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年轻时写下许多作品，可我是小山村里在家人庇护下成熟较晚的人。只是作为成熟较晚的作家，我倒是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那就是一直以小说技巧的完成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即便我本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我热忱于late work，也就是“后期的工作”的理由。
三岛由纪夫等人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家，具有向社会表明“我就是这样的人”的力量，把从一开始就具有很高完成度的风格显示于社会。我觉得那样的人是早熟的作家。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就是“如果朝那个方向掘进的话会很有意思”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认为这是必要条件。但是，我却没有自信，不知道读者或社会是否会充分接受自己如此摸索而行的成果，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具备了条件的自觉。在不了解对手是否会接下我投出的球的情况下，我出发了。
就这样开始了小说创作
我呀，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并没有“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或是“要塑造出那样一个人物”之类的目的意识。首先是在读了法国的小说之后，因作品中措辞的生动而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想要创作自己的小说。比如说，曾借助渡边一夫先生的翻译，从皮埃尔·加斯卡尔的短篇小说里领略到了“非常宏大的共生感”，然后对照原著予以确认。从那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写起了自己的小说。如此这般地创作小说，便是我的写作方法了。即便现在，围绕某部作品，也还有能够回忆出来的部分和并非如此的部分。遇上一段有趣的法语或英语，便将其试译为日语，在这个过程中涌出热切的愿望——把这段语言所具有的诸如感觉世界或思想萌芽般的感觉，尝试着放在自己的小说里并予以展开。我就从这里开始编织故事。假如将其写成如同寓言般与现实没有关联的故事，估计会得到很多写作方向，可我更想与曾养育了自己的日本农村现实的东西连接起来，我就是这样考虑的。
那时我喜欢安部公房，阅读了安部以及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觉得有人写作如同寓言一般的小说，这真有趣。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写寓言小说，而要尽量与现实生活挂起钩来。就这样，我决定写出与同在日本并同时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独创性来。而且呀，写作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那种独特小说的人，还有被称之为“第三新人”的作家群体，他们都是非常了解人生或社会的作家。而我，则是从农村初次来到大都市的年轻人，对周围一切全不了解。因此，我觉得自己虽然想以实在的现实为写作对象，可也只能从观念性的一些语言着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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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每天将外语与日语对照起来阅读，于是，我所感兴趣的语言随之便出现了许多。例如我造出了“意外变哑”这个词汇，并从沦为该状态的那些人开始思考问题。倘若是诗人，就会从其属意的第一个词汇开始写作他的诗歌，我也是从这里开始编织自己的故事的。也就是说，我并非先去观察社会，然后从中选取一个典型或理念进行写作，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头脑中完成观念性的东西，再将其应用于现实中合适的场面，通过这种手段来创作小说。我就使用这种方法写出了不少作品，那些短小的故事……
我本身比较幼稚，是个受到挫折后似乎立刻就要倒下的愣头青，而写作则使得那种表现及其表现者我本身都坚强起来。在当年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倘若不写小说的话，我觉得自己会在心理上陷入危险状态。结果，我因为写作小说而得以存活至今，现在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就在如此这般生活着的时候，由于长子光的诞生，不知该说是扑通一声被推下去，还是该说是被一口气推开，我被置放在了难以称之为心理危机的处所，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面对。
一九六三年·长子光诞生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我的处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妻子住的那家医院探望妻子，生活就这样持续着。要给婴儿起名字，还必须进行户籍登记，这些事情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会儿，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直至截止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却说，名字想让我给取，并让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时我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里，帮助我们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我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虽然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却因为陷于忧郁之中，每天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即便回到家里，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纽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向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会与那种希望、与那种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寻找光亮的希望产生联系吗?从我的孩子降生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
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灰椋鸟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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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与我的写作生活
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个家庭里的成员，总是以此为前提而创作的自己小说里的写作方法，自然会存在着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处所展开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为与现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作家了吧。
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