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哈布·哈桑 翻译：吴万伟
我们是隐形的蜜蜂。
——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书信
一直引人注目——生活在
众人的关注下——
那肯定在脸上留下印记。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孤独”
I
当我有时候不无沮丧地想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时，比如手握电话等待对方的回答时，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大量随意性的想法，就像蜂窝里嗡嗡叫的蜜蜂。这些想法千奇百怪，包括政治、营销、明星、信任、艺术、虚无等。我该如何足够长时间地平息这些话题和关心以便听见噪音呢？
我并不是打算用写文章时的苦恼来炮制出一篇文章，那样太下作了。我只是想解释一下文章标题，我对多样化的现在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的困惑。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与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奈保尔（V. S. Naipaul）所说的“世界文明”有关，也与所有在世界上到处流浪的漂泊者---移民、难民、失去家园者以及像我这样的侨民有关。虽然题目很大，但我试图沿着一条具体的线索来展开：即美国的形象独裁或外表泛滥。是的，现在一切都讲究外表形象如何，根本不在乎实质内容。
蜜蜂不仅嗡嗡叫而且还蛰人呢。我采取的路线不一定总让人高兴。但我怀疑甚至憨第德（Candide）（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译者注）在心里也未必相信一切皆善，并非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困难在于你的机敏：如何适当地表达不满同时又不得罪现在的活力。最后，爱默生说，个人性格是“把珠子串起来的铁丝”。在本文中，性格和自传确实充当了铁丝的作用，但并非仅限于此，还有非个人因素（不是，不是后现代理论），可以称之为对超越形象疯狂的现实的渴望。也就是说对真理的祈求，不是绝对真理而是我们能够信任的信托真理。因为思想就是通过给予和索取来对付世界的。
但是真理、信任和思想可能是狡辩之辞。在开始抚摸这些珠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它们的含义。
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对信任感到困惑，如同对真理感到困惑一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Glaucon）辩论信任是否建立在被察觉的恐惧上，如在吕底亚（Lydian）荒野中发现金子和魔戒并考虑据为己有的牧羊人盖吉斯（Gyges）的故事那样。根源于彻头彻尾的自我利益的视角主导了后来人们关于信任的讨论，贯穿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一直到约翰·纳什（John Nash）的解决办法。是的，想想电影《美丽心灵》中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游戏理论中的囚徒困境。洛克、休谟、康德、卢梭等人的另一个视角对人性采取了更仁慈的观点，把信任放置在爱、同情、道德责任中。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信仰的跨越，无论是否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在信仰的精神冲动中发现如今已经熔化的真理和信任，虽然这种冲动充满怀疑，藐视世界。
现在如何？我们看到信任危机、真实性缺乏已经无所不在。（正如2002年昂诺娜·奥涅尔（Onora O’Neill）在英国的莱斯讲座（Reith Lectures）显示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困境）。尽管如此，我并不完全赞同美国已经变成了不信任主宰的文化。不错，学术界的确充斥着阐释学的怀疑。政府、教会、体育、娱乐界的公共丑闻不断，甚至报道丑闻的媒体本身也出现丑闻，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丑闻似乎永不停歇，像大洪水一样泛滥。但是美国人真的失去了信任的愿望，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吗？
一个多世纪前，威廉·詹姆斯在《信仰意志》中写到：我们的信仰是对别人信仰的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比如，我们对真理本身的信仰，相信存在真理，相信我们的思想和真理是相辅相成的，除了热烈地确认得到社会制度支持的欲望外，还能是什么呢？[NextPage]
那种欲望消失了吗？“认知不一致”现在成为我们共同的命运了吗？我认为仍然存在被称为真理的迫切要求和被称为信任的热烈渴望。这些是我们的本性无法消除的东西，虽然我们心中都有变色龙。矛盾的是，在最差的时候，那个迫切要求和热烈渴望可以在自我克制和自我排除中实现，在最好的时候可以在自我剥夺中实现。因此，我们倾向于信任那些没有个人需求的人，相信那些不索取任何东西的要求。或许那是我们命运的神秘召唤，是宗教和哲学的最神秘诱惑力。或许那是思想冲动的原型。
至于思想，它的道路一直是漫长和迂回曲折的。有人说这个旅程开始于大爆炸的那一刻。有人说它开始于富含銥的脱离轨道的小行星撞上了当今墨西哥所在的地方，消灭了地球上的妖魔鬼怪，在进化过程中撕裂一个口子，使得我们的祖先挤了进去。对于这个事故或事件，标新立异的科学家把它归结为让地球上能够出现有感觉能力的人的所谓人类原则。我们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生存，还要感谢造化给予我们对生存的认识，起名和解释事物本身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的语言天赋。
这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的源头，有缺陷的意识的源头。但是在认为表现---标志、象征、形象、假象---是最高目标的自我意识明显的时代，提示和暗示是适当的。这些符号碎片和思想薄片慢慢地替代本质成为我们生存的环境，现在基本上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超级丰富的能指中，但所指在哪里呢？我们的观念里面已经没有了本质内容。我们哄骗自己相信“形象就是一切”的格言。这条格言回荡在美国政治、经济、私人生活、甚至艺术界。在形象泛滥的世界如何生活呢？让我们抚摸珠子，而不是紧握双手。
II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治国才能变成了舞台技术。现在全都是作秀、玩魔术或者其他什么鬼把戏。这没有什么稀罕的。古埃及法老奇阿普斯（Cheops）（希腊人的称呼，胡夫）修建大金字塔作为他的舞台，死后才被用来存放坟墓。伟大的儿童电影《绿野仙踪》使用滑稽的幻想作为道具来掩盖其无能。其实，政治更多依赖梦想、神话、仪式和魔术而不是依赖新手的成长和新大脑皮层的出现。返祖现象---非理性的联想、投射、劝解、寻找替罪羊、最初希望的全能幻想---一直在控制和支配最世俗的自我利益。
在当今政治中，为做宣传而专门安排的媒体拍照机会的每张照片都是魔术思维的练习，有倒霉的《纽约客》封面漫画为证，奥巴马夫妇被刻画成伊斯兰恐怖分子。肯尼迪家族现在还有魅力吗？去和肯尼迪握手吧。你需要得到普通人（Joe Six-Pack）的认可吗?举起啤酒瓶到嘴边吧。你在河内希尔顿（Hanoi Hilton）事件后安然无恙吗? 真正的勇士属于白宫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街。我不再为你举更多例子了。正如每个善于利用媒体炒作的人都知道的，问题在于塑造形象足够多，重复次数足够多，传播形象足够远，不停顿地讲啊讲以便说服每个人。观念就是一切，方法就是玩魔术，魔力就出现在技术的最前沿。那么，什么是真的？
喜剧明星史蒂夫·赖特（Steven Wright）面无表情地讲过一个笑话：“我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房间里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一切都换成了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我对室友说‘你能相信吗？房间里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一切都换成了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他说‘你是谁？’”这个笑话折射出我们的黑暗世界。如果眼睛所能看到只是外表，为什么还要讲真相呢？难道外表不是向所有人都展示了吗？因此，对我们理解现实来说不可缺少的客观性，不管多么缺少实际意义还是多么复杂，都变成真正肤浅的东西，太不值一提了。
观念政治是通过其他手段来营销的，而我认为，营销已经成为我们的强迫症，成为我们无法消除的痼疾。美国或许一直是以贪婪为荣的冒险家和骗子的乐园，但是在我们眼睁睁看着市场崩溃时，我们正经历其他东西：握着的看不见的手张开了。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金融界上层，不是戴高帽的资本主义。这是用利润的术语对人际关系的重新认识，是社会本身的翻转，让信贷陷入危机，颠覆信仰和信任。
教会、大学、医院、地方慈善机构本来应该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机构。但是你如果试图给银行家、出版社、殡葬业者、保险公司代理人、医疗保健提供者、电话卡公司、煤气卡公司、信用卡公司打电话，你能找到一个不使用促销口吻讲话的吗？我不是说那些诈骗大王，像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迈克尔·密尔肯（Michael Milkin）、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等次贷危机的食尸鬼，我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人的生存都是在促销。我们甚至通过不卖东西的伪装达到卖东西的目的，所谓的（murketing），在恍惚中购物，由消费时代无所不知的分析家“数字搜客（numerati）”来负责一切。[NextPage]
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总是在咆哮“你遇到垃圾邮件之类促销问题吗?它分配财富，产生利润，不是吗？这是美国人的方式，伙计，适应它吧。” 我赶紧退缩，但坚定我的立场：不不，垃圾邮件是市场营销的腐败，营销是给予和索取的腐败，它们都破坏了信任。我们现在不仅担心疯狂的黑客而且担心网络上无处不在的骗子和狡诈者。从前，知识意味着力量，而现在传播信息---你的和我的---意味着财富。这碰巧是营销中发生的事。我们过去常常说广告，现在它已经成为极端主义狂热，与公民或者宗教热情区分不开了，用尼尔森（Nielsen）的说法，它已经是我们时代的福音了。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拥有姓名、拥有独特个人历史或许一些私人秘密的个人愉快地消失在虚拟空间里。
说了这样的话后，我们来走近虚拟空间或思想的内在世界。
虽然我很少访问MySpace 或者 Facebook，但是我知道在这些网站上最痛苦的私人日记可以被东京或者廷巴克图（撒哈拉沙漠南边的历史名城）的人看到。不是阅读一次而是永远阅读。阅读的人可能充满同情也可能心怀恶意。在这些网站上，一个人，不管年龄、性别、种族、阶级、性倾向如何，都可以有不是10个而是几百个“朋友”。这些可替代的“友谊”的质量到底有多高呢？难道隐私概念已经如此过时，只配耸耸肩或者眼珠子滚动一下而已吗？或者我们正在经历新的自我的出现，虚拟的或者细胞的自我，一种超越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其他取向”的人的数字飞跃？
Facebook起源于哈佛，后来打开了虚拟的大门飞向全世界。我怀疑这种好客来自心灵。无论如何，在网络上与人结交的渴望变成了被别人看到与人交往的渴望，在陌生化自己的过程中被人观看的渴望。(我们都变成了50年代的涂鸦娃娃，一副茫然的表情，特征可以用一支特殊的笔勾勒或者取消)。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有助于促成虚拟本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证实我们的幻觉存在方面超过了政治学和经济学。
想想那些明星和他们所有耀眼浮华、俗艳、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我们知道这些是多么依靠观念，体现了我们时代的“透明的眼球”---媒体的无所不在的注视目光。正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我们还记地他吗？）的俏皮话“明星地位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只有15分钟，而且是虚拟的名声。”每个人的秘密生活现在都用数字形式写在宇宙之间。“天空中的露西闪着钻石般的光芒”有机会和我们成为明星的幻觉并排出现吗？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或者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可怜的人，她们不是抱怨像一群蜜蜂一样围着她们的眼睛吗？竭力逃避我们的追踪吗？
我没有诽谤年轻人或者嘲笑他们在网络2.0上的虚拟生活的意思。我关心的是，当观念来确定现实的时候，当每堵墙前都放着镜子的时候，自我势必遭到削弱。当然，美国人长久以来都被指责茫然地傻笑，这是欧洲人自尊要求的俗套观念。在媒体工程的世界之内再没有世界了吗？媒介就总应该是信息吗？为自己的形象增光添彩的自恋必须确定我们信任的边界吗？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是完全透明的。我们首先假定接着简单信任他们是谁。（从信任中诞生的亲密诚挚在别的地方繁荣，不需要关心自我。)
或许所有这些只是不同代人的变化问题，这种变化总是在我们看别处的时候超过我们。但是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在它的价值观能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的时候才能够生存下去。“只要它觉得不能为下一代传授任何东西，这个社会就无法再维持自己的存在了”。这个说法不能被作为保守派言论而不屑一顾。甚至在破坏的时候也保存了有意义的改变，每一代人都会迷失道路，只有在未来一代或者从前一代人身上才能重新找到自己。
至少这是我经验的核心内容。所以，为了经验，我来回顾我这一代人在进入文学艺术之前在埃及以及出埃及的经历，这些回忆也是珠子。
III
我是在 2008年7月4日写这句话的，当时我正在通过国家公共电台收听几个不同的声音在朗诵《独立宣言》：“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 . .”（第一句）。你可能用玩世不恭地口吻说它不过是一连串的抱怨，像我的抱怨一样。但是它决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抱怨，而是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文件。不管美国革命的神话如何，不管它的严峻现实如何，共和国持久存在就产生了一个清醒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丘吉尔曾经称为伟大的共和国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NextPage]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我作为埃及小孩对美国的认识更清楚地展现美国发生的变化了。在整个二战期间，对我的小伙伴来说，美国意味着口香糖（Chiclets）和幸运的罢工和华丽的好莱坞电影（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漂亮的秀腿、 鲍勃霍普（Bob Hope）的滑稽动作、埃洛尔·弗林（Errol Flynn）的虚张声势）。对我们少数阅读过《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丧钟为谁而鸣》的人来说，美国还意味着什么呢？高度浪漫故事中的黑暗边缘？潜伏在浩瀚无际的空间和人心中的暴力？美国人心灵中超越自立的可怕的孤独？所有这些现在都在我浮夸的批评性的术语里，但是当时我可能用什么样的阿拉伯语、法语、英语词汇呢？
实际上，我不知道什么精灵把美国如此牢固地根植于我的头脑里。这个行动完全没有物质胁迫，其表现是无根据的，甚至有悖常理的。但是我仍然在我们流亡时代每个人脸上看见我漂泊的动机，那个长久的渴望，那个明亮的梦想。让我说我有一颗向西的精神，被吸引到地平线那头的视野。它就真正的美国特色。
现在很容易认为美国是正在贬值的美元的全球主宰，但是这并非一直如此。
当隆美尔（Rommel）把狐狸尾巴转向阿拉曼（El Alamein）时，埃及人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在我们一帮开罗大学工程系学生发热的头脑里，有些是亲德分子，有些是泛阿拉伯主义者，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亲英国的人。英国米字旗不是还在卡斯尼尔（Kasr-el-Nil）军营飘扬吗?接着充满胜利豪情的美国佬到来了，连同他们的雷朋( Ray-Ban)眼镜和懒散的态度。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年轻人马上为他们折服了，或者在这些身穿神气制服的人物身上证实了自己对美国的幻想，他们似乎就是从宽大的闪烁的银幕上走下来。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美国本身，它打败法西斯的承诺，它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美国生活方式。(私刑处决黑人当然是屏幕上看不见的，那是自由国家，不是吗？)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自然真诚地表现出这么多东西。
我回忆起西蒙上校，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肥胖军法官，他和我父母认识。他是费城的犹太人，对我有漫不经心表现出来的好意，给我进行“美国教育前的教育”，帮助我录取到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我回忆起每当我炫耀一点美国风格的时候，他的迅速的严肃的微笑，眼角周围的鱼尾纹。当我乘坐锈迹斑斑的自由船，是的确实叫林肯号离开埃及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西蒙上校。但我仍然被他的慷慨所感动，就像温柔的潮水越过大西洋一直荡漾开来。
其他人也证明了美国人的“心肠好” (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电子工程学院的约翰·布雷纳德博士（Dr. John Brainard）。他举止文雅，是个数学天才，是创造性的分析器，第一台计算机 ENIAC的设计者之一。他认识到我放弃工程转向文学的初步愿望，用手挡着羞怯地咳嗽，眼睛中流露出忧郁和困惑，他问“你肯定吗？是否读过伊丽莎白时期文学吗？作家博蒙（Beaumont）和弗莱彻（Fletcher）的作品吗?” 我没有读过。尽管对我的离开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他还是帮助我从职业生涯的错误一边转向自己喜欢的专业。
从远处观察，哈罗德·格雷（Dr. C. Harold Gray）博士看起来冷淡地像消防栓。他聘请我担任伦斯勒（Rensselaer）理工学院的英语老师，其他人都不信任我，一个带有浓重外国口音的年轻人去给美国人讲授美国文学。有人认为他偏向我是因为他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罗伯茨（Roberts）学院教过书。我相信他自己是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喜欢冒险。他认为生活就是美国人从前所说的冒险，他喜欢这时伸出援助之手，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为什么不能聘请一个背离从前理想的工程师给未来的工程师讲授英语呢？
接着是卫斯连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维克多·巴特菲尔德（Victor Butterfield）博士，他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长着一双粗糙的手和一张消瘦的、布满皱纹的脸。他对我的面试是在一个夏天，当时他开着推土机清理他新英格兰农场上的砾石。我坐在他旁边座位上，颠簸得很厉害，但面试很顺利。我们谈到了柏拉图和阿赫那顿法老（Akhenaton）、《比利·巴德》（Billy Budd美国大作家《白鲸》作者赫尔曼·麦尔维尔去世后出版的中篇小说）和《现代世界中的科学》(怀特海（Whitehead）是他的思想界的英雄 )。巴特菲尔德聘用了我，我相信在我从这魔鬼机器上下来之前，他已经决定聘用我了。16年后，我离开卫斯连大学时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经过和才华出众的同事交流，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聪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自己的教学才能也充满信心。
这一切除了美国在哪里可能实现？虽然这些事件很平常，这正是问题所在，恰恰因为它们平常，所以才显示了这“新世界新鲜、翠绿的滋润之源” (仍是菲茨杰拉德的话)的大部分内容，这仍然是为任何种类的漂泊者和逗留者开花的沃土。我承认，我相信对幸福的追求。像其他移民或者侨民一样，我相信这个理想，渴望美国梦的实现，渴望更加富裕的生活，但那只是部分地被接受。[NextPage]
在本文早些时候，我曾问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形象，两张真实的照片。一张摄于1961年，上面显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双颊鼓起，双眼紧闭，喇叭对着太阳。我想象他的眼睛在眼皮下微笑，他是在开罗一家医院前面为喜气洋洋的一群埃及小朋友演奏。另一张是40年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秘密拍摄的照片。我需要描述这是对自由女神像令人恐怖的嘲弄吗？后者，我们理所应当要记住，前者，我们却令人伤心地忘记了。这是美国的两面还是同一面？或是包括文学和所有艺术的无休止蒙太奇的一部分。
啊，那些超市的桃子，表皮光鲜亮丽，吃起来味道像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它们不是美国产的所有东西。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了伟大的文学。
IV
我开始来到珠子中的宝贝---艺术了。但是现在高雅艺术还能得到广泛尊崇吗？在电视、电脑、超级市场的狂热冲击下它能幸存下来吗？它仍然能传播我们需要的真理以防我们消失吗？（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消失）
美国大众艺术---电影、电视、音乐、歌曲---在同样的瞬间、同样的节奏或幅度上是我们时代娱乐业的尘世浮华。其背面就像道林·格雷（Dorian Gray）（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隐藏的脸，怪异地展现美国扭曲的形象：毒品、暴力、犯罪、乱交、无法无天的淫乱，再次成为世界的双重身份。“世人”厌恶我们，因为除了其他事情外，我们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但不能承认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儿意义上，伟大的撒旦获得了意义的影子。
那么，高雅艺术“严肃”艺术如何呢？问题依然重要，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高雅和低俗在令人惊叹的成就上是混合的，比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著作、女导演朱丽·泰莫（Julie Taymor）的戏剧、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绘画、鲍勃·迪伦（Bob Dylan）琼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或者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音乐和歌曲，以及数不清的电影。问题依然重要，因为艺术可能是我们内心和精神生活的最后避难所。它不可能全部是外表，它包括现实，它遭遇甚至“目的：冰雪、贞洁、和虚无”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但是，艺术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只关注文学，尤其是事实和虚幻的争抢，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症状，是对信任的腐蚀。
几十年了，作家们---获奖的记者、小说家、传记作家、甚至科学家对关于真实与虚幻、抄袭与原创的根本假设出尔反尔。骗局本身不值得注意，涉嫌抄袭的作者被轻易忘记。但问题仍然位于核心，在它周围积聚其他问题，如作者的道德品质、读者的信任、以及最后外表和现实的本质。潜伏在所有这些诡计圈套、幻想的冲突和事实的大肆宣传背后的是古老的、本能的真实性意识。（没有那个意识，奥普拉（Oprah）指责文学江湖骗子将继续是徒劳的。)
这个问题并不比认识论更少道德内涵，虽然是以多样性的和让人吃惊的方式上是如此。在讲究外表的文化中，它已不再仅仅是人们当明星的渴望，它唾弃了虚构和事实都是心里创造出来的，因而最终是难以区分的虚假哲学观。（是吗？再喊一次狼来了，看看谁跑过来救你）。它也超越了有关记忆的不可靠性，即回忆中存在的虚假因素的神经学和心理学辩论。是的，这个问题和人类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让我们世界各地的观众和读者返回到自身，关注我们我们作为能幻想、回讲话的动物如何生活、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说话等。
幻想和虚构？文学不就是另一种甜蜜的谎言吗？这里我们需要拓宽我们的观点，因为关于虚幻和事实、诗歌和历史的争吵，也就是关于真理各种版本的争吵毕竟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争吵一直在不同文化和地区回响。比如，历史学家英嘉·克兰狄能（Inga Clendinnen）和小说家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的争吵就让当今的澳大利亚充满生机。谁能把屠杀土著居民的问题处理得更好，更彻底更有洞察力？谁更多地扭曲了真相？许多小说封面上写的自我开脱的鬼话“本书故事纯系杜撰，若出现任何与真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者）雷同的地方，都非作者本意，特此声明。”这是合法的虚构还是可证实的事实？[NextPage]
既写小说又写纪实作品的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琼斯（Nicholas Jose）的结论是：“在说到表达的问题上，我们人类似乎是非常复杂的动物，我们愿意被欺骗，但不能容忍被完全欺骗。”那么，欺骗多少？作家，作家!不管什么样体裁的作品，如果不能使我们感受人类的情感，尤其是作者的情感的话，我们会怒吼，会觉得无法忍受。这种幼稚---如果是事实的话—赋予文学以活力，历来如此。这种简单—如果是事实的话—每个读者的心里从来都不会被扭曲，也不应该被扭曲。我们希望文学作品解答我们的困惑，希望有人通过言语仪式和形式与我们交流，但它不是作者，不是一个长着会出汗会流血的手的人，而是言语存在。
因此，我要强调标签的重要性和体裁的整体性，尤其是当它被用在“非虚构小说”或者“创造性非小说”的时候。这标签告诉读者该如何接近作者，如何调整自己的期待，如何接受作品。它也提醒作家当心他们和读者的特殊关系，不管他们的记忆力多么高超，想象力多么丰富，寻找信任是基础。劳伦斯（D. H. Lawrence）曾高呼，要信任小说，不是信任小说家。真实的情况是，那些作家，不管是已经死的还是没死的，都倾向于扯谎。同样的，劳伦斯或许高喊，我们要信任回忆录，但不信任回忆录作家。因为在优秀的写作、无休止的写作和重写行为中，有些东西或许是语言本身的锋利会消除人的私心杂念，让真理发光，有时候微光闪烁有时候光芒万丈，虽然作者可能会出汗甚至流血(最后“言语存在”才是我们真正信任的东西)。
虽然如此，正如我在经典例子南非作家柯慈（J. M. Coetzee）的《凶年记事》中试图显示的那样，我们对小说和非小说的信任是不同的。
V
人们对于柯慈的重要共识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包括了诺贝尔奖和布克奖（Booker Prize）委员会成员的看法。但是，我想批评他最新的作品，我认为它是一部拼凑之作，花哨的故事梗概、缺乏信心的观点和骗人的叙述游戏。
《凶年记事》在书中融合了三个平行的文本，由相互关联的人物来“讲述”。第一个人，我们姑且称为JC，是简洁随笔的作者，里面堆砌了有关从国家起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众多议题的观点和偏见。第二个人物C是功成名就、感情冷漠的作家，简洁地在日记中诉说了他的生活。第三个人物安雅（Anya）是个热情的、可爱的年轻女性，长着一头黑头发，“臀部非常完美，简直就是天使”。她为C打字，无礼地评论任何人，包括她粗鄙的情人阿兰（Alan），此人称伟大作家是先生（Señor）。
阅读了书中每个层次的东西后，我纳闷了：为什么写这些？为什么是现在？自从约翰·巴思（John Barth）、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的后现代实验和约翰·凯奇（John Cage）微不足道的演讲和多杂的哗众取宠的随笔以来，几乎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柯慈在同一本书中求助于小说和非小说牵强附会的结合，放任自己古怪的自我批评和讲作家的笑话呢？在一篇名为“论恐怖主义”的文章下面出现的短语不断在我的头脑里出现。作家C说“一个在公开场合抱怨的机会，一个因为世界拒绝按照我的幻想行动而用魔法报复社会的机会，我怎么能拒绝呢？”我认为这有点不理性，他的意思是“忽略”不是“拒绝吻合”，他的自我讽刺并没有掩盖“魔法复仇”这一点。这种反思批评不管是出自安雅、C、还是JC之口都不会洗掉。
但是，在严肃的阅读中，非理性应该只能充当说清楚自己动机的作用。我为什么对这个文本失去耐心呢？因为它的脱位，使得我不得不读一遍又一遍，来来回回多次翻阅它，让我的眼睛抬起再放下。或许如此。但是这种游戏虽然刚开始是机械的，迫使读者质疑他们阅读的过早结束，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文本的一些快乐，存在一些自己弄清楚问题的孩子气的猜谜式乐趣。就像不起眼的造物主玩时间和空间，这是每个读者都想做的事。
那么，非理性从哪里来呢？它能是叠置的随笔的特征吗？随笔能展现优美和谐，产生让人惊讶的洞察力，表达一些我尊重或分享的观点或价值观。虽然如此，正如C 本人说的“哀叹、谴责、咒骂”永远也不会被错误地当作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高雅思想(小时候每天早上听音乐醒来)，但为什么要找茬呢? 柯慈似乎对自己够苛刻了，并不需要增添一个充满敌意的批评家呀。[NextPage]
那半友好的批评家如何呢？或许柯慈的所有把戏如预测、先发制人、自我颠覆不过是充当了原谅甚至确认作者观点的作用。所以我再次怀疑，同情心去哪里了？对强者还是弱者的感情，对美好和丑恶的感情去了哪里？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梅尔维尔（但不是但丁）通过揭露恶棍的面具和邪恶本身来抨击罪恶，来刻画遭受折磨的人类内心。历史人物---乔治·布什、约翰·霍华德、托尼·布莱尔能完全摆脱我们的深刻理解吗？
或许那就是政治，思想血腥的政治所要求的东西。或许那也是柯慈的“无政府主义”椅子所包含的内容，他曾自我解嘲地称为“悲观的无政府主义寂静主义”。再次，这种语调是出于“已经成为冷酷大人的补偿想象的罪恶”的孩子气需要。当然，总存在非洲本身，在黑暗之心流淌的鲜血和胆汁的那些所谓的失败国家，罪恶就像热带丛林的高温笼罩在这个大洲。但这些全都是新奇的猜想。
当说了一切但还没有结束之时，《凶年记事》既不是小说也不是非小说，仍然是扭曲的文本，而且生存其中的“言语存在”躲避我的信任。虽然有少量的爱情、孤独、死亡等剧情，作品的驱动力和真正的自然倾向与其说是想象力倒不如说是政治，从最好处说，不过是智力游戏。在我们拥有了托马斯·曼（德国）、罗伯特·穆齐尔（Musil奥地利）、博尔赫斯（Borges阿根廷）、赫曼·布洛赫（Broch德国）等伟大作品后还能做这样的区分吗? 我相信我们能，因为《凶年记事》没有像其他好小说一样整体升华和扬弃自身的仇视？我在合上书后感觉到柯慈仍然想从我这里要点东西。什么呢？我知道的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同意。
VI
这里我暴露了我自己对艺术，对小说，尤其是对当今泛滥的非小说（包括本文）的偏见。
在我看来，没有想到的“无涉利害关系”的快乐这个康德式标准仍然起作用，虽然自从1790年《判断力批判》出版后，意识形态的浊流横扫世界。这个标准起作用，不仅因为它“暂停”了一段事件，不仅因为它允许“想象力的自由发挥”，而且因为它放弃自我，呼唤信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无涉利害关系的思考都是精神上的，它把我们变成“透明的眼球”，想要多长时间都行。这个来自康拉德（Concord）的人说“所有低劣平庸的自私都消失了。我是空虚，我看到了一切。”(当然，小说的礼物不都是精神性的，正如丹尼斯·杜顿（Denis Dutton）令人信服地在《艺术本能》中显示的，也是适应性的和进化论的。)
但是这里突然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意外：柯慈本人知道故事“自己讲述”的作用，它和教条、文件、观点不同。在《凶年记事》的一篇题目是“论小说的权威”的文章里，他注意到“伟大作家是权威的大师”，但是如果权威只能通过诗人放弃自我，服从更高的力量，开始像先知一样讲话才能获得，该如何呢？”对于我们这些光听不说的人来说，故事把我们从自我中拉出来，而讲故事者的喘气声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这难道不是悄悄说的神性放弃吗？
“很久以前”，是的是的。这个“是的”知道一些真相，想象的信任的真相。这个“是的”也是深入阅读文学所需要的东西，这种阅读隐含在艾弥儿·斐拉（Emil Filla）对卡夫卡萦绕于心头的画像，题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本”: 这个形象不仅是关于吸收的，而且是关于在自我丧失中获得自我承认的东西。
这里说的话对早几代读者来说，可能都不会觉得惊讶。刘易斯（C. S. Lewis）在《文学批评实验》中说“在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时，我成为了一千个人，我超越了自己，我从来没有像阅读小说时对自我的了解更多。”这对那些没有成为模具的后几代人来说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或许包括2008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新泽西小镇图书馆馆员通过打开读书世界的大门把他从“年轻和没头脑”中挽救出来，从贫穷、棕色、移民、被排斥中挽救出来，。因此，在最近的悉尼作家节上，迪亚兹称赞读者（请注意，不是作家，甚至不是文学）：“读者将比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得到人们更多地怀念，因为我们读者保卫了人类相互联系的娇贵纽带，虽然有很多力量试图收买、俘虏、奴役和挖掘它。”
听听。“人类相互联系的娇贵纽带”依赖于想象的信任（文学不能撒谎）。虽然如此，现在有了互联网，不仅可以呆在上面而且能进一步发展，但读书的命运仍然让人怀疑。这个研究结果说这样，那个研究结果说那样，因为政客和专家在争吵不休。与此同时，无论老少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迷失在对生存的持续转变和外表的把戏中。人们可能凭直觉发现或抓住现实。[NextPage]
VII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线上的最后几个珠子，该反思一下我自己对这个话题的认识和翻译了。
统计学家可能对正在发展的美国得出让人兴奋的结论，但是统计学不是天命，无论如何我并没有预言什么。我表达了我对现状的困惑，我拒绝怀旧。因此，我对形象的批评并非要呼吁人们返回到神秘的深度或者压迫性的等级社会。如果有什么，那就是呼吁所有万物的相互感恩。佛教徒知道这些，生态学家和文化整体论者也知道。上帝造化不是分开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贝蒂·让·格雷格（Betty Jean Craige）在《把梯子放倒》中提醒我们，在混沌理论中，一只蝴蝶扑闪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加勒比海的飓风。所以，把梯子放倒，这样人们就没有地方爬上爬下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只是薄薄的一层皮。整体论观点认为多样的关系对于自我陶醉的眼睛来说是看不见的。外表确实显示一些东西，但它们也会骗人。（整形手术不能治愈我们人类的疾病)，好莱坞明星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曾经说“生活的秘密是诚实和公正。如果你欺骗生活，生活也会欺骗你。”有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被欺骗了。考虑到形象独裁的今天，自我还能做什么？有没有解决办法？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吗？
有一次，在威斯康星州一湖边旅游胜地，落日映照在水面上，妻子萨里和我看着孩子们在湖边奔跑嬉戏，正好我们听到莫扎特音乐《大组曲》（Gran Partita）的最后奔放的高潮从树上的喇叭随风飘过来。我情绪低落地问萨里“听到了么？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她看看孩子、黑暗的橡树、槭树、冷杉，和盘旋在华盖树荫上的淡淡光线，头也没有转向我，径直说“他们就在听正在发生的事。”或许这就是解决办法。她心里或许和我一样在等待一个更大的想法出现，乘坐夜空去飞行。一个比空气还轻的想法，一个关于虚无的想法。
虚无。老子说“30根轮辐结合在轮轴的周围，从它们的无产生轮子的功用。（原文：三十幅，共一毂 ，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道德经》十一章）同样的，珠子和丝线追踪出桌子上的空间，最终让贫困的手指得到解放。空隙和轮毂，形成一个圈的祈祷念珠、零、希腊的第15个字母O和印度的“空”（sunya）阿拉伯语的零（sifr）等，这些都显示了宇宙的基础。正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其精彩的书《零的历史：存在的无》（The Nothing That Is）中说的，“你如果看零，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透过它，你能看到整个世界。”我们多少人是通过虚无来看待世界的呢？当愚蠢的李尔王哭喊着“从虚无中只能得到虚无 (这是市场营销人员的口号)时，我们更好地明白他的意思了，但这正是在荒野上悲愤莫名和老国王最终发现的，我们在现实中往往看不见的东西。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