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忠
中国当代文艺60年思潮波推浪涌，乱花迷眼，如何处理家与国的关系，即家国叙事，始终是它的一条甚为重要的主线。60年间的社会生活经历了诸多的跌宕起伏、沧海桑田，它的许多变迁也都是通过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关系的调整而表现出来的。
从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从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谢晋的《芙蓉镇》，到张炜的《古船》，张艺谋的《红高粱》；从90年代初期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到21世纪的以《中国式离婚》、《金婚》等为代表的大量家庭伦理剧——检索60年的文学艺术史，我们发现——家庭，一直是当代文学艺术作品非常偏爱、同时也卓有成就的表现对象，而家国叙事，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基本模块。
就社会现实而言，20世纪的中国，在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程中，需要花很大力气去处理的，就是如何重新整合、动员全民族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从根本上更新和调整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穿越数千年的风云而绵延不绝地维护了自己的文明形态。各种原因中，中国文化中的家国同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封建君主制国家权力关系自上而下层层推展和授受，是以家庭关系与伦理为矩范。另一方面，修齐治平的个人理想，是行为规范自下而上的攀缘和归附。总之，治理国与家的法则是相同的。同时，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家庭又是从事生产劳动和财富积聚的最小单位，造成人们对家庭的特别依赖。甚至最为个人化的婚姻组合，也必须依靠“父母之命”，由家长作主。这样的家族制和家长制主导的几代人同居的家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最亲密、联系最紧密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传统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本要素。现代性的两大要义，一是个性的解放，实现民主与自由，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两者都需要摆脱旧的家族式家庭体制。个人要挣脱家族的宰制，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自主权，国家要消除族长和家长的权威而确立国家的权威，与个人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性，以便实现最大的行政效益，将其意志贯彻到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在许多时候，首先就是家庭关系的重组。通过对家族制和家长制的颠覆，完成对旧的社会体制的瓦解，并且将个人直接组合到现代国家的需要之中，并且由此引发普遍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变动，进而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
就文艺创作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时期所产生的家庭伦理的震荡和个人选择的困惑，成为文艺家们取之不尽的灵感渊源。这既是因为，中国传统大家庭的错综复杂，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形形色色，给文艺家们以丰富的启迪。同时，文艺要诉诸人们的普遍情感，触动人们的敏感心灵，家庭内部的冲突，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杯水波澜，还是时代巨变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是最具有普泛性和形象性，是文艺作品的受众之感情最容易被拨动的最大公约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家国叙事的大量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194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不但要走出封建式的大家庭，也要走出现代意义上的以夫妻为主的核心家庭，直接走向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第一线，直接听命于国家的需要和召唤。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不但要冲破封建气息浓重的父母掌控的旧家庭，也要走出她和余永泽建立的温馨的小家庭，才能够投身于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焕发出青春的光辉。赵树理笔下的“小飞蛾”、“张木匠”（《登记》），“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吃不饱”、“小腿疼”（《“锻炼锻炼”》），这样一群大大小小的农村家庭的“家长”，在新的民主平等的时代，却顽固地维护家长制的特权，支配年轻人的生活。这充分地说明，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旧的生活方式的保守封闭，它对新的时代要求的阻遏作用，就像“小飞蛾”那样，自己身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抱憾终身，却又险些把女儿艾艾推向包办婚姻的火坑。当然，在旧式的家庭迅即瓦解的同时，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也在建立起来。冯德英《苦菜花》中那位受到儿女影响而日渐革命化的母亲，表现出中国穷苦妇女的觉醒和厚爱。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在灾难重重的年代被迫分离，在翻身解放的时代幸福团聚，这既是“三言二拍”以来中国白话小说中患难夫妻聚散离合故事的经典模式，也是作品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精彩显现。卢新华《伤痕》中的女知青王晓华与母亲关系的破裂与弥合的悲剧，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中两个家庭的瓦解与重组的喜剧，对“文革”和改革年代，分别进行了深入动情的描绘。
在长达60年的家国叙事中，以国为家、忘我奉献，是一以贯之的主题。随着现代转型的深入，市场化时代的注重经济效益，带来个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加剧，也消解着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例如计划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下岗和失业，例如住房问题、医疗保障和养老问题的凸现，“空巢”老人，单亲儿童，丁克家庭，乃至第三者插足带来的婚姻危机，都是新的社会现象。为了应对这些危难，许多时候都要依靠家庭的相互支持、“抱团取暖”，家庭的稳定和亲情的重建，也成为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渴望》中的刘慧芳，正是以含辛茹苦、克己忍让的家庭伦理，赢取了无数同情的眼泪。重新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唤起子女一代对父母一代经历的艰难时世的了解、尊重和同情，似乎成为时尚的潮流。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从女儿的眼中展现出乡村母亲与右派父亲的生死苦恋；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和《闯关东》，在某种意义上，和《雷雨》、《财主的儿女们》相似，都是讲述在财富事业上的“成功人士”的家庭故事。可是，不同于曹禺、路翎所写的子女们对父亲的反叛和毁灭的悲剧，这两部作品中的着力点，在于这两个商业家族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在于父亲一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辉煌业绩和子女们的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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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语境下，文艺作品的家国叙事，也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偏差。比如在否定了阶级论和血统论盛行的年代，鼓励青少年人与身为“阶级敌人”或者“走资派”的父辈划清界限的倾向之后，国家叙事中，曾对历史上一些极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君王，塑造为盛世明君，进行无限制的赞颂和褒扬，或为了家庭的稳定而放弃个人的个性和情感的追求，再一次将妇女置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让人们为之警觉。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