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及一位作家时，脑海中会清晰地浮现曾经养育他/她的那方水土。无论执守故地，还是远航他乡，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会以各种方式凝结于纸面：表达、质地、内容、品格、脾性，乃至字里行间的韵致，无不昭示他/她从何而来。土地塑造人，人则在不断的离开和归来中重新描述和诠释着土地，这二者之间相互依存、持续演进的关系，是文学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所在。
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必定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观念的更新，这一规律自然也作用于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在近日举行的“长三角文学的‘江南味道’鄞州论坛”上，关于江南文化如何哺育和滋润了长三角文学，长三角文学又如何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独特气韵与别样精彩，作家、批评家们梳理了地域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寻江南文学刚柔并济、意蕴丰沛的内核所在，探讨从来路到去向，面对区域经济和城市集群的快速发展，长三角文学场域中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气象。
贾梦玮：从江南哲学到江南文学
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化融合，信息时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条块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当你谈论南方北方、东方西方、江南江北，当你说北方迂阔、南方轻浅，北方敦厚而拙重、南方灵秀而狡黠的时候，就已掉进了悖论之中。但作为历史形成的北方和江南，区别也是不可否认的。
思想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大凡作家扎堆的地方，那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哲学流派，因为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我也可以说，那些地方有自己的学说和文化风气，比如温州的永嘉学派、苏中地区的泰州学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江南文学几无“宏大叙事”，而是贴着人生、人性写，拒绝脱离了、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个“义”，这与江南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江南的文学是与思想文化、与哲学一起修正甚至是反叛了以北方和中原为代表的被官方加以引导的正统的思想和文学，是人逐渐解放的过程，也是文学挣脱枷锁走向生命本体的过程。
江南哲学帮助江南文学形成了诗性的、审美的、抒情的文学特质，已经被南北优秀的作家所共同维护,不分东西南北。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甚至是反文学的东西，都是文学的敌人。东西南北优秀的作家共同维护着来之不易的文学理念。有人说北方是山的文化，江南是水的文化。“有山无水，必为凶悍贫乏之民；有水无山，定是骄奢淫逸之族”，山水是一种哲学观念，山水相依、两两相宜才是最佳状态。
洪治纲：地域书写与主流书写的互动互构
从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来说，地域性或地域文化包括至少三个内在元素：一是地域的自然风貌所形成的特殊人文景观，如北方的冰城、南方的水乡；二是地域之中所蕴藉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人情世界；三是地域之中所形成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文化性格。这三个重要元素，对于作家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成长、尤其是他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最初记忆和经验，都是源于这种独特的地域性。这也是沈从文会将凤凰小城视为自己的希腊小庙的缘由。所以我认为，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在本质上受制于作家与地域的关系，而作家作为地域中的人，作为文化中的人，永远无法超越其地域性的成长记忆。
如果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发现，不同作家对于各自地域的独特书写，既具有文化学意义，又具有风格学意义。所谓燕赵多悲歌，江南多软语，均兼具文化精神和审美风格的双重价值。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域书写，至少具有三种重要的价值：一是提供相对稳定、坚实而又丰沛的文化参照系统；二是展示具有作家个人气质和风格特色的创作路径；三是折射了不同地域的作家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地域书写与主流书写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动互构的关系。没有地域性的坚实支撑，我们可能无法体会到主流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和辽阔性，主流文学可能只是一种单一的、同质性的审美表征。从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没有大量丰富的地域性文学书写，也就无法呈现一种丰茂和广袤的文学图景。常态化的文学，总是由不同的个体创作、不同的地域书写、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多声部的共鸣之中，形成恢宏雄浑的交响，否则，只能是一种难成气候的小调。
许春樵：长三角文学超越地域文化写作的可能性
全球化时代，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的万物互联及人工智能时代，空间意义上的地域界限已经模糊，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地域差异性正在缩小，地域风俗习惯甚至自然景观的唯一性、独立性、独特性正在逐渐消失。地域的界限、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被修改或被同化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就逐渐消失了，地域文化的诗意也正在远去。在此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长三角文学，其实已经迎来了一次革命性转型的可能性，即由地域性写作、中国式写作，转型为世界性写作、本体性写作。
世界性写作、本体性写作，在长三角文学实践中，完全可以表现为深入探索和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中人与人性的新型关系，人的内在与外在的悖反和分裂。文学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文学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即使文学无时无刻在面对社会、政治、环境，但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自身，回到人性的隐秘而幽深的地带。
长三角作为与全球化接轨最深刻的前沿地带，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作为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长三角文学在超越了地域写作的传统之后，与世界文学快速对接正在从可能性演化为必然性。文学深度介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怀，对百年大变革之际人性灵魂的解剖与探索，长三角作家具有独占鳌头的经济环境、人文资源、政治优势、地理支撑，如果长三角文学先行先试，率先垂范，将最有可能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从观念到实践的全面转型和升级。
钟求是：江南小说如何在细腻中呈现阔大
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沿袭，加上地理气候、语音特性、饮食品种等元素，形成了文学上的南北特性。反思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去做努力，让作品在保持江南特性的同时，加入一些大的气象，显出宏大开阔的一面。当然，首先我们肯定不能丢掉江南写作中细腻精致的文学特性。
在保持住原有的特性之外，又如何在细腻中发展出阔大的一面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力：
一、既然江南文学作品关注的重点是人，那么我们对“人”就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探索，使人物的精神层面变得更加的开阔。我们对江南风骨要重新认知，在风情之外，加强风骨这一面，使我们作品中的人物更加多样更加立体。二、既然江南文学作品注重的是时代中的人，那么我们在作品中就要强化“时代”这个元素。作为写作者，心中要拥有大的时代格局和社会气象，作家要透过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做一些深度思考，把握住这个时代。三、强化与国外文学和文化的融合，引入世界的眼光。我们需要不断与外部世界交融，避免自我复制和自我循环。
朱辉：南方的文学与文学的南方
为什么我们对某个地方的人常常能感受并总结出一些群体性的性格？我觉得跟那个地方的气候地理特征，包括他们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都有很大的关系。地理人文环境、气候等等对一个地方的影响，对一个地方文学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们南方，在江南，气候温暖，空气湿润，雨量丰沛。水润万物。有了水，一切都是蓬勃的，都是色彩斑斓的，也是富足的。这造就了一个地方长期的繁荣和富足，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文学传统自然绵长。
水的特性十分奇妙，是至柔至刚之物，江南人的性格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刚烈的成分。水的柔软让它甚至没有自己的形状，它随物赋形，你装在什么容器里面，它就是什么样子。江南文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水性和水意。
我想谈一下生活形态和市井的意义。为什么江南文化和文学一直很发达，尤其是宋朝以后？最基础的，当然是生活相对富足，但伴随富足衍生出的丰富的市井生活，则更是文学的沃土。经济的发达，商业的发展，包括延伸至传播出版业的繁荣，也是江南文学一直繁茂至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有人说，要让小说“大”起来，但我觉得，如果大而无当，还不如小。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写到最小，可能就写到了最大。
胡学文：大地、花朵与天空
可以认为，长三角是一个经济概念。但不可否认，长三角又是地理概念，是文化、习俗、气候相近的地域。而且这种地域又是文学的扎根之所在，所涉的不仅仅是土壤，也关乎方式、角度和路径。放眼世界，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地域有大有小，但都出过伟大的作家，作品的风格、内容均有差别。
从这个角度讲，地域的大小并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对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审视。同样是长三角，但是南京和苏州的文化还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小反而更独特。那么，差异性重要还是普遍性重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可能是永远要面对的课题，还有，二者的比例怎么协调？这个分寸怎么把握？作家的审美取向不同，选择自然也是有差别的。
一个作家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无疑是幸运的，这意味着其一生都有可供开掘的矿脉，为其作品盖上鲜明而有个性的印章。以地域框定、划分当然是一种方式。有些作家没有特定的地域，有着多重的文化背景，那么也可以说那是更开阔、更广远的地域，而其创作的作品也更为丰富更为多样。
文学毕竟关乎命运和情感，关乎灵魂，关乎精神。无论是书写单一的标识性明显的地域，还是注视有多元文化的更广阔的地域，最终的指向是一致的，即差异性、丰富性中的共性，这是文学之所以没有国界、能穿越时空、能吸引人、影响人、魅力持久的原因所在。如果打个比方，文学是花朵，长三角则是花朵生长的地域和土壤，那么花朵是否芬芳，是否娇艳，与土壤息息相关。作家有强大的胃，其作品的个性可能更明显一些。这确实是重要的，但我想更重要的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还是能写出差异性、独特性中的共性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长三角是出发点，守而不拘，就如花朵，要朝着天空和云朵生长，唯此，其姿态才会更美，其香气也会散发得更远。
路内：南方的选择
江南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识就是语言。我们的认知方式是我们的语言，虽然说十里八里不同音，但是这种语言方式，实际上是我们南方人讲普通话的独特方式，也是我们互相之间认知的一种方式。
历史上看，北方确实对南方形成了一种压力，因为北方是政治文化中心。文学上，北与南是一种分野，东和西也可以是分野，海内与海外的华语文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仍可继续比较研究。这其中，江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巨大的经济贡献有直接关系。自中古时期至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引力，使得江南地区“离而不散”、自成体系，同时也逐渐改造了过去“才子佳人”的性格。那个纸面上的江南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有差距的。这一特性对地区文化和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说唐朝对南方是一种想象和征服的方式，那么宋代对南方就是一种务实和开发，尤其是南宋，我们把想象和征服认为是具有一种主客体的关系的话，那么开发——我们很难讲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开发者还是被开发者，我们的主体和客体很容易混淆。但是，作为一个江南的人，我们同时也享受着这种混淆。也就是说，我们既选择着，我们也被选择着。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