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之作，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总裁张胜友的新著《珠江故事》近日在天津书展亮相。这部以大型电视政论片《珠江，东方的觉醒》解说词为蓝本的书籍，以珠江及珠江三角洲为艺术焦点，按照历史时序着力表现中国如何在国家危难之际开始民族觉醒，如何在民族救亡的探索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
张胜友可以说是最大力报道和呼吁改革开放的作家之一，他写下的一系列反映中国改革前沿和时代潮流的作品，无论是通讯、报告文学，还是电视政论片，都一直坚持着一个主调:改革。而他自身三十年来的经历，也几乎就是中国三十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和直接受惠者。”张胜友如是说。
三十年改革的记录者
1977年，张胜友以29岁“高龄”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是“文革”间中断10年后首次恢复高考，被戏称为“十年开科取士”。此前，出生于福建闽西山村的他，已经做了十年农民。他修过公路、架过大桥、挖过矿槽，甚至还走村串户做过裁缝匠。当年，这个29岁的青年的青春和中国命运的抉择一样，在于抓住最后机会一搏，别无退路。在日以继夜的复习和瘦成90多斤后，他跨入了复旦园的大门。
1982年，张胜友毕业后分配入光明日报社。刚当记者不久，他就采写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引发的社会效应以及著名演员赵燕侠领导的承包剧团改革，这两篇以《改革带来了希望》、《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为题的长篇通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后来，他担任报社机动部记者，一年有9个多月在全国各地采访写作。那时，他长年奔波在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捕捉最新的改革信息和社会实践的重大动向。“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路线，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我及其一代人。是改革开放重铸了我的生命，浸染了我的全部血液。从此，我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同进退、共荣辱、生死相依，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我从心底里拥戴改革，真心实意为改革呐喊助威。”
十年记者生涯，张胜友关注的始终是一个主题:改革。“改革”成为他一以贯之的文学创作主调:《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命运狂想曲》、《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电视新媒体兴起后，他又写起电视政论片，1991年，他创作了《十年潮》，1992年，《历史的抉择》问世。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南巡”发起新一轮改革热潮时期。小平同志亲自调看了这两部电视政论片，称赞这么多年来，在宣传改革开放方面，没看到过这么好的电视片。《历史的抉择》还作为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片，在大会期间向全体代表放映。
从《十年潮》到如今《珠江，东方的觉醒》，新近完成的《东莞:城市传奇》，张胜友的笔触深入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公务员，商业体制，金融，外贸，海南，广东，福建，厦门，深圳……
对于新书，他表示，“之所以选择珠江三角洲，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最早与西方往来、最早发生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地区。珠江流域人民的百年抗争史恰好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缩影。”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也让他不无感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三百年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确实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国力已经上升到全球第四位，奥运会成功举办，可以说，一个东方古老大国正在和平崛起……”
出版改革的弄潮儿
张胜友的性格似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核天然地契合:积极，乐观，主动，喜欢探险又执着进取，吃过苦所以不再怕苦，对未来充满好奇，不怕“摸着石头过河”，又敢为天下先……他不仅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积极参与者。他在作家出版社的改革，掀起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浪潮，他也因此被美国《纽约时报》誉为“引发中国出版业革命的第一人”。
“第一人”称呼是有一系列数字为佐证的: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交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达到1.7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原来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占据了中国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
变化的根源还是“改革”:进入作家出版社后，他雷厉风行推出一系列措施:取消打卡制度，给每个编辑记三个卡片，成本卡片、销售卡片、利润卡片，年终总结算。他让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甲A……这些措施使编辑们的工作飞转起来，从“君子耻言利”到主动关心市场，使编辑工作与发行工作“两个轮子一起转”。当年就有一部图书利润达90多万元。“我要让大家意识到，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最终都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能实现，实际上我要强化编辑们的市场意识。”在这之前，出版社是国家长期包养的事业单位，从来没有进入过市场。而经过十多年新闻生涯的历练，张胜友认识到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管理的严重滞后，“我来的时候，正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也希望走向市场。我很想变成一个实现者。”
“做出版业也要‘以人为本’，每个个体的能量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积极性、主动性都调动起来了，整个社就搞活了，资源就得到了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整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们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即‘双效丰收’！”
这些措施后面，是张胜友对中国现实与国情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刚到作家出版社时，他就把自己在屋里关了整整三天，把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所有的文件、法律、法规、条例、政策，厚厚的一沓仔细看了一遍。他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管理和生产过程与纯粹的物质生产部门很不一样，“我从业的是意识形态部门，产品是图书出版物。意识形态的政策性、政治性都很强，而且是非常敏感的，是一票否决的，是绝不允许产生失误的。”
“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系统工程，不断打破旧有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想要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我努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体制内的利益重组与变革。”
“中国特色的出版业改革就是四个字:管住，搞活。”张胜友说。而在这四字方针贯彻执行下，作家出版社很快涌现出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几年下来，作家社获得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张胜友又挂帅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集团旗下拥有作家出版社、《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中国校园文学》等在中国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传媒单位。集团成立后又很快组建了一家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创办了《长篇小说选刊》……
变革时代的文学思考
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引起全国文学界大讨论。在这之前，《伤痕》已经在他们班中引起激烈争论。当时还受“三突出”影响较大的张胜友持反对意见，他对卢新华说，如果是1957年，二话不说你就是右派。
那时，文学可说风光无限，一篇文章发表即可轰动全国。除了卢新华的《伤痕》，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呼吁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雷抒雁写张志新的长诗《小草在歌唱》，熊召政的诗歌《举起你森林般的手，制止！》。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人民日报》转载，全国人民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1978年1月，张胜友从龙岩到上海上大学，在火车上读完了这篇报告文学，这篇歌颂了陈景润和科学精神的报告文学，第一次质疑了当时还是十分神圣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文学为什么在全国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当时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中起了直接的、其他意识形态部门所不能替代的冲锋陷阵的作用！”在那样一个新时代开启时期，张胜友激情创作了《大学生圆舞曲》的歌词，在中央电视台推出后，全国所有电视台都作为每周一歌来播放，一时响彻全国各大学校园。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地位也是不正常的，因为承载了太多文学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现在文学是归位，你该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再回头看当初文学的盛况和今天的风光不再，张胜友表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地推进，文学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抒写人民创造历史的新生活、新气象，当然就慢慢地走向‘边缘’了。”
“很多人都说文学边缘化，文学边缘化有很多因素造成，比如媒体革命，以前只有纸介媒体，后来出现了广播，又出现了电视和互联网，现在又有手机短信和手机文学，媒体革命已经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该改一改了？”
这个“改”在张胜友看来，是要有大文学概念。这个“大文学”的概念要包括影视。“影视是强势媒体，美国文化产业产生那么高的经济效益，他们的好莱坞大片与电视剧抢占了世界影视市场70％的份额，我们现在的纯文学界，往往对新的文学形态采取不认可的态度，或者干脆说是抵制的心态，关起门来从事纯文学，这是什么心态呢？我想这是一种没落的贵族心态，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穿着破长衫，吃一碟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文学就是那纯而又纯的一小块，却不承认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学的困境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走向了低俗化或私人化写作等等。但那些贴近生活的作品，照样拥有巨大的销量。他曾到武汉去看那条很有名的小商品街汉正街，在汉正街上看到池莉小说《生活秀》的原型，那个卖鸭脖子的女老板，将池莉的大照片、小说封面，还有小说的精彩部分，全部挂在她的小店门口做招贴广告！“纯文学如果是精品的话，一样拥有市场。”
“变革大时代呼唤大作家大作品，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期，社会转型和变革是惊心动魄的，作家们如果能把握这些本质的东西，能深刻表现这种变革的历史进程，那么你的作品不但能得到当代读者的欢迎，还可能流传于后世。”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