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作家也斯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由十二个故事组成，描述了作家本人生活的城市——香港。
在香港，也许很难找到第二位作家像也斯那样，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60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
生于1948年的也斯，如果放在大陆，姑且可以称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可他生在广东，成长于香港，共和国的标签即使放到现在也依然不适合于他。也斯和他书写的香港，至今还在寻找、定位他们的身份。“失城”还是“后殖民”，作家们的标签化表述贯穿的仍然是对“香港身份”和“此地他乡”的困惑。也斯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最后写道：“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别处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进来。……我们对事老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伤害对方，但结果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
关于香港
用日常生活写回归十年
香港文学影响改变香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系统的作用，不仅比不上马会、电视，甚至也不及专栏和曾经的武侠连载。就算文学在香港从来都很边缘，但在1990年之后，它还是不自觉地承担起建构、改造香港主流意识的使命，探讨所谓的香港意识。所以谈香港或者也斯，或许得先从这晚近的十多年开始。
[NextPage]《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也斯这些年的短篇小说集，由十二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里有食物，当然也有爱情。这些故事没有宏大的叙事，借着食物和爱情，也斯写香港，写这座他生活的城市。
“1997年香港回归，虽然在施叔青那里，1997年似乎是历史的终结，但我们依然还得生活在这里。我们当时也接受了很多访问，特别是外国媒体问我们——九七之后怎么样？——他们期望得到两种极端答案。最后媒体呈现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想法。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冲击其实并不那么大，对于香港将来会怎么走，有一点迷茫。”这样的迷茫几乎困惑着所有香港作家，“所以，我想去写系列小说，写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施叔青用《香港三部曲》终结了香港写作回到了台湾，而也斯用了10多年才攒了这么一本小说集，“我看到太多三部曲，在一点点抵触之后我开始写香港的食物，就是那种日常的生活。1997年回归对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改变，但并不是像电影《中国盒子》所呈现的天翻地覆。黄碧云在同时期写了《失城》，这是一个关于灭门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其实和1997并没有实际关系。而我不喜欢很激烈的东西，我想从一个平常生活的角度，写这10年来香港人普通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斯说。
虽然写的是香港人日常生活，但“后殖民”一词依然那么刺眼。“‘后殖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英国殖民时代终结了，我们生活在殖民结束后的时代。另一个含义是‘post’的意思，有解构、破的意思。对香港人来说，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了，但他们依然顶着那颗殖民时代的脑袋。所以，殖民不仅是英国当年对香港的统治状态，也是香港人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
就像《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的老薛，他在世俗中摸爬滚打，同时又品评食物，对食物有真情，对人也宽厚。可老薛又没有真正被人爱过，感情终究是一场空，与家人也日渐疏离，如果香港就是老薛，它该如何处理呢？这是经历了半个世纪香港现代化进程和各个历史事件的也斯提出的困惑。
关于写作
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
也斯原名梁秉均，1948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现为香港岭南大学讲座教授。也斯这一代香港人被称为南来的一代，“我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开始在香港定居。虽然没有内地生活的直接经验，但我的家中有许多当时从内地搬来的书，通过书和父母对内地有间接经验，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直接面对香港现实。”
也斯的写作始于1970年代初。“1970年代大学毕业，最先在报馆当翻译打工，翻译鲍勃·迪伦、琼尼·米歇尔的歌。”随后，也斯得到机会开始在《快报》写专栏，“那个专栏容量比较宽，文学电影艺术诗歌都可以。当时的香港文坛，基本上还是以1949年以后的南下作家为主，他们的眼界比较宽，既写本土作品也翻译外国作品。”这些后来集结成也斯的第一本书《灰鸽早晨的话》，“1960年代的香港很压抑，想用别的方法去书写香港，另一方面电影提供了一种理解自己生活的方法。我喜欢法国电影，但也要调整，如何在喜欢那种美学的同时，又写现实里的生活。《灰鸽早晨的话》和早期的诗，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写成的。”
和不少台湾和内地作家相似的经历是，也斯早期的小说也深受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那时我们除了受到内地的影响，特别是‘文革’之外，也通过很多地下杂志接触了西方当代文学，对我冲击最大的作家有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早在1972年的时候，我就十分关注马尔克斯，并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而那个时候，连英文版的马尔克斯作品都还没有出版。1972年，我在台湾还出版了一部介绍南美作家的小说集，后来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的写作深受我翻译的那本书的影响。”
作为一名作家，也斯比起后辈是幸运的，“我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进程同步，香港在1949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我个人都有亲历。” 1967年，香港暴动，动乱以后，港府开始做了很多改革。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1984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1989年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写了一系列小说。”
[NextPage]关于作家
沟通越来越困难
谈起香港文化，人们的第一印象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如果再深入到文学，也许还有武侠、言情、奇幻等通俗小说以及发达的专栏文学，而纯文学则被逼到了旮旯里。“这些年来，香港文学呈现的面向是喃喃自语、题材非常极端，文学的共识越来越缺失，分化很厉害。但文学应该可以更加多元，我选择的是通俗的写作。”
也斯一直说，作为作家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一个相对有利于作家起步的环境里成长，“像我们那个年代，有更多的渠道让我们作家相互交流，对同一个问题有共同思考。而现在，香港作家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在我看来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九七回归，而是1995年《苹果日报》的出现，从那之后此类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人报纸刊物纷纷倒闭，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所以他们的文字向内，更具试验性。同时，他们的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匮乏。”
所以，令内地读者遗憾的是，也斯的作品在内地只出版过散文集《在柏林走路》。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