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国作家是以有更多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为荣的，现在翻开很多作家的简历就会看到有以这种荣耀作为表征的焦虑。这种焦虑可以理解。中文被译成外文所传导的意蕴被大打折扣地简化甚至被粗暴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有限的翻译家的偏好将中国文学现状单一化的现象也是明摆着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学创作的实情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传播，而中国作家自己的外文水平又不具备足够的校勘与辨误能力，于是连带着尴尬的焦虑也就在所难免。如果过于在乎这个问题，这种焦虑很可能会对进行着的中文写作构成一种困扰。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作家的谈话中不断在强调“民族”标识。这可以看成在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审美自觉，也可以看成西方对陌生文化“窥视”并寻求精神安慰想象的需要。但是，我们在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时候，会明显地感觉和想象到他所描写的人物是俄国人吗？读海明威的作品，我们会想到人物是美国人或是欧洲哪个地方的人吗？至少我不会首先想到。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民族有那么多的方言区，这导致文学表达在普适性上很难实现。要是完全靠某些民族文化的标识来取得世界文化的份额，或者说用它们取得审美认同，其可能性还是应该存点疑问的。

    我们更应该反省审视自己的作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创作受到汉译国外文学片面阅读的影响，往往更注重那种所谓的人性的复杂性、描写的繁复性等等。似乎忘却了文学的终极旨归，更为热衷于混乱、怪诞以及邪恶的呈现，这简直成了一种新的“纯文学恶俗”。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