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马克·埃德蒙森 翻译：吴万伟
如果我能够代表讲授文学的大学教授和同事提出希望的话，我想说希望一两年、或三五年之后我们不再读书。我这里的“读书”指的是用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德里达或者任何人的分析性术语描述和判断文学艺术作品。我希望宣布暂停读书。希望我们让读书停下来休息休息。
说得客气一点儿，这个希望在多数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等人看来可能是反本能的。许多人可能认为读书就是我们的天职。读书是文学批评安身立命之所在，是这个专业的黄油面包。只有读书，我们才能写书，只有读书，我们才能教书。如果不读书，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样，我们不就得关上教室的门，切断办公室电脑的电源，卷铺盖回家了吗？读书的终结意味着本专业的终结。
所以，让我试图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剔除对读书的着迷，文学专业实际上可能更强大和影响力更深远。我们的教学水平将得到提高，能写出更好的文学批评著作，因而读者也可能更多。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受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人的启发，思考文学教育的最好方式是伟大的第二次机会。我们都已经被社会化一次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家庭、邻居、教堂、学校和国家的用途。我们逐渐明白别人期待我们的东西：我们开始认识到世界认为的好与坏，是与非。我们明白把宗教伦理和邻居伦理等同起来的方法，虽然它们并不总是一样的，但宗教幸存和繁荣的一个理由是它们通过体现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的价值观进入生产性商业活动。孩子们上小学当然要学习 ABC和算术，但他们也是在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获得了一系列的公共价值观。然后由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把这些价值等同于在家里学到的家庭真理。社会化不是简单的过程，但当它运行良好时能培养出不仅不伤害他人而且对整个社会做贡献的成功的个人。
但最初的社会化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总有一些人（很难了解究竟有多少人，但可以肯定是少数）并不认为他们的本质充分反映在应该继承或者拥有的价值观上。他们和自己的时代脱节了。同性恋者可能生长在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家庭。具有强烈个人主义特征的年轻人可能无法容忍他从前的嬉皮士父母和所谓的进步学校强加给他的伤感的集体主义。一个被期待女承父业将来当法官的姑娘现在却只想涂涂画画，注定要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孩子（在母亲看来）没有世俗的野心，只想当木匠，不管家长多么频繁地训斥他。
年轻常常就是认识或感受他人对你的看法，并讨厌这些。但对一个经过不愉快的过程成为群体的成员的人来说，用更好的价值观取替强加在她身上的原有内容就更加困难。她学了很多社会许可的语言，但没有一句是她自己的话。有没有真正重要的东西呢？世界上有没有她愿意做的，与驱使他成长的根深蒂固的无言的自我恰好吻合的东西呢?
我认为，这就是文学进入我们生活的地方，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也是如此。年轻人通过冒险进入阿诺德所说的“人们认识和思考过的最好东西”，从而有机会发现全新的可能性。这样的人会发现除了从家庭和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方式外，还有看待这个世界的其他方式，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通过阅读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她会看到与上帝进行的复杂的、常常争吵的、幽默的对话是其生活的核心；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她会看见正派体面是人的价值的最高形式，明白自己的幸福来自精明地为他人服务；她喜欢布莱克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比过去十多年我们一直听的滚石乐队更好；他有自己的主见，喜欢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而成为保守派，比着迷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改变先前信仰的爸爸妈妈精明两倍。
总而言之，学生阅读和感受爱默生在《自立》开头很好地描述的那种感觉“我们从每部天才著中寻回早被我们抛弃的想法：它们带着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威严回来了”。 爱默生认为我们最适宜做的事的真理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对的。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和社会都有众多花招让我们无法接触到大部分很重要的知识。社会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似乎有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老师、指导性的官员、牧师、神甫、甚至爱我们的父母向我们灌输思想，但它对我们作出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正如朗吉努斯（Longinus）（译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论崇高》的作者）说的，当我们在崇高面前感受自己创造出刚刚听过的东西时，就到了特别留心地倾听和观看这个让人惊讶的话语如何吸引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说话、甚至生活的时候了。[NextPage]
每个讲文学的人可能都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黄金时刻。我的意思是在随意阅读或者有意阅读时，在懒惰或警惕时，突然恍然大悟的时刻。他说“是的，事实就是那样。然后，通常情况下出现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话：“他们说不是这样，但我认为是这样，一直如此”。
我自己感受的这种时刻出现在阅读《马尔科姆X自传》时。人们可能觉得有点意外：这不是一本白人，一个生长在波士顿之外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孩子（至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应该看的书。马尔科姆X有关种族的话在我头脑中引起反响，当时在我们学校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冲突，这非常直接地改变了我的思想。总的来说，我开始看到在美国作为黑人是多么可怕，在很多时候处于白人官员、白人警察、白人孩子（他们并不都像我或者我的伙伴）造成的危险中。
但让人奇怪的是，那本书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尔科姆X对学习的渴望。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马尔科姆X发现自己不适应监狱大院（或者至少它的象限内）中产生的论点，把太阳和月亮下的所有主题如种族、性、政治、历史等都囊括进来的故事。他有观点，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观点。在他的心理档案中几乎没有事实。答案很简单，他需要读书。所以他开始在牢房里装填从监狱图书馆里借的内容丰富的著作。当然，尽管小马尔科姆X很聪明，可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书中有很多不认识的字，每个段落里都有很多就像地雷一样。他在字典中查找单词的含义，但生词实在太多。查字典过程中，他已经忘了手头的段落讲的是什么。
但这没有诱惑他放弃。相反，他面前摆一本字典和笔记本坐下来开始抄字典，刚开始或许像非洲食蚁兽一样，一行一行往下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是最耀眼的业余时间，但当它结束时，小马尔科姆X能够看书了。
他开始拼命地读书。他的整个思想世界开始形成：历史、哲学、文学、科学。他当时发誓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读书学习，到时候用从书中学来的知识加上相当多的街头智慧帮助自己走完人生，并为黑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刚开始，他能为黑人做的事就是妖魔化白人，后来意味着为所有人做贡献。
我读到这些时感到兴奋，因为像马尔科姆X对正式学校教育感到不耐烦一样，我也有一些思想和理想，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马尔科姆X是黑人，我是白人，虽然如此，17岁的我把他看作某方面的榜样。我可以靠读书来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用学到的东西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别人。或许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对话经验，但它确实是当时的情况。
我想几乎每个教文学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可能不止一次。他们读了爱默生、奥威尔、德里达、沃尔夫后受到触动，从而改变了做事的方式，甚至彻底选择过另外一种生活。即使他们没有改变，也有机会让自己的基本价值观遭遇挑战。有时候，真正的文学教育似乎是让学生留在最初的地方不动。但那个状态是显而易见的。遭遇被思考过的和说出来的精华后，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价值和观点。从前平淡的教条突然变成活生生的承诺和信仰。
我认为变化的感受是文学教育的核心。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对我来说，它当然有个长长的前景，但很快我就得到了老师的指导。他告诉我，尤其是我这样的人或许能从《马尔科姆X自传》中得到一些宝贵的启发。我猜想我们当老师的许多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读书感受才决定成为老师的吧。受到伟大著作激励的老师们感动之余想把这个礼物传送给他人。华兹华斯在《序曲》（The Prelude）中给朋友柯勒律治说“我们热爱的东西，别人也会热爱，我们要教会他们如何做”。
我认为对试图为学生提供文学教育的人的最高目标是让这种转变成为可能。老师们确定世俗转变的场景。这些转变或许是大规模的，如惠特曼做的那样，当他阅读爱默生的《诗人》时，认识到虽然爱默生自己不能成为文章中预告的美国诗人，但惠特曼能。不过文学艺术带来的变化或许很小。读一本书或许让一个人比从前更容易接受美，或让他对不公正更加敏感、更容易自力更生。虽然如此，书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可能读《唐吉诃德》或者读《包法利夫人》。但和年轻人一起分享文学艺术的前提是这样的信念，即从总体上说文学的影响是可敬的，有助于人的发展。毕竟，如果一个人相信所有的或者大部分历史知识是破坏性的或欺骗性的，他可能不去教历史；如果一个人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大部分音乐破坏人的灵魂的和谐，他也不会去教音乐。
我说转变是文学教育的最高目标。爱默生说，所有艺术的最好目的是激励，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不能产生其他有益的影响。它能让人们学会更加敏感地阅读，帮助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教他们更多了解这个世界。但教书的事业本身是改变，对老师来说（自己在变化的过程中）如此，对学生来说更是如此。[NextPage]
但是我不认为任何人拿起一本书都必须寻找意料之外的、不可避免的联系这样恍然大悟的瞬间。人们读书可能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放松、为了知识、或者在飞机上当空姐说葡萄酒和啤酒没有了时，为了消除焦虑。如果你站在门口，碰巧特别讨厌猫，那一本书可以成为你的好帮手，你可以随手用书把它赶开， 书的用途真是说不完。但如果你要把书带进教室里作为教育人的材料（教育在拉丁语里是educere意思是“带出去”大概来到某个东西身边），那你就应该考虑使用书帮助那些试图从自己的生活进入他人生活的人，哪怕只是走出几步远。
如果这是你想做的时，那么读书将只能挡住你的去路。比如，当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阅读布莱克时，你实际上使用马克思作为分析和评价的工具。在布莱克预见马克思观点的地方，你会布莱克有先见之明，值得称赞。因此马克思主义阅读证实了布莱克对不公正的愤怒，他对帝国主义的攻击，他对上层社会的怀疑，对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之流进行的资产阶级艺术批评。但布莱克是布莱克，和马克思不同。应该说，他太相信类似自由派个人主义的东西，并不理解无产阶级中潜伏的革命潜力，他或许是理想主义者，相信意识的解放更重要，至少必须领先于物质解放。他没有清晰的阶级斗争理论。因此，布莱克虽然值得羡慕，在阅读时需要带着怀疑。他需要矫正者，那个矫正者的名字就是马克思。因此，矫正者可以被称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将说明布莱克是逻格斯中心主义者)；福柯（他将证明布莱克沉浸在隐秘地赞同监狱式社会)；克里斯蒂瓦（Kristeva）(她将在性别政治领域和布莱克的不完美保持一致)，这条路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现在世故的批评家不大可能从挑选一个大师来阐释手头的著作，在需要的时候他将混合和搭配。但规定性阅读意味着把文本交给另一个人的术语；让一个文本审查另一文本，结果常常检验、判决、总结性地处决它。
布莱克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的问题是它剥夺了我们一些美好的机会。我们从来不能慢条斯理地得出布莱克的布莱克式阅读，我们从来不问布莱克的洞察力是不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按照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说法它在信仰方式上是不是好的。学生一进到教室，或者仔细阅读著作的读者会停下来说“是的，当一个人感到他已经写了他只读过的内容，说了他只听到的内容时，现在已没有机会让爱默生和朗吉努斯引起强烈反响的瞬间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马克思也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机会。他被认为是个超级人物: 对布莱克实际上存在众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阅读，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的布莱克式阅读。学生听老师讲授了某个作品的马克思主义阅读后就不需要研究马克思本人（per se）了。他不需要阅读“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The Grundrisse)，无法感受可能的顿悟。马克思从这场景中消失成为处理其他著作的技术设备的一部分。没有人问“马克思说的是真的吗？”“福柯对某些东西熟悉吗？”“德里达相信的东西就是真的吗？”他们不过被当作粉刷谷仓颜料来使用。”粉刷也许很粗糙，也许很熟练灵巧，有情绪和机质的细腻变化，但颜料毕竟只是颜料。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理论文本本身。如果一个同行教授认为马克思或者福柯或者克里斯蒂瓦对一直被思考或言说的精华做出了贡献，那无论如何要阅读和研究这个文本(我和学生们一起研究过这些人物，不是没有收获)，但研究福柯的老师很可能需要问一下福柯欣赏的生活是什么。这是超越所有机构的东西吗？是反叛所有权威吗？这种生活和教授或学生的生活有一点儿吻合吗？这些是很少对这个被认为时代最激进的思想家被提出的问题。不难猜想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说过老师的工作就是提供对布莱克作品的布莱克式阅读，艾略特作品的艾略特式阅读，这是肯定引起争论的言论。我心中想到的解释标准实际上非常简单。当一个老师非常佩服/喜欢一个作家，到了要讲授其作品的地步，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老师最初的目标应该是把作品的阅读建立在作家赞赏的框架内。首先，老师代表了作家：他用同情的态度分析文本，小心谨慎和充满敬意地对待文字。他和学生一起，从作家的作品中认识他的世界是什么，如何度过人生，如果作家在课堂上也可能会同意这些观点。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关于布莱克的书《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中做了与此类似的工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关于狄更斯的著名文章中也达到了类似观点。在这两个例子中，批评家的目标是用人性的敏感性阅读作家，然后总结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人生观。叔本华（Schopenhauer）告诉我们，所有伟大艺术家都用自己的方式提问和回答 “人生是什么？”的重大问题。批评家的工作是显示作家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它的。批评家做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大部分艺术家对此问题的回答都是间接的。艺术家通过本能和推理前进，他们摸索着抓住对事物的认识。从最好处说，批评家是把作品中隐含的东西清楚表达出来。[NextPage]
这种批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你不能说你创作了对狄更斯的有效阅读，就像你不能说创作了一本有效的小说或剧本一样。当别人发现你对狄更斯的狄更斯式阅读对他们有用，不管是从人性上还是从思想上或者精神上，那你的阅读就是成功的。把阅读艺术变成科学的欲望是吸引文学评论行业使用枯燥乏味概念的主要因素。
或许一个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假如我们的一个朋友患了重病或因为离婚而焦头烂额或陷入疯狂的、意料之外的爱情。朋友从头到尾告诉了我们一切，使用了她能调动起来的所有情感。这个故事很长而且很复杂，交织着微妙细腻的描述。我们耐心地倾听而且牢记在心。后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故事介绍给第三人，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吐露心曲的朋友，即第一个朋友希望如此：她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应该尽可能敏感地和充满同情地讲。我们尊重第一个朋友关于疾病和爱情的理解。如果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就好象如果这个朋友也在房间里，她可能充满赞许和感激的心情对我们的讲述频频点头。
我们或许不相信第一个朋友对故事的全部认识。我们或许对发生的事及其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通过尽可能忠实于她而表现出对第一个朋友的尊重。比如，我们首先不会把她告诉我们的事进行弗洛伊德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根本就不配称为朋友。因为我们没有尊重和体贴我们关心的人。
同样道理，我们需要和挑选出来准备讲解的作品交朋友。它们是在世界上生活或者受苦的人的见证，同样值得赞赏和尊重。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需要把他的每句重要的话翻译成另外的习语，如爱默生说的“他的二不是真正的二” ，那么，他是一个你需要抛弃的朋友。如果有些文本你无法亲近，那就把它们留给时间的虫子或者让其他人更好地照料吧。
在一篇曾经非常有名的文章“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谴责阐释，呼吁“艺术的色情”。她想沉浸在文本、快感和自我意识中。她寻找狂喜的直接性。在我看来，反对读书不是反对解释，不是反对文学批评。如果解释意味着工作，常常从语法上分析某个特定作品的意义的复杂性，是很困难同时又很快乐的工作，那么，在我们决定作品赞同的世界观是什么之前就需要这种解释。
反对读书也不是反对批评。一旦展现出作家斯蒂文斯（Stevens）所说的“如何生活、怎么办”的观点，质疑它就成为必要的了。我及时地学会了问马尔科姆X关于犹太人和女人的观点是否有利于任何人的好生活。书的前后表现出他对种族关系的认识也需要考察和怀疑。但这种质疑需要在作家的观点被用全面的、清晰的和充满同情的方式提出来后再发生。文学批评就是要和文本进行充满怀疑的对话。使用另外一套术语进行的传统文学阅读意味着提前封闭了对话的可能性。
在听了朋友关于爱情和离婚的故事后，你可能并不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她的叙述是自我美化的或扭曲真相的。那么，作为朋友，你需要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谈。对作品来说也一样。老师和学生探索作品，常常站在作品的立场上发言。都是以一个简单的姿态即亲近作品开始的。
这个亲近的姿态应该既有课堂的维度又有大众的维度。我们文学教授现在喜欢写的书在很多方面是值得称赞的，里面充满了学问、辛劳、诚实、智慧、有时候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它们常常是难以卒读的，是作为表演而写出来的。这些书往往是要显摆的，是要炫耀作者高超本领的，并不是打算提供精神或者思想食粮的。读了这样的代表性著作，没有人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写书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需要。
我认为根据文学的要求写文章和书是可能的，既要展现革新的力量又要探索这些力量的局限性。这种书能够而且应该激励文学评论界的人，同时激励普通大众里愿意进行艰苦思想探索的受教育者（自学者）。作为一门专业，文学批评的地位低下，对课堂之外的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如今微不足道。但我们有充足的杰出人才储备：美国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继续被吸引进入文学专业的研究学习。但除非我们这个专业进行改革，停止以牺牲真正的人类影响为代价寻求他人尊重和大学内部地位的举动，否则，正如丁尼生曾经说的，该专业注定要蒙上污垢被人遗忘，那样无论对文学批评还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让人遗憾的命运。
人们必须承认或许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文学和其他艺术塑造和改变人的力量。对我和你起作用的东西未必普遍适用于其他人。可能大部分人满足于生活在父母或者社会传递给他们的伦理和概念世界中。伯克和约翰逊认为常识性意见是随着年龄增长储存起来的智慧宝库，通过经验的检验而扩大、修改，直到将来成为人类的宝库。或许保守派先知是正确的。但总有一些人不能完全按标准模式生活，要求更好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不同的东西。这个群体可能很小（虽然我认为比多数人想象的多），但它的成员需要伟大作品带给他们的迫切需要的内容。我们文学教授掌握着仓库的钥匙，新鲜的冒着热气的面包已经准备好，而外面饥饿的人们在焦急等待，有时候这非常危险。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打开房门，分发面包：应该看看它能走多远。
作者：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著有《弗洛伊德之死：晚年的遗产》，2007年由布卢姆茨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