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政
在共和国的文学发展中，文学批评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它对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建构甚至对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上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文学创作，比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是如此。
学界对当代批评的分期有粗有细。粗者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到“文革”和改革开放到当下。而细者则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文革”前为一个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十七年”；“文革”时期的十年为一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进入新世纪以后为第四阶段。这些划分虽然有各自的标准和内在的逻辑，但从共性上讲，都是从中国当代的社会分期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结合出发，来描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
走向
在文学史叙述中，当代文学虽然起始于1949年，当代批评的发生也自然从新中国成立这一“自然”时间算起，但要认识这一初始阶段的文学，甚至理清十七年文学的源头脉络，必须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五四新文学的背景，特别是延安文学的概念。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与政治保障，所以，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成果也同样被继承下来，特别是延安时期的文学实践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新文化的主张，在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新人塑造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所以，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较之五四以来的其他文学传统得到了更为特别的强调，甚至成为主流。文学批评也自然地延续着延安时期文艺传统，特别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将文学看作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要求作家与文学始终服从于国家的中心任务，因此，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睁大着警惕的眼睛，不管是面对当代作品，还是古代作品，都十分重视其对当代生活的积极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自然而然呈现出激烈的姿态，争鸣之风、批判之风此起彼落，“事件”也特别地多。文学批评大都从文学的外部关系着手，很少顾及内部规律，对作家作品的品评也大都集中在创作主张、主题、题材与人物上。
“文革”时期是中国文学灾难的十年，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灾难的十年，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成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由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极度贫乏，文学批评几乎没有对象。从文学批评本身的建设来说，这一时期完全可以不谈，但由于复杂的现实与历史原因，这种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仍时有表现，所以还值得研究。
如同所有领域一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以及主要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正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当代批评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为一个标志，开始了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其后，邓小平和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和报告，对文艺与政治的传统提法做了修正，明确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加上上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开始将文学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进入较为正常的轨道，其主体性与探索性不断加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大规模引进，而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刺激下，形式主义、先锋实验文学随之风生水起，文学批评也从体系、方法与范畴上摆脱了苏俄的传统，从封闭走向开放，自五四以后开始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的转型，从现实主义、实验文学、文化寻根到新写实、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呈现出积极的互动状态。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中国的社会生活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文学渐渐被边缘化，批评家们感到单纯从文学看文学有许多的狭隘，而应将文学以及许多文化现象纳入到对社会问题的总体考量中，于是，文化批评开始勃兴，文学的许多新的特质如生产、消费、欲望等得到了揭示。媒体对当代批评的影响也同时显现并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格局产生了解构与分化。这样的分化表现为两个分支：一是依托电视、广播与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媒体批评，它以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即时性、消费性等为特征，目的不是为了解读文本，而在于文本周围的事件与人物，以吸引读者的关注，紧密大众对创作这一整体事件的关注。二是依托互联网而存在的网络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文学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网络文学已是一个海量的存在，由于网络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纸质文学的批评范式难以取得对其批评的有效性，它必然催生一种新的批评体系。这种探索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以网络文学为对象，在互联网与纸媒同时展开的、针对网络文学的审美特点、网络写手、网络文学文本的研究与评论，其次是只在互联网上呈现，不仅在内容上，更重要的是在呈现方式上与网络文学在同一时空与技术条件上同步，随机性、互动性、日常化、片断化、游戏化是这种新兴批评的特点。
问题
回顾新中国60年的文学批评，一定要对其在理论建设上的作用有高度的认识。由于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上的先天不足，使得理论建设上的许多任务是通过批评来完成的，为了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许多批评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梳理一下，有这样几个大的方面不得不提，因为即使其他方面不谈，仅对这些问题的路线图进行描述就足以看出共和国文学批评史的面貌。[NextPage]
文学中的人、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自启蒙主义以来，人已成为文学的中心，但这一观念在中国的道路却十分坎坷。上世纪50年代，巴人、钱谷融等针对当时文学创作中概念化倾向提出批评，主张文学要写人，写出人性与人情，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论》就是从人与人性的角度对曹禺的名作进行评论，以自己的实践倡导这种批评理论与创作观念。这些观点与批评实践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阶级论的时代遭到了激烈的批判，由于这样的批判触及到的是“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连同人性、人道主义、共同美、形式美，以及文学中的爱情与性爱描写等问题都被列入禁区，导致了批评与创作的双重贫困。直到“文革”以后，这一系列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周扬、朱光潜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很大，而一些批评家对伤痕文学等作品的评论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些理论的普及。
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传统，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的批评理论主要来自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中国又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现实主义的传统由此中断。随着“文革”的结束，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连续兴起，现实主义才冲破“左”倾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其后有关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新世纪以后的底层文学的批评与讨论都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批评在当代的深化与演进。
现代主义问题。现代主义实际上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就由域外于本土着陆，鲁迅、新感觉派以及象征主义诗歌都在创作与批评上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但这一传统同样在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被人为地中断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才得到尊重与倡导，批评家谢冕、李陀、孙绍振，作家王蒙、刘心武、徐敬亚等人在争论中不遗余力地对现代主义的精神与表现手法予以阐述，对当时出现的被目为怪异的现代主义的作品热情地加以鼓励，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形成了潮流，从而催生了大批现代主义的作家作品，而现代主义批评在那时也成为主流。
文学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一种，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提出过，但是除了在马列文论中作为理论问题予以提及以外，一直未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充分地体现过。当代批评主要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从文学制度层面上，也主要强调它与国家意志的统一，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批评主要的工作边界大都止于文本，而很少考虑其作为消费品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更少将消费者作为重要的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纳入批评的视野。直到市场经济大致成型，文艺作品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并加入到利益链之后，才激发了批评的相关反应。但是，最初的反应是激烈而负面的，认为文学成为商品或者迁就消费以后将会导致文学水平的下降，导致文学的媚俗。进入新世纪以后，流行文化、浅阅读越来越成为消费的常态，类型文学几乎到了可以与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地步，当代批评才意识到正面对待的必要，而接下来便意识到传统的、建立在精英文学基础上的批评体系实际上无法应对这样的文学对象，文学批评因为遭遇到知识困局而面临失语。现在，借助于消费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大众文化理论和文化产业理论，一种新的消费语境中的文学批评正在建立。与网络批评一样，这种新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将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文学格局，使批评摆脱传统的单一性而走向多元。
批评家
不管是从时间层面还是从问题层面来看，当代批评的道路都不平坦，十七年以及“文革”甚至“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批评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风口浪尖，虽然地位显赫，但有时让人有一种谈批评而色变的感觉。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命运才得到改变，批评才真正拥有了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批评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到了承认，“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深刻的片面”、“批评即创造”等批评立场一开始提出时可谓惊世骇俗，但很快便成为共识。这里要特别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涌现的青年批评家群体，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丁帆、南帆、季红真、吴亮、程德培、许子东、张陵、李洁非、贺绍俊等等以及其后更年轻的吴俊、王彬彬、李敬泽、阎晶明、郜元宝、张新颖、何向阳、吴义勤、洪治纲、谢友顺等等，构成了中国当代批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豪华阵容。他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从思想到观念，一直到文体、语言与风格，开创了完全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批评格局，不仅为批评本身，而且为整个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们的工作，使中国当代批评在那一时段出现了几乎不可复现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批评在大学扩张与当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下开始后撤，进入了所谓学院的转身，这一转身虽然有助于批评的客观化与学理化，有助于批评更多地参与文学史的叙述和当代作品经典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得批评远离了现场，淡化了热情，钝化了个性。而其后学术机制所带来的泡沫化又使得批评的水分不断增多而遭诟病，市场化也使批评沾染了金钱味，所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批评在当代文学中的话语地位急速下降，不断由社会性参与变为个体行为，由对话变成独语。进入新世纪之后，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文学变化所带来的联动效应使批评走向多元与泛化。要想重振批评的地位，看来需要各种批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磨合与整合。
任何批评史都是批评家的历史，但在这样一个概略性的回溯中即使只对那些杰出的批评家的工作与贡献予以评价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将当代文学批评家进行一些分类来看待他们的地位与成就。
制度性批评家。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就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化猜想并在局部得以实践，这样的猜想与实践在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完善为隶属于宣传文化系统的文学机构与文学制度。许多专业人士都是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制度的制定与执行者，他们同时从事着文学批评工作，属于制度性批评家，如周扬、冯雪峰、林默涵、邵荃麟、侯金镜、秦兆阳、冯牧、陈涌、张炯等等，这些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考虑到意识形态与制度层面，有时甚至会牺牲自己个人的批评个性与学术见解。[NextPage]
专业批评家。这类批评家一部分在各级作协、文联、文学研究机构工作，如朱寨、胡采、黄秋耘、谢永旺、唐达成、何镇邦、陈骏涛、曾镇南、雷达、李星、吴秉杰、胡平等，一部分是在高校工作，如董健、严家炎、范伯群、曾华鹏、於可训、刘思谦、鲁枢元、范培松、陈晓明、孟繁华等，他们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与中坚力量，与制度性批评家相比，他们更注重专业性、学术性以及作为批评家的个人风格的形成。当然，高校内外也有区别，作协系统的批评家与共时性的文学实践联系得更紧密一些，他们参与和组织文学活动，及时地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承担着创作研究与培养创作人才的任务，特别在“文革”之前，当代文学学科尚未建立时，批评的任务主要由他们承担。而在高校的批评家一般将批评纳入到自己的科研体系之中，更注重从理论层面描述归纳文学现象，提炼文学思想，同时还以自己的工作进行文学教育，传播文学，培养读者和潜在的写作者。两者的工作既有交叉又互为补充。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社会的变化高校已取代作协系统成为批评人才积聚的地方。
作家批评家。在五四时代许多作家就是创作与批评身兼二任的，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作家的批评以其迥异于理论形态的风格和来自创作经验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代批评的重要构成，如茅盾、孙犁、赵树理、何其芳、秦牧、汪曾祺、王蒙、韩少功、张炜、李锐、王安忆等。茅盾在1949年之前就从事批评，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评论，发现和培养了众多作者。孙犁也同样如此，他利用自己文艺副刊编辑的岗位发现和推荐人才，其细心、诚恳为许多青年作家所称道。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即在创作之余从事批评，他对沈从文的评论，对语言、风俗画和散文化小说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他同时也热心扶植青年作家，为他们写下许多评论。秦牧的《艺海拾贝》是一时名作，其影响不亚于他的散文，何其芳的诗性批评是李健吾之后的美文，王蒙的机智、幽默可以说开一代批评文风，而王安忆的作品细读可能让会许多专业批评难忘其项背……
当代批评60年，波峰浪谷，风雨兼程，有过辉煌，也有过困厄与迷茫。并不仅仅是在新中国60年庆典之际总结这一话语的历史，在新世纪文学即将结束它的十年行程的时候，如何寻找新的道路已成为当前批评的最大焦虑。也许从已逝的时光里会寻觅到许多启示，倘使如此，这一工作倒是值得反复地做下去。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