨的话，那么其价值就势必是有限的。出于爱之动机的良知和正义产生的不该是一个恨的结果，否则便是对良知和正义名誉的玷污。走完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小说，至此善于培养的仍是恨的情感，爱于其中催生的不仅是人们之于生活的绝望，同样还有之于文学的绝望。我们注重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由于缺失崇高的理想，因而总是难免表现得低于生活且庸俗于生活。而且，一旦它们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时过境迁，其存在的理由亦就随之丧失。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课题，带着它我们来到了崭新的世纪。然而，伴随着对新世纪美好前景不由自主的展望，我们发现，这一课题的攻克似乎要被无休止地延宕下去了。
“70后”和“80后”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出席，标志着文学的快乐主义年代已经全面来临，借着现代发达传媒技术的东风，文学的娱乐化趋向已势不可当。网络不断侵占着传统文坛的地盘，肆意刷新着人们头脑里残留的文学理想。写作成功的渴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更加的迫不及待，但是此种成功却几乎同文学本身无关。这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标明的不过是利润的实现；写作与阅读的目的皆从属于消费主义的时尚原则。和流行歌曲、电视小品一样，此时小说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讨得大众的欢心。自由在这里是经由物质欲望的满足获致最大限度体现的，二者的默契关系从没有过如此淋漓尽致的发挥。缘于此，文学固有的义务和使命日益沦落为遥远而廉价的往事。不过，欲望的满足永远只是暂时的，其贪婪的追逐迫使自由不得不一再面临着被透支的厄运。自由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这一时代的小说因此使得中国文学随时处于迷失甚或受伤的险境。当然，那些忘情浸淫于此种自由之中的人们是肯定无法意识到此点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