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这两天在读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的《新文学的传统》。书买来一直搁在架上，没翻过。这时候才发现，书里好多地方打上“□□□”，表示删除了若干文字。夜半读至兴奋，遇到这种时候真恨不得一拳打过去。这本书海外初版于1979年，大陆是2005年出版，26年光阴过去了，浑身上下仍然布满敏感部位，令人扼腕不已。
对“□□□”这一标志性符号，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小说《废都》。十多年前，贾平凹先生这部小说里的“□□□”，惹得无数人神魂颠倒，直想从书里抠出那些字眼。（那时我还是一名热衷于跟风阅读的大学生，也不能免俗）当然，抠出那些字眼是不可能的。因为连贾平凹都不知道那些空白处的具体内容，读者更只能以遐想代替。2006年贾平凹和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对话，亲口揭开了历史谜底：“在写性的过程中，实写一部分后，就没有再写了，因为我也得考虑国情嘛，只是觉得稍微多写一点罢了。而将未写出的一部分以框框替代。……实际上，现在书上括号内的删去多少多少字数已不准确了。”
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贾平凹就已成为一名超文本写作大师。他搭建了一个名曰“废都”的开放写作平台，并规定和设置了若干“超级链接”，让读者参与文本创建，由此每位读者都拥有了一本自己的《废都》，丰俭由人，咸淡随意。这么说如果过于晦涩，那么不妨直接称他为“忽悠派”大师。这部连盗版加在一起至少卖了数百万册的小说，恐怕有一半人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所吸引的吧。但这并非基于创作上考虑的一种叙述策略，而是“操作”的结果。卖弄这种噱头，既亵渎了创作，也戏弄了读者。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恕我眼拙，似乎找不出另外一个这般刻意耍弄文字的小说家。
当然，“《废都》现象”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种反讽效应。这部小说没有多少违禁内容，仅仅是充满了“□□□”，结果还是被禁掉了。这是第一层反讽。一部被禁止再版发行的伪黄色小说，反倒掀起了一股阅读高潮。这是第二层反讽。而越禁越好卖这一公开的秘密，其后吸引了不少写作者趋之若鹜——就差明白地写上：“求求你禁了我吧！”有意“挨刀子”的贾平凹，对这一写作风气的形成“亦有贡献”，难辞其咎。
从文学创作和传播角度看，《废都》是一个典型的恶例。假抗议，真媚俗，正是贾平凹写作《废都》时内心真正的秘密。你见过贾平凹在前《废都》时期写过什么违碍作品吗？没有。你看过贾平凹在后“废都”时期犯过禁忌吗？也没有。《废都》根本不是在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创作的产物。“我也得考虑国情嘛”，这句话道破了贾平凹先生的媚俗本性。这样的作家，如果你对他还有什么期待，那岂不是太埋汰自己了？这样的作品，如果你今天还奉若至宝，那才真叫OUT啦。
这次《废都》“解禁”再版，舆论炒得热火朝天。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得以再版意义重大，乃文学之大幸，拜时代进步之所赐。这简直是不知所云。《废都》得以解禁，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再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本来就没什么可禁之处，解禁也就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这叫什么“大幸”？“时代进步”也得看怎么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化市场不甚发达，这是《废都》大行其道的一个社会背景。如今的社会环境比那时候当然更充满了市场气息，但从图书出版的角度，留给《废都》的市场空间越小，越表明图书市场的多元化，也才越证明了时代的进步。如果《废都》还像初版一样火爆，反倒说明读者的品味十多年来没什么提高，那样的话有何进步可言？
再说了，倘若“时代的进步”指的是解禁的行为本身，即图书审查制度有所松动，那也只能说是原地踏步。据报道，这次《废都》再版并没有增加内容，也没有删节，最大的改动就是把“□□□”改成“……”。这就是说，不论原稿被删了多少文字，这次仍然没有“重见天日”。那些空白的地方依然空白，这能叫进步吗？贾平凹自己说，标注删节之处只有一部分是“实写”，更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写。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阉割。（该书责编介绍，当年这部书是一字未删地正常出版）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乐于保持一个“自阉者”的身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修订，主动放弃了一次体现“时代进步”的机会。这种未经抗争主动投降的写作姿态，更难说是一种进步。
话说回来，认为《废都》再版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准确。只不过，个中意义更多是对于贾平凹个人而言。任何一位作家都希望作品能够一再出版，从而证明自己的作品仍有一定价值。《废都》再版的市场反映尚未可知，但能获得再版，这对著者来说自然值得庆祝。再者，任何文学作品一经出版，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种既定存在。无论作品好坏，从文化研究角度，其作品都有一定的文本意义。以《废都》为例，它既体现了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也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此外，这次《废都》是和《浮躁》、《秦腔》构成了“贾平凹三部曲”一起推出的，分别代表作家不同阶段的创作，这对贾平凹来讲无疑具有“盖棺论定”式的代表作的意味。
[NextPage]
但所有这些作用和意义加起来，仍无法掩饰《废都》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文本的实质。《废都》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作者为了媚俗强行破坏作品的整体性，为了媚俗不惜践踏创作的尊严。贾平凹在《废都》创作中主动走上了文学的绞刑架，甘于向市场和权力俯首称臣。贾平凹在《废都》中借用无数个“□□□”将自己打扮成“文学斗士”，事实却证明了他不过是市场转型时期一员“文学投机分子”。
基于上述理由，《废都》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也就不值得多作讨论。对于这一点，不知贾平凹后来是否意识到，从《废都》到《秦腔》的又一次创作转型，或证明他对这段创作经历的自我否认，并试图回归他所熟悉和擅长的乡土题材。至于那些精心编造的“□□□”，或者修订版的“……”，已经成为贾平凹创作生涯中的一块污迹，再也抹除不掉了。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