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尔根·尼福  翻译：吴万伟

　　尤尔根·尼福说：印刷书籍时代即将终结，但是没有必要为它的消失哀悼。

　　在21世纪初期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另一场革命正加快步伐，它的反响远远超过当前可以纠正的经济危机。这场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将可能和古登堡(Gutenberg)印刷机媲美。伴随这场革命，印刷书籍时代即将终结。像从前声音和形象融化在数字里一样，千百万人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无限复制的、全世界到处可以下载的书像电影、照片和音乐等脱离实体的家族兄弟一样进入多媒体世界。用形式和内容表达的最古老连续性生产的数据载体的书终于解体。

　　启蒙的媒介不仅失去它的信息而且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失去理智与情感。印刷出来装订成册的东西只能在专卖店里作为昂贵商品来销售，就像当今的聚乙烯唱片一样。甚至钢铁意志的参考书目编纂者也不能用现有形式控制古登堡遗产。图书业崩溃虽然让我们觉得遗憾，但它遵循从前消失的行业、手艺、制造过程和经营程序的漫长链条的逻辑。

　　这种变化势不可挡，唯一有争议的地方在于需要多长时间它会到来，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在几代人之后。我的意思是现在谁还记得打字机？不久前它还是所有文字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朋友呢。我们不是都见证了电子邮件给书信施加的压力了，维基百科（Wikipedia）给忠诚的老词语的压力了吗? 网络首次出现不过是20年前的事。只有上年纪的人才能想象没有网络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从充满怀旧情绪的视角来看，书或许在失掉灵魂，但如果我们斜眼看未来，它似乎在摆脱自身实体的束缚。不管你相信与否，排队等待帮助这个伟大解脱的是同样一批人，他们不惜一切要把大名印在印刷品封面上。对作家和作者来说（他们的合伙人和读者），脱离实体的书的时代打开了一个未知的维度---当新技术或者发展的新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能做文化工作者一直在做的事。正是他们的“羽毛笔”造就了未来的书，而且决定了书的未来。

　　如果书很快就能够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装置上阅读，同时还能显示图片、播放视频、连接网络和其他装置，那么，在作者开始使用所有这些多媒体材料创造在古登堡世界中没有任何地位的作品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将看到畅销书根本不需要印刷，手机小说连载，人人都读，因为人人都谈论（这在东京已经非常流行了）无法印刷的、多媒体的、随时更新的、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参考资料、个人旅游指南或者百科全书，它们和印刷品祖先很少有共同之处，联网的作家的联网的作品，歪读的故事出现在读者眼前，更多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

　　平静的表面下流淌着信息和评论的世界。如果你不知道廷巴克图（Timbuktu）（西非一城市）在哪里，或者为什么尼采和瓦格纳闹翻了， 你就能在你阅读的书下面找到答案。收集《达芬奇密码》、《苏菲的世界》、《全球化的陷阱》的阅读小组现在都能留下踪迹，任何别的读者都可以跟随前进。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能够让书活下来，只要愿意总能找到纸质版本，从头到尾一行行地阅读。这些书不会整体消失。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我们能点鼠标听我们的英雄在临终前听的音乐。我们可以欣赏17世纪的威尼斯，到梵帝冈或者五角大楼参观，通过电邮阅读书信体小说，或者阅读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的主要场景的人生背景资料，其他人能写循环的书，有从来没有开头或者结尾的永远持续下去的故事。我们和大量附属性文学作品的接触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这是童子军追踪愿意一下子了解大量内容的K的美好时光。

　　“我们”是否想要这些是多余的问题，就像问我们是否想要私人电视频道或手机或网络一样。一旦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未来几代人不会相信它能够被遏制。像生活本身，文化将爬到表达意识的短语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书和媒体世界其他部分的界限将最后完全消失，就像广告和娱乐的区别消失一样。有些体裁如小说、传记、字典将很可能顽强抵抗最长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们谈论“书”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谈作家的“羽毛笔”一样。

　　最新式阅读装置似乎没有提供任何了解这种未来的线索。它们的优势---印刷质量监督者和电池持久使用–只能掩盖其最大弱点:新瓶装旧酒。在现行模式中，除了让我们阅读我们知道的书籍外再无其他内容，不过是用电子屏幕代替了实际纸张而已。为视力差的人准备的大号字。你现在可以下载整本书，甚至整个图书馆，用有秩序的方式阅读它们，搜索关键词，这对许多人来说不是意外。但到了每个手机都有足够的记忆功能来储存和播放上千部厚重的巨著，这些新书替代品机器的硬盘驱动器就成为史前遗迹般渺小了，被人遗忘的文物。

　　这些新发明也走向博物馆，因为书籍和其他印刷品基本上都可以投影在有屏幕的任何东西上，尤其是不贵的多媒体玩意儿上，它们出现在从衣服口袋到公文包格式的任何地方。今天的电子书或许只是特洛伊马，旨在用半熟悉的包装向大众中传播新观点。通过先让人们下载福斯特或者卡夫卡传记更容易地消除人们的保留意见。

　　书店销售（被迫）阅读器就像销售用来为自己掘墓的铲子，成为革命的受害者。被下载的或者作为正版或盗版进入流通的最后一本书不是以印刷品离开书店的，而是所有那些直到最近还只关心古登堡遗产的人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

　　但书迷和出版商仍在欺骗自己，如果他们相信作家最关心的还是印刷品。把你的鼻子伸进你自己著作的书页中，用铅笔在边上写批注，看到别人手里拿着你的书可能感觉确实好。我们还能买得起这种有触觉经验的特殊版本，但那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读者心里发生的事，即使我们不过是兜售发票或者减税的窍门。那是一种收入，是从属性的，不管IP是用印刷还是像素的形式进入读者身边的。当第一本电子‘书’给畅销书排行榜增光的时候，它就成了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

　　活着的作家很少不为书店的终结感到哀悼，因为书店也是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和公共空间，但很少作家愿意拒绝把自己的书数字化以挽救书店。如果那样做意味着放弃额外的收入来源，很少出版商愿意数字化。但这可能是延缓回答几个重要问题的过程的唯一反动的方法。比如未来的作者如何得到报酬？出版商有条件为作者权益提供充分保护吗？能找到让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么？或者我们再次陷入强大的垄断者淫威下，没有其他替代性选择？

　　当今在挑选电子书的时候，其价格让你困惑。其价格只比书店里卖的精装本书便宜一两个欧元。即使20欧元的书的电子书只卖10欧元，那也是很贵了，而且作家（及其代理人）能比今天所赚的2到2.5欧元多多了。但是印刷成本和包括包装、运输在内的发行成本加上此链条中的工资和收入，即使取消书商40%到45%的折扣，作家并不能从庞大收入中拿到一分钱。

　　所以，当他们脆弱的产品具有独立性时，他们不得不当心了。曾经目睹音乐行业崩溃而感到震惊的出版商还没有开始就就遭遇数据盗窃了。这种现象是否像在音乐和电影业出现的那样发生在同等规模的拥有不同产品和消费者（以及下载者）的其他行业上，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大量生产的不同年龄的儿童读物很可能被盗版和下载得更多，为严肃读者写的专业化书籍受到的影响相对少些。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无法做得更多来保护数字世界中的德国图书市场（已经有低 VAT水平和价格稳定等优势) 而不是简单地送给Amazon、Google and Co.等公司。多数作家（像机构和出版社的合作伙伴一样)最近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书要被数字化和上网了（没有人正式通知你）。一方面，这不构成任何问题：至少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不小的问题：因为作家和作品突然听凭市场的摆布，避免其影响区域才可能发大财。

　　基本上是专门为德语读者服务的德国出版界为什么不能在专门的联合平台上提供数字产品呢，为什么非要疲惫不堪地在巨头旁边当陪衬呢？成功的机会很小。 很少行业比民族语言文本的生产更依赖生产国了，但至少，它交付的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在同等程度上代表作者和译者。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同巨头较量是有可能的。这不是保护主义和汽车、软饮料、电视连续剧、流行歌曲的自由贸易问题，而是关于语言共同体及其文化的脊梁问题。有些东西若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其他地方，肯定要伤害其神经系统。

　　只是到了现在，出版业才逐渐明白它需要重新振兴自身（词典、字典、图表集、地图册已经感受到挤压一段时间了)。当前是忍辱负重狠下决心的时间。即使销售额保持不变，利润却下降了。工作岗位被大量削减，许多出版社可能被挤出竞争。幸存下来的最大机会将是不仅把脱离实体的书作为可交换的商品而且作为特定作者的特定作品的出版社。在书籍作为类似形象和声音那样的技术格式保存起来的数据，必须和其他媒体形式争夺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和时间的时代，对作者创新精神的要求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NextPage]

　　若总结作家和作品的未来关系，我们可以说书需要作者但作者并不需要书，至少不需要有任何重量、不需要印刷、包装、邮寄或者销售的书。阅读和写作无需纸张了。文本信息被传送或接收千百万次都不会出错。在后古登堡时代，作家不需要传统的书店、发行者、出版者把他们的劳动变成最终产品，也就是出版。对他们来说，内容已经战胜了容器，而容器的生产、分配和贸易需要占用大量工作岗位，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

　　将来，任何书都可以出版。这对那些被忽略或者被误解的书来说是好消息。人人都有机会把作品呈现给世界，不管是向资源平台开放还是通过社会交往圈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从窗户飞走了。但可以大胆地假设，在山一样多的数字书架保温器里，真正的精华会处于休眠状态。在光谱的另一头，大量平庸、低劣和不配者却有机会分一块儿蛋糕。

　　在当今天天都消除永恒真理的全球经济灾难之时，革命性变化随时都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正进入可能的领地。从理论上说，任何人只要有些微的资本就可以创建自己的数字图书出版社，只要达到质量和数量要求，就可以取得成功。更大胆的人如果聪明的话，甚至有控制和分配电子产品的想法，建立一个强大的集团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作家协会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受欢迎的了。如果作家自己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们就能把精力集中在印刷品所无法包括的东西上:在新时代到来后，出版社能生产出无法出版的书。

　　像编辑和排版之类服务早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购买了，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服务。另一方面，经典图书业者可能很快要为闯入该领域的陌生人让位了。竞争可能来自当今的文学机构，或全新的网络入口。多亏了更严格的挑选程序，图书质量将能获得保证。那为什么不马上把生产和分配抓在自己手里呢？

　　如果书和人的所有接触让位于完全自动的下载和付费体制，20欧元的书即使卖5元钱对作者来说也能比他现在赚的钱多。书中出现广告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自我帮助的书、旅行指南、食谱集锦之类是产品推广的最好平台。如果畅销书能够被免费下载的话，形象、声音和文本形式的广告将产生高额收入。低廉的价格反过来能够刺激“图书”的销售。不仅是潜在读者数量而且版本种类和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即使读者只花费当今印刷品消费额的一半，作家也能获得丰厚的收入。

　　如果他们不能呢？那么，我们在讨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仅影响书籍而且所有其他可销售印刷品，也就是笼统的文化问题。我们怎样看待作为文化资产和社会黏合剂的读书和写作的价值呢？除了商业因素外，是否考虑孩子的健康发展、大众教育、我们共同的生活呢？

　　在一次谈话节目中，曾经有人问作为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库特·贝克（Kurt Beck）是否愿意人们投票支持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的左派政党（Die Linke）。具体到书籍，这个问题很可能变成了：我们究竟是要在监督下读书还是根本不读书? 贝克无法回答，当今图书作者同样无法回答，他们的眼睛集中在自己小团体的命运上。事实上，问题不是人们未来如何阅读和写作而是到底还用不用写作或写什么写多少。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如今在网络论坛里，在博客上，在社交圈子里已经有电邮和短信的形式了，比20年前阅读和写作的文本多多了。当然这不能保障写作的质量。但大众和精英的关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转换的，不仅是在图书界。

　　问题最终将越来越多地归结到“书”和传统印刷品相比，提供了什么更好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通过其他途径可以阅读的印刷品的旅行指南、科学教材和其他有提高水平功能的参考书能够比十年前的胶片相机的生存机会更大。布罗克豪斯（Brockhaus）百科全书开始滚雪球，最后很少诗人抱怨他们的诗歌只能在手机上阅读了，重要的是有人读他们的作品。

　　如果作家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合法的数字化或知识产权的非法传播都造成他们收入的丧失，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相信必须培养和发展作为我们主要文明成果的书写文化，因为读书和写作甚至在将来都是民主社会的基石，那我们就必须为从前的印刷品找到新的经营模式。在陷入困境的报刊出版界已经在流传由国家资助的新闻业的想法。当人们在讨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与体制有关的因素”时，清单中位于第一位的就是确保作为第四权保障的媒体的生存。如果国家支持电台、电视、电影、戏剧和艺术（以及公路、体育场、煤炭)，那么，国家当然也能够帮助报纸和书籍摆脱困境。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拿出（小）部分税收或者额外为媒体内容交税的准备，包括最近以前在印刷品上的东西，以便保障我们的阅读材料有可靠的质量保证。我已经能从指尖感受到你的自由市场条件反射式的回应。出版自由终结的想法甚至对当权者来说也是不合时宜的。同样道理，图书作为言论自由和纯粹信息的载体也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危机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失去的，或者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NextPage]

　　美国的报纸出版家热心于把阅读器免费提供给订户，作为替代印刷和发行报纸的节省成本的替代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挽救自己的编辑团队和“页码”， 虽然收入下降了一半。当然，从长远看，将不会有专门服务于某个出版社或者发行者的限制阅读内容的阅读器。它可能像只能接收某些节目的电视机。能持续存在的东西将是那些用于所有阅读和研究的东西。从亚马逊这样的全球公司到汉堡的霍夫曼·坎佩出版社（Hoffmann und Campe）等地方出版社等提供者已经抓住了这个事实，正准备开始为iPhones 等类似产品上装载数字内容。

　　如果我们看看当今报纸的数字后续者，就能看到每个媒体服务订户能够集中和从不同来源下载自己的个人版，只要在有无线网络技术（Wi-Fi）或者可以打通手机的地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临时的冲动下载。一旦电子阅读器成为每个人随身携带的玩意儿，唯一能阻止电子书取得胜利的方法就是谁也不买，谁也不读了。

　　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或我们的孩子会进一步挽救读书和写作，让所有文本和内容自由下载。自由阅读成为教育的基本人权之一，是所有现代知识社会的成功标志。人人都有机会阅读不再是西方的终结，而是相反。

　　古登堡的成就是许多人拥有和阅读更多的书。对于把他的工作送到博物馆的这场革命的成就来说，同样如此。当子孙后代撰写21世纪的历史时，全球经济危机不过是后古登堡时代开始的一个不起眼的注释而已。

　作者：尤尔根·尼福（Jürgen Neffe），生活在汉堡和柏林附近。出版传记多部，其中爱因斯坦传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2007年《华盛顿邮报》选为当年最佳图书。最新著作《达尔文的生平和冒险》（Darwin. Das Abenteuer des Lebens）去年出版。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