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里尔·莫伊 翻译：吴万伟
本文讨论的是女人、文学和当今的女权主义
在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女人发现文学中的女性令人鼓舞，但是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在一次采访中咆哮“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狗也不是猫。”对她来说，“男性写作”或者“女性写作”的概念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莫伊发现，从那以后这种讨论就不见了踪影。“让女性成为文学世界中的二等公民等于说女性的经验世界不如男人那么有价值”。
为什么女性和写作在当今女权主义理论中成为如此边缘化的问题呢？如果考虑到它在女权主义理论早期曾经占据的核心地位的话，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的减弱就显得更突出了。虽然本文只讨论文学，但我认为人们丧失文学的兴趣是一种象征，是对女权主义理论中女性和美学、女性和创造性等范围广泛的问题丧失兴趣的标志。本文首先要讨论这些话题失宠的理论原因。它是如何发生的？女权主义者淡化美学问题的理论根源是什么？我希望以此突显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接下来，我将着力对该问题所需的理论进行阐释。首先，我将分析女作家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是言语行为分析。为什么一些女作家不愿意承认她们是女作家？我们如何理解“我不是女作家”的声明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要借助于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同时表明，波伏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女性观和写作观。最后谈一谈文学的重要性。希望我对该话题的一点看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历史：诊断问题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在学术界内外都非常流行。像《她们自己的文学》(Showalter， 1977)、《女性写作和女性作品》(Jacobus， 1979)、或其他不同体裁的《女性欲望小说》(Kamuf， 1982)、《性别诗学》(Miller， 1986)等类似题目的书源源不断从出版社冒出来。对当时年轻的、可塑性强的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充满挑战的、理论上有意义的创新。80年代的女权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女性和创造性、女性和写作、女性和艺术品创作等问题上。
在这一时期，女性写作常常被定义为由女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为女人写的作品。在法国，被作家和心理分析家如埃莲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和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等创造出来的“女性写作”概念是平行发展的，与心理分析中的女性观点的结合更密切。女性写作鼓吹以女性为标志的写作，一般来说指的是女性作品，虽然有人承认偶尔也能在男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女性特征。
对许多女作家来说，对女性作品的这种兴趣纯粹是一种解放：之前的几十年以大男子口吻描写女性的作品大量存在。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她1971年的关于她1962年的小说《金色笔记本》的序言中提醒读者：
10年或者5年前，大部分小说和戏剧是由美国和本国的强烈批评女人的男人所写的。女人被刻画为欺软怕硬者、背叛者、特别被当作暗中破坏者。但男作家的这些态度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有合理哲学基础的有作为的很正常的，当然不是仇恨女性的、挑衅性的、或神经过敏的 (Lessing， 1999: xiv) 。
莱辛所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而且还有50年代流行的以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为首的英国一代“愤怒的年轻人”(Millett， 1970)。前两位曾被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她里程碑式的著作《性政治》（1969）中公然谴责。
在此背景下，1970年代爆发的对女作家作品的热烈兴趣似乎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女作家终于可以在写作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激情和欲望了；女读者终于能在心中想着女人时写出来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激情了。
难怪，这个阶段涌现出很多女作家。但是，对有些女作家来说，经常唠叨女性特征和性别差异令人厌恶：娜塔丽·萨洛特在1984年的采访中说“在我写作的时候，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狗也不是猫。我不是我自己，也不再是任何东西，”她还补充说“从来没有什么女性写作，我从来没有见过”。[1] 在其他地方，她宣称谈论“男性或者女性写作”毫无任何意义。[2]
1962年的里程碑小说《金色笔记本》很快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女性主义者名副其实的圣经，作者莱辛很快就否认她的伟大著作是有关性别差异的。相反，她说这是有关性别差异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但是本书的本质、组织结构及其他一切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说明男女不能分开，一定不能分割开来(1999: xiv-xv)。在小说的结尾处，当索尔（Saul）和安娜（Anna）两人神经崩溃时，她们的独特个性消失了：莱辛评论说“在由两人写的《金色笔记本》内部，你不再能够区分索尔是什么，安娜是什么，他们和书中的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p. xii) 。
在女性写作风光的时期，人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谁是谁非？为什么一些杰出的女作家一看到她们自己的作品被确定或者标志为她们是女性的这个事实就气急败坏呢？今天，女性主义前沿理论无法给我们答案，因为它已经不再关心女性和写作了。我们要问，女性主义理论为什么不再关心女性和写作了呢？[NextPage]
与有关作家和写作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发生冲突
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和写作问题上保持沉默的第一个原因是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在1970年代末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章 (1977)“作家之死”开始被人到处引用。影响同样大的还有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1988)要显示文学文本只是文本而已的系列尝试以及福柯的(1977)激进反人道主义。德里达认为文本是一个符号系统，其意义（含义）是通过能指的变化游戏而产生的，并不指代任何正在说的主题。
在1980年代，这种理论开始与对女性写作的兴趣发生严重冲突。想研究女作家的女性主义者同时也相信巴特、德里达和福柯是正确的，她们开始纳闷作家是不是女性真那么重要吗？在美国，这种立场涉及的紧张关系到现在依然存在。佩吉·卡穆夫（Peggy Kamuf）和南希·米勒（Nancy Miller）关于女作家地位的标志性辩论有两幕，第一幕包括1981年的两篇文章，第二幕是1989年的信件来往。如果放在一起阅读，这两场交锋清楚界定了十年的理论气候演化过程的两端。
1980年时，卡穆夫就反对女性主义“把文学作品贬低为签名” (Kamuf， 1980: 285)。1981年，她宣称，对女性作家的兴趣不过是福柯早就拆解的传统的自由的人道主义的女性主义版本而已。[3] 另一方面，米勒认为，不管卡穆夫可能认为的正确理论是什么，女性主义者仍然需要代表女性作家进行研究，否则，这些女人很快就被忘掉，消失在历史中。忽略女作家等于是直接陷入性别歧视的传统中。[4] 他们的论证读起来就像夜间过往的轮船：卡穆夫提出来一个理论，米勒从来不攻击；米勒强调一个政治目的，卡穆夫从来不挑战。
当他们过了八年或九年后返回到这个议题时，口吻已经不同了。卡穆夫现在写一种巫术般的明显带有解构主义者风格的文章，她宣称不想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个词不一定建造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解构自身的后果。[5] 另一方面，仍然认为女性主义的政治必要性的米勒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不再有1981年的那样的热情、能量和乐观主义：“对身份政治欢欣鼓舞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现在变得不那么清晰了。”[6]
1981年，作家的性别和文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答案。卡穆夫甚至不想谈到作家，而米勒宣称至少女性主义者有政治义务对女性作家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也许有理论论证可以驳斥卡穆夫对写作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性地拒绝，但在米勒的文章中找不到。
1984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试图通过“策略本质主义”的概念来解开这个死结，她使用了“超越理论的特权实践”术语来讨论。[7] 这对应于南希·米勒的立场:当理论在实践上不起作用时，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政治实践。但这种宣言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贡献：最初引出的理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1989年卡穆夫和米勒再没有讨论过女作家问题。至于斯皮瓦克，她在1989年宣称她已经“重新考虑本质主义战略运用的论点，”现在觉得它提供了一个“本质主义的借口”，因而让问题完全停留在空中(Spivak， 1989: 127， 128)。[8] 就我所知，在卡穆夫和米勒的辩论后，还没有其他任何关于女性、写作和文学的新理论。如何理解作家性别的重要或不重要的问题仍然像20年前一样没有得到解决。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既不女人又不文学
女性和写作问题被理论家抛弃的第二个原因是受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影响。就在卡穆夫和米勒完成她们有点令人沮丧的、几乎后女性主义的对话一年后，巴特勒(1990)出版了影响巨大的著作《性别麻烦》。巴特勒挑战了“女性”这个类别本身，她认为我们应该谈论性别，而且性别是异性恋者和异性恋规范权力结构的表述性效果。
《性别麻烦》创造了一种思想气候，在这种气候下使用“男人”“女人”这些词本身就证明，这个不幸的说话者不理解世界上有些人并不适合于传统的、俗套的男女分类。[9]
通过宣称性别是表述性的，巴特勒实际上是说我们通过做有性别特征的事而创造了性别。我们的行为要么巩固要么破坏社会性别规范。这个观点和西蒙·波伏瓦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变成女人的。”因为波伏瓦也认为，人们是通过在世界上的行为而成为他们自己的。而且巴特勒和波伏瓦都是反本质主义者，虽然方式差别很大，她们都相信性别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也可以通过社会来改变。另一方面，巴特勒和波伏瓦对身体的重要性和能力问题等观点完全不同: 波伏瓦相信人是行动和选择的具体化主体，而巴特勒认为身体是扭曲的“物质化过程”的产物，坚决否认“行动后面的行动者”的存在(Butler， 1993: 9)。
不管她们的差别有多大，所有这些性别理论都是起源理论。巴特勒和波伏瓦试图回答性别是如何创造或产生的问题。这些理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政治或者道德结论。起源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一旦性别出现后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想为自己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或者为同性恋者的权利辩护，我不能仅仅通过解释这些现象是如何出现的而达到目的。相反，我需要确定公正平等社会的原则，或者人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或者解释我为什么认为自由是最高的个人或者政治价值。
随着《性别麻烦》，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已经不再关注文学和文学批评了。巴特勒是哲学家，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从来不谈论文学。在19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谈论美学问题时投入的精力就少多了。与此同时，除了引号中的使用的“女人”外，很难再谈论女人了。到了这个十年结束时，提出关于女性和写作的理论基础已经消失。[NextPage]
今天
在2008年，有才华的文学批评家仍然在研究女性作家。这个领域的著作思想水平很高，该领域的成果普遍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比如，在2006年，波拉·巴克希德（Paula Backscheider）的 (2005)关于18世纪英国女诗人的大书赢得MLA（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奖。而且自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代新的女性作家。许多文学批评家觉得，创造一个思想空间来讨论应该严肃对待的她们的斗争是紧迫的任务。在《计算当代小说界的女作家》中，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2005)强调女性主义一直关心女性争夺作家身份和权威的斗争。她知道自1970年代以来作家和艺术家的数字在英国写作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玛丽·伊格尔顿还与他人创办了新杂志《当代女作家作品》，专门用来发表1975年后女性的文学。
后来到了1980年代末，理论和实践似乎是不协调的。结果造成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症，其中大脑的一半继续阅读女作家作品，而另一半继续认为作家死了。“女人”这个词本身在理论上是不可靠的。难怪，这么多关于女作家的书和文章的开头都是一系列的道歉。通常，作家刚开始向我们保证她真的并不反对巴特或者福柯，或者她并不真的在写真实的活着的作家，而是关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者作家。或者当她写女人时，她确实意味着“女人”等等。这种表述是理论抑郁症的表现。不是支持对研究女性写作感兴趣的女性，我们现在的理论界似乎要让她们感到内疚，甚至更糟糕的是，恐吓她们彻底放弃对女性和写作的研究。这是当今非常罕见的情形，我认为实际上需要更多的理论（或者更多的哲学，如果你喜欢的话）。实际上我们需要从理论上为许多男人女人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作品辩护，从政治上说，辩护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不是女作家：波伏瓦的两难困境
在《第二性》的开头，波伏瓦显示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男人是普遍性，女人是特殊性，男人是一，女人是他者。这是波伏瓦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它支撑了她在《第二性》中的所有内容。这个分析非常简单，人们很容易忽略它实际上是多么精彩。现在它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波伏瓦是通过讲述一个关于对话的故事得出这个结论的：有时候在抽象讨论过程中，听到男人对我说“你这样或者那样的观点是因为你是女人”，我往往非常恼火。但是我知道我的唯一防卫措施是这样回答“我这样想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因而排除了我的主观性。“你的观点正好相反是因为你是男人”这样反驳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普遍理解的事实是作为男人不是特殊性。男人作为男人是正确的，错的是女人。实际上，正如对古代人一样，存在一个绝对垂直的东西，其中倾斜的内容被它确定下来。存在一个绝对的人类，也就是男人。女人有卵巢、子宫；在此，有把她囚禁在其主观性中的特殊性；人们常常说她是用腺思考的。在男人的装腔作势中，他忘记了自己的解剖学内容也包括荷尔蒙和睾丸。他认为他的身体是直接和正常连接世界的纽带，他认为自己能够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他认为女人的身体被特殊性压倒了：是障碍和牢笼(Beauvoir， 1984: xxi-xxii， 译文做了修改)[10]
我们注意到，波伏瓦觉得有义务消除自己的主观性以回应充满敌意的评论。我们也注意到，波伏瓦在强行消除和强行囚禁其性别主观性之间进行了关键对比。对波伏瓦来说，这就是性别歧视的哲学本质。
当代生活中有个例子说明这种性别主义逻辑仍然在起作用。在2007年2月，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被任命为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媒体报道时过分强调她的性别，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这是她得到这个工作的主要原因：
星期天，哈佛大学任命福斯特作为371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
福斯特说“我希望我的任命可以成为一个象征，说明女人有机会获得甚至前一代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工作岗位”。但是她补充说“我不是哈佛的女校长，我是哈佛的校长”。[11]
我认为福斯特处理这个情形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她承认她是女人，坚持这个事实的重要性，然后强调她并不想被看作哈佛的女校长。但实际上她本来不需要这样的。哈佛的男校长从来没有觉得必须否认他的男性身份。
分析一下“我不是女作家”这种言语行为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理解上文的意义是非常有帮助的。[奥斯汀（J. L. Austin(1975: 73)称这是询问话语的力量，也就是询问“它该如何被接受”]。首先，当女性发现她必须说“我不是女作家”或者“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时，这从来不是笼统的说法，也不是哲学原则。(如果是，这命题就是显而易见的荒唐了)，它总是对一个挑衅的回应，往往是对试图用她的性别反对她的某个人的回应。总而言之，这样的声明是防御性的言语行为的特殊情况。因此，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寻找挑衅的来源。
不久前，我听到广播采访节目，其中打电话者（一男的）宣称，民主党初选中有关种族和性别的谈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说“我们是在选总统，不是选种族或者性别。”我们从波伏瓦吸取的教训是，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这种善意的声明的结果是强迫妇女和黑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少数民族“消除”其性别或种族主观性，或者换句话说，伪装成作为种属的普遍性的人，以此方式贬低作为世界上具体化的人的实际经验的价值。作为竞选公职的黑人或者女性候选人，这种选择将切断他们和波伏瓦所说的“普遍性的”种属的联系，因而被囚禁在自己的性别（或者种族）中。[NextPage]
如果我试图想象一个情形，男人可能说“我是作家，但不是男作家。”我只能认为它是对女性主义者挑衅的回应。即使他们在主要由女人从事的行业里工作，男人似乎也不觉得必须否认自己的性别。我发现，在美国，接受护士培训的男人常被称为“男护士”，甚至网上还有刊物《男护士杂志》[12] 从其网站来判断，男护士对他们接触普遍性很自如。他们谈到自己时自称护士或男护士或者从事护士工作的男人，并不觉得紧张，甚至在抱怨遭受女护士性别歧视的时候也如此。似乎不存在男护士觉得必须说“我不是男护士，我是护士”的情形。这说明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一个男人是不能通过提醒其性别身份就被贬低的。(到现在为止这都是假设)男人或者男性特征仍然是常态，女人或者女性特征仍然是偏差。
对女作家来说，让人感到特别沮丧的是，她们必须作为女人或者像女人那样写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需要遵循女性写作的一些俗套模式么？这恰恰是萨洛特思考的内容，难怪她一想到女性写作就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另一方面，女作家感到同样沮丧的是，她觉得必须作为普通人来写作，因为这打开了割裂她的性别和她的人性的大门。应该指出，这是萨洛特从来没有提到的两难处境的一面。但是即便像萨洛特这样的作家在消除个性方面取得成功，也并不说明其他任何别的女作家也有同样的感受。
对这个两难处境，没有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做的只是希望我们有思想寻找挑衅在哪里，向别人显示曾经存在这样的挑衅，这意味着向人们指出我们刚刚被放进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困境中，只要有可能，就要拒绝在这两个同样无望的选择中做出选择，这恰恰是福斯特做的事。[13]
在这里，有人可能想说：“但是表述性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女性”这个类别吗？我怎么能肯定我知道谁是女作家，谁不是？但是这没有说到点子上。波伏瓦的性别歧视分析只适用于有人曾经被当作女人来看待。它和认识论或者真理或者本质没有任何关系。在我讨论的类似情形下，性别被产生、塑造和表现的理论，简而言之性别产生的理论是无关紧要的。我例子中的女人也是个改变性别欲望者或异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或被看成女人的男人。这个论点不防碍我们相信我们“创造了我们的性别”，这种性别创造要么是波伏瓦的意义，要么是巴特勒的意义。让波伏瓦的困境动起来所需要做的只是这个人被别人看作女人。性别起源理论没有一个能改变这个事实，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被看作女人的人将被看作他者，与男人的正常情况相对应。当我宣称娜塔丽·萨洛特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作家的时候，你需要承认的只是她们被看作能写作的女人，她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女人。[14]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一个人的房间
波伏瓦的分析具有高超的诊断和分析能力。如果仔细看看《一个人的房间》，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感觉到伍尔夫对女性和写作的经典分析是矛盾的，你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了。[15] 一方面，整本书都充满激情地呼吁女性参与文学。她宣称女作家需要女性的传统：“如果我们是女人，我们就通过母亲来回顾过去。”(Woolf， 2005: 75)但是她也写到“任何人在写作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性别是致命的。以任何方式清醒地作为女人说话是致命的(pp. 102-3)，她说“她作为女人来写作，但是作为已经忘记她是女人的女人，所以她的作品中充满了让人好奇的性质量，它只有在性别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时候才到来的”，以此来称赞她称为“玛丽·卡迈克尔”（Mary Carmichael）的小说创作的年轻作家。(p. 91).
对伍尔夫来说，作家的任务是用她最核心的存在去关注现实。我的一个本科生埃林·格里尔（Erin Greer）在她2007年的优秀论文中显示，这个核心既不是生理性别，也不是社会性别。(Greer， 2007)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坐在窗户边打毛衣的时候，确定其“楔形黑暗核心”的是被想象为超越所有身份、个性成为非个人的，普遍性的内容。因此，对伍尔夫来说，作家必须关注现实，同时不要声明身份给自己带来麻烦。“整个思想必须充分开放，如果我们要认识到作家在用完美的圆满性交流自己的经验的话。必须存在自由和平静。”(Woolf， 2005: 103).
女人必须写作，但是当她们写作时，一定不要认为自己是女人。她们必须是自己，首先，她们必须“按事物本来的样子思考”，也就是说关注“现实”，以便“发现和收集它，把它传达给其他人。”刺眼的“性意识”阻碍好文章的写作，因为它阻碍作家看到真实的东西。“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具有更刺眼的性意识了。”(Woolf， 2005: 98)；其影响是让男人和女人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这对于优秀的写作产生不良影响。女人必须写作，但是如果不允许她们忘掉自己的性别的话，她们就无法写作了。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有时候发现伍尔夫对女性和写作的观点是缺乏连贯性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波伏瓦的分析方法分析伍尔夫的观点，就不难看出，伍尔夫面临波伏瓦的两难困境时竭力挣扎着避免选边站。她试图避免在其性别和人性之间，在作家和女人之间，在她作为存在的具体方式和她的作家必须关照社会现实本身的意识之间做出选择。她是在应对什么挑衅呢？她不被允许跨过草坪吗? 她不能进入图书馆吗？或者对女人无休止的攻击源自写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女性心理、道德、生理的劣势》的令人厌恶的冯某教授（Professor von X） (Woolf， 2005: 31)?
如果理解伍尔夫观点有困难，那是因为她认为把自己当作女人一样来写作似乎总是错的。最后，如果和假装完全没有性别特征的危险相比的话，认同被蔑视的类别的危险---女性特征对她来说更恐怖。她觉得这显然是冯某教授的错。在我看来，如果女人的世界观受到其性别的严重影响，它就和缺乏性别观点一样是非常有意思的。毕竟，整个问题在于避免确定女作家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基本标准。每个作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视野。不可避免的，女作家作为女人写作，不是作为种属的女人而是作为她自身的女人，即高度具体化和习性特征的女人。[NextPage]
学是什么?
最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女人为什么要写作？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文学？对伍尔夫来说，当人们试图用他能掌握的尽可能多的正直和真理去关注现实，然后把视觉传播给其他人时，文学就出现了。当《到灯塔去》中的丽莉·布瑞斯科（Lily Briscoe）最后完成她的绘画时，伍尔夫以这样的话终结了她的小说“她有了自己的视角”。
文学是文化的档案室。我们求助于文学来发现让他人的痛苦和欢乐，他人的爱和恨，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其他历史时期的男女的生活。文学界把女人变成二流公民等于说女人的生活经验和世界不如男人的重要。
在这一点上，小说、诗歌、戏剧或者理论文章是让他人看到对作家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的尝试。受到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启发，我想说一个作家在出版著作时，她实际上是在说“这是我看到的东西。你也能看到吗？” 这种姿态包含着一个希望，别人或许也能分享他的观点，哪怕只有一小会儿。当然，不一定如此。
这种希望使作家变得很脆弱。她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诉说看到的东西，把她眼中的任何东西都押上去，却不能保证人家能理解她。写作就意味着冒风险被人拒绝或者被人误解。萨特写到，创作一幅艺术品就是给世界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1988: ch. 2)。但是如果我们不敢慷慨大方，不敢和别人分享我们看到的东西，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悲惨。有时候，有人确实做到了。当读者感到一本书确实向她说了心里话，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再那么孤单了。文学让人保持克服怀疑和孤独的希望。
文学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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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注释】
[1] I first found this quote in Ann Jefferson (2000: 96). Jefferson quotes from Sonia Rykiel´s interview with Sarraute; I am quoting a little more from the same interview (Sarraute， 1984: 40).
[2] See Jefferson (2000: 97). Jefferson´s reference is to Michèle Gazier (1984) "Nathalie Sarraute et son ´il´"， Télérama July， pp. 38-9 (p. 38).[NextPage]
[3] "[I]f feminist theory lets itself be guided by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women´s language， literature， style， or experience from where does it get its faith in the form of these questions to get at truth， if not from the same central store that supplies humanism with its faith in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n?" (Kamuf， 1990: 108).
[4] "I will speak as one who believes that ´we women´ must continue to work for the woman who has been writing， because not to do so will reauthorize our oblivion" (p. 113) [...] "[I]f Women´s Studies becomes gender studies， the real end of women in the institution will not be far off" (p. 118， original emphasis) (Miller， 1990).
[5] Kamuf´s contribution to Kamuf and Miller (1990: 132).
[6] Miller´s contribution to Kamuf and Miller (1990: 124， original emphases).
[7] "I think it´s absolutely on target to take a stand against the discourses of essentialism... But strategically we cannot. Even as we talk about feminist practice， or privileging practice over theory， we are universalizing – not only generalizing but universalizing"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0a: 166， original emphases). This 1984 interview was also reprinted in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Spivak， 1990b).
[8] This interview can also be found in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b). Spivak reinforced her criticism of "strategic essentialism" in "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With Sara Danius and Stefan Jonsson" (Spivak， 1993a).
[9] Elsewhere I have argued that it simply is wrong to believe that the word "woman" always and without exception has the same， conventional， conservative meaning， regardless of who is speaking and in what context， but I am not going to say more about that here. See "What is a Woman?" in Toril Moi (2005).
[10] The original text can be found in Beauvoir (1986: 14-15). I discuss this passage at length in my essay "´I Am a Woman´: The Personal and the Philosophical" (Moi， 2005， particularly pp. 201-26).
[11] "Harvard Name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12 February 2007. URL:www.nytimes.com
[12] See www.malenursemagazine.com
[13]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nalysis for the feminist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will have to be developed elsewhere.
[14] In fact， Butler and Beauvoir are both against gender stereotypes. In 1999， looking back on Gender Trouble， Butler writes: "The dogged effort to ´denaturalize´ gender in this text emerges， I think， from a strong desire both to counter the normative violence implied by ideal morphologies of sex and to uproot the pervasive assumptions about natural or presumptive heterosexuality that are informed by ordinary and academic discourses on sexuality" (Butler， 1999: xxi).
[15] One example would be Peggy Kamuf in 1981. See Kamuf (1990: 110).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