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荔子

　　8月13日下午，作家韩少功在汨罗乡下的院子里杀了两只自己养的鸡，然后赶往长沙，“求”着朋友把鸡收下。14日早上9点，他走进广州珠江宾馆，为广州市文联主办的“广州市高级文艺人才理论研修班”做了一场有关文学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半年在海南，为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务尽责；半年在湖南汨罗乡下，和三亩地里的动植物相处，韩少功的生活，被分成了这“著名”的两块。在讲座和专访中，他也从文学说到自己的生活，说到全中国的“大师焦虑症”和“文化大跃进”。

　　作品最重要是人物？

　　最笨的作家才用一个模子

　　讲座的主题是“理论研修”，韩少功讲的当然是文学理论。虽然他不是大学老师，但可能是作家中最有理论修养和实践的人之一，因为他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都有着强烈的实验色彩，而他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也影响了许多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不过，让人有点奇怪的是，韩少功并没有讲多少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潮流、文学理论，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还有些“传统”。他从亚里士多德论悲剧的理论出发，认为作家对文学的贡献，或者说，作家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看他创造了多少品牌人物，“作家不能老是贴牌生产，打洋工，这种低端产能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在具体举例时，韩少功并没有举小说的例子，而是举了影视剧的人物。他说，他看电视剧《潜伏》，就觉得里面的人物描写不错，每个反派人物都有区别，能给人留下不一样的印象。而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苍天》却让他头大到惊呼：“天啊，怎么看啊，都是一个模子。”“这是最笨的作家才干的事。”韩少功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上这个频道的剧都拍成这样，在他看来是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事。

　　他还说起自己曾经从这个观点出发批评过王朔的小说。在一次和王朔的交谈中，他对王朔小说评价道：王朔小说的人物生动，但却太单一，“男女老少都贫，一贫到底”。

　　当代文学缺乏思想？

　　作家要探索人性的盲区

　　在中国文学界（准确点说是在媒体上）掀起过轩然大波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一再强调“中国作家没有什么思想”、“中国作家语言很糟糕”之类的论调。在说起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时，韩少功说：“把思想用到文学中来，我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文学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不一样，作家要干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干不了的事，探索人性的盲区”。

　　同时，他也承认，当代作家确实缺乏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事，“以前人们把萨特这样的作家的思想称为‘萨特主义’，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当得起‘主义’这个名词了”。

　　他分析，思想世界性的缺失，一是因为生活高度理性化、制度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自然少了思想的冲击，“红绿灯坏了，德国人会一直把车停在那等人来修，不会有人想着闯红灯，没有冲突和碰撞，也就没有新思想的诞生”。

　　其次是因为信息泛滥，在信息的裹挟之下，无论什么都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似乎已经到顶了，于是大家都变成了思想懒汉。

　　第三是因为全球化带来思想的雷同。人们穿的一样，吃的一样，想的也一样，没有差异。

　　第四是因为体制的设置，包括教育体制等，让人们缺少自由的心灵，缺少活跃的思考，“我们那一代人，脑子和心灵的成长很多是野生的方式，现在文科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多”。[NextPage]

　　加大投入培育大师？

　　想想中国足球就明白了

　　当顾彬批评中国作家没什么思想的时候，何三坡等评论家曾经据理力争、多次反驳；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大师，估计不会有什么异议。

　　韩少功自然也没有异议。比起顾彬的只说论断少说原因，韩少功还为这种现象作了自己的补充：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不光中国，俄国、美国、日本，这些我们认为文学水平很高、出过很多大师的国家现在也都很焦虑啊。“有个法国朋友请中国作家去法国，有人就问他，法国文学影响那么大，请法国作家不就行了，他回答说，等我们法国有了好作家再说吧”。

　　他说，不知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对文学起作用，“唐诗宋词后人怎么就写不出那样的高峰呢？聪明人应该并不比那时候就少。这就跟植物的生长一样，去年我的桔子收成不好，今年却结得特别好，但豆角、黄瓜又不好了，我每年是一样下肥，一样除草啊。

　　因为缺乏大师，于是整个社会对大师的呼唤也就来了。一方面，人们对大师已经有了几乎是本能的抵触，比如前一阵李辉对文怀沙的批评，另一方面，人们对大师又有发自内心的渴求，都希望一夜之间，中国从此遍布大师，全世界用的都是中国的学说。

　　韩少功一语点醒梦中人：“现在文化一方面看上去很热，另一方面，文化的角色又很低，各个地方做的多数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事。”而对各个地方“加大投入、培育大师”的举动，他则评价说：“管理者做这些事情都是出于好心，但效果却可能是拔苗助长。一颗种子，有它自然的生长过程，你把它放在大棚里，下化肥，长出来的那味道就差很远。”

　　在他看来，过30年再来说这事才比较合适，“我们的文化地位和大国地位确实不相匹配，但想想，我们付出多少年，付出多少智慧、多少代价，才在经济上找出一条好的路，文化需要的路只会更长。怎么处理东西方文化问题，在冲突和融合之间找到我们的机会，创造我们新的文化，再过30年，这个问题可能也解决不了。想着投钱就能在短期内出现一批大师，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大跃进’。心是好的，可别办傻事——想想中国足球就明白了，我们不缺钱，不缺苗子，可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作家都有中年危机？

　　专业作家不应该终身制

　　对中国作家的另一种普遍的批评，是很多中国作家一过中年就很少再写出优秀的作品，这种批评曾被概括为中国作家的“中年危机”。对此，韩少功也表示认可，“中国作家很容易养尊处优。一旦你写出一些成就，以前有政府资源供奉，现在又加上了市场资源”。

　　他所说的政府资源，主要是专业作家体制。“专业作家体制对有些作家是需要的，比如史铁生，他的身体不好。但对大部分作家来说，没什么好处，扼杀创造力，肯定要改。具体怎么改有很多种办法，比如可以一段时间是专业作家，一定年限后到期。专业作家制度不应该是终身的，至少应该有进入和退出机制。”

　　而他所说的市场资源，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现在一个作家就算不写了，资源也是用之不竭的，出书、演讲、做嘉宾、影视改编，这时候，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可能已经完了，但剩余价值也用不完。上一代作家是没有这种情形的，一停笔，就不在公众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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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的生活状态——

　　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

　　韩少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现在的城市里，青年人没有热情，女人没有优雅，男人没有刚毅，老人没有慈祥。在讲座上，他又说了另一句，每天笑脸常开的人有几个？路上人人都衣着光鲜，可每个人脸上都像在打官司。这些话也许能作为他跑去汨罗乡下的解释之一。[NextPage]

　　在讲座与专访中，韩少功不可避免地被问及他“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的生活状态。每年4月到10月，韩少功住在汨罗，每天劳动一小时以上，想写就写。他去那里不是归隐，因为他还得经常回海南工作，也不是旅游，因为他一呆就是半年。他自己更愿意把这种生活当成一种休养：包括身体、心灵和脑力的。

　　在乡下，他的身体能得到平衡：“现在都市生活有点毛病，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平衡，在城里，我要劳动，只能洗碗拖地，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洗碗。”

　　在乡下，他的心灵也能得到放松：“城里吃饭应酬我最怕，文学界的、文艺界的、教育界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海南那么小，城市那么方便，来了打个电话你都得出来。在乡里，我出行不便，这些就都省了。每天看动物和植物，动物傻傻地，很天真，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忠心耿耿，眼睛瞪着你，你不由自主就心软了。”

　　乡下也并没有闭塞，他可以上网了解外界，这里反而让他思维更开阔：“在城里，全球化影响下的生活是模式化的，交流基本是同质化的，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在乡下你能接触到和你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乡下也在同质化，但影响没城市那么深，比如结婚仪式基本和城里是一样的，但丧礼还是老式的为多。”

　　不过，他也奉劝大伙，别都想着住乡下，“住农村并不容易，除了寂寞难耐之外，你得没有小孩在上学，毕竟孩子的教育你不敢耽搁，你得没有老人需要照顾，而且你自己身体也得不错，不然生起病来不方便。最重要的是你工作得不忙。这么一算下来，可能99％的人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写作画画的人比较方便。”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