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昕

   当今作家笔下的乡土，没有了独特迷人的地理性与文化性，变成了演绎观念的空壳——乡土文学已载不动乡愁？

    新时期乡土文学，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主流文学奖项的大赢家，但其借着“乡土”呈现的景观中，已少了乌篷船、荷花淀、篱笆墙、高粱地所浸润的乡愁，徒留空空洞洞的壳，好似荒凉墓地，一任作家们频频呼喝呐喊。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在解读刘震云乡土文学新作《一句顶一万句》时，直指主人公的“喊丧”行为预示着“乡土文学正面临绝境”——如此惊人的评语，道出了乡土文学繁荣背后的危机。
   
    仍是主流写作
   
    去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四部有三部属乡土文学，而入围的20余部作品里，更有五分之四可划入乡土文学范畴。在今年初春揭晓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乡土文学仍是获奖大户，如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等。
   
    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农民从土地上出走蜂拥入城，“乡土中国”迅速城市化，人们却猛然发现，乡土文学仍是作家们的写作主流：阅读记忆里，许多知名作家的“农民”经历与“农村”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代文学里获评价较高的作品，也以乡土文学居多，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专家分析说，“乡土”在一代代作家笔下是作为与城市对抗的景观而出现的，其结果是越现代的中国越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如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李锐《太平风物》、李师江《福寿春》、秦岭《皇粮钟》……但这“乡土”已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相去甚远。
   
    怎会连遭炮轰
   
    今年6月，乡土文学连遭炮轰。先有作家格非在“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上放言：“从写作对象看，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终结了。”后有陈晓明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尖锐指出：“当代乡土叙事已经被现代性所占据，因为自重已经太重，结果是载不动一点‘乡愁’。”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乡土一直是原乡神话式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佳作里，有沈从文笔下溪畔白塔边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的湘西边城，有萧红笔下严冬一到大地裂开口子的呼兰小镇……可是当下，尽管与城市对抗的“乡土”景观何其广阔，却鲜有能被读者记住的乡土文学作品。读者感叹：“乡土中国少了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少了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的宜人景致，也少了沈从文、孙犁笔下超然的美学特征，不再是现代人值得留恋的精神家园。”用众学者的话说，那便是“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被观念性的批判意识占据了主导意识”。
   
    以作家李洱的乡土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为例，一位学者感慨在这部作品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光裸’的村庄，没有地理性与文化性，原乡神话式的情感及隐喻不再存在。”有评论家也感叹：岂止一部作品如此！“乡村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元素、一个肌体，不附着任何其他更为本源的象征或寓意。”
   
    “只是一种差异”
   
    面对乡土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遭受到的质疑，作家李锐呼吁：“中国作家应更深入关注汉语方块字写作的深层文化归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编审王兆胜提出：“作家应该让心灵参与写作，对天、地、自然、人心存敬畏，融通诸如现代/传统等对立的二元概念，深入思考农村的结构现状进而超越现实。”
   
    批评乡土文学，年轻学者梁鸿提出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他说：“当研究者、读者对乡土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乡土’形态及其审美形态表示质疑时，它传达出的是一种双重焦虑。首先是对现实乡土中国的焦虑，其次是对乡土小说的审美焦虑。”他认为，其实“只要乡村存在，乡土文学就不会消失”。
   
    针对梁鸿的观点，对当下乡土文学出言犀利、颇有微词的陈晓明教授说：“乡土文学在现代之初，显得更单纯或质朴些；而当今的乡土叙事则要厚实复杂得多。这不是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只是一种差异，只是表明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至今所具有的形态。”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