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抑郁症为题材，李兰妮又出新作了！

　　比之于13年前她出版的那本《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本名为《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似乎更令人悚然：那个“抑郁症患者”虽依旧，但内容则不再只是限于晒自己的“精神档案”，而是一脑门直接扎进了精神病医院。

　　面对兰妮以自己罹患抑郁症之经历为题材的写作，我的态度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还记得15年前她在深圳第一次与我交流准备写这样一部作品时，絮絮叨叨了一堆，我听得也是一脑门浆糊，只能不知轻重地鼓励：“你就依照自己的想法先写出来吧。”以编辑与作者一般关系而言，这样说自然没什么问题，创作终究是作家自己个体的精神劳动。也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一部厚厚的打印稿寄到，《旷野无人》雏形完工。由于兰妮采取的是“认知日记”+“随笔”+“链接”+“补白”这样一种四合一的“超文本”（本人杜撰词）结构，读起来还真需要凝心静气才能“入戏”。依稀记得我似乎是整整用了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时间才将《旷野无人》啃完并梳理明白，既感震撼也不无遗憾。于是和两位责任编辑交换意见后就约了李兰妮专程来京谈改稿，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与她一道将《旷野无人》从整体架构到局部的增删完整地梳理了一遍并取得共识后，便由她去修改定稿。

　　再往后，兰妮何时交的定稿？其间与责编又交流了什么我都基本不知道或记不清了，记得的只是某一天责编跑到我办公室、神色紧张地告诉我：“李兰妮联系不上了！”那又有什么,身为深圳作协主席，虽不能言日理万机，但一时不便接电话也正常，加上这人大大咧咧的，事后忘了回电也完全可能。于是，我自己操起电话给她打过去，果然无人接听；留下短信长时间也不见回复。这在我们过去的交往中的确是没有过的现象，又听责编说她这种沓无音讯的状态已持续了好几天。于是我也有点忐忑起来，就拐着弯儿找到认识兰妮先生的朋友，请其代为联系，终于得知兰妮在交完定稿后就抑郁症大爆发……

　　由此我才知道：涉及这个领域的写作，对兰妮的身体损伤有多大！打这以后，但凡与兰妮见面，我就尽量不主动谈及这个话题，宁愿云山雾罩地神聊一通。包括四年后，兰妮又起意要写一部名为《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的纪实作品时，我的态度就消极了许多。后来也听说了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兰妮的抑郁症果然又大发作一次。

　　再往后几年，兰妮又跑来找我，径直告诉我：她要在广东和北京各选一家精神病医院住院，除去个人可尝试做些治疗外，也更想亲身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住院期间如果手机联系不上不要着急之类。听完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地坚决反对，接着便是劈头盖脸语词激烈的一通数落。面对我的“咆哮”，兰妮倒是不急不恼，慢悠悠地和我解释，只是嘴上不再说体验生活，只是硬说是她自己治疗的需要。其实，兰妮又何尝不知入住精神病院的那滋味：“非要住进精神病院，算不算我自己找死”“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恐怖联想如扑天海浪席卷而来”……

　　接下来就是两年前收到兰妮递来的《野地灵光》第一稿，让我和评论家贺绍俊看看并提意见，她会在一个月后来京听取我俩意见。木既已成舟，只能从命，掩卷后依然还是既有震撼又不无遗憾的感觉，但有了前两次的经历，在和兰妮交换意见前，我还特意给绍俊去了个电话“统一思想”，中心意思就是稿子能不动就不动，尽量不要让兰妮大折腾。

　　在进入对《野地灵光》的评论之前，绕了这么一个大圈，绝无“卖惨”之意，无非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但凡涉及到以抑郁症为题材的写作，对兰妮而言，绝对就是一次“生命之书”和“搏命创作”。在《野地灵光》中，读者直接看到的只她在这次住院之旅中的种种煎熬与见闻，看不到的则是作品刚一杀青她自己就再次经历了抑郁症的大爆发，其珠丝马迹在作品的“代后记”中当依稀可见。

　　无论是这一本《野地灵光》还是前一本《旷野无人》，书名上都出现了一个“野”字。我个人以为，这固然是兰妮的刻意为之，但更多的很可能还是其内心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野”字，或许是一种意象或许更是一种镜像：在一片空旷苍茫的野地上，不见一丝人烟，惟有一束灵光忽隐忽现地闪烁……试想这样一幅镜象是否令人有点瘆得慌？难道这就是抑郁症患者在某时某刻内心的一种镜像？我不知道！

　　当年在评说《旷野无人》时，我只是用了“及时而实用”“勇敢而顽强”这10个字，几乎没有涉及什么文学的评价。而现在面对《野地灵光》这部新作时，我依然不想复述作品中的某些板块或情节，也无意就这部作品的文学特色进行评说，比如兰妮将自己本次住院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我国自上世纪初才开始的精神疾病治疗的历史进程糅合起来展开叙述等。不是说文学不重要、文学没有意义，事实上当兰妮用文学的方式来陈说抑郁症的方方面面时，对一般读者特别是患者而言，其亲和力或许比许多专业医学图书的效果更好。在我看来，如何评价兰妮这些以抑郁症为题材的创作，倘拘泥于说什么语言、结构、构思、叙述之类的话题未免太苍白、太轻飘，面对这样的生命之书，它的现实需求与社会价值更显重要。

　　据2019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发布的我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成年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57%；而我们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了2.4亿，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患者超过1600万，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占比百分之十以上背后的绝对量就是数以亿计，况且在我们这片土壤上还流行一种无形的文化：一个人如果罹患肿瘤、心血管等疾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获取的大概率是同情与关心；而如果染上了精神疾病则往往三缄其口，某人如果一旦被指认有精神疾病，周边人的反应大概率则是躲避与嫌弃。这样一种莫名的社会文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精神疾病患者讳疾忌医的现象。与自身疾病带来的痛苦相比，他们似乎更恐惧社会的嫌弃与冷漠。这样的文化氛围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势必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与大背景下，兰妮以自身罹患抑郁症的经历为主线并由此辐射开去的那些纪实文学创作就更显其价值之重大。这种价值固然是文学的，但更是超越文学而成为对整个社会及公民进行身心健康科学教育的形象读本。

　　说实话，这位从1988年起就开始罹患癌症，历经三次手术和五次化疗；2003年起又被确诊为患有抑郁症，一直靠服用赛比特、奇比特一类抗抑郁药物与之顽强抗争的李兰妮，如果不是她自己的坦言直陈，他人是很难相信兰妮居然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看平日里那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模样，她若抑郁，那恨不能全世界都要从抑郁路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足可隐藏至深的病女子硬要自己勇敢地跳将出来，坦陈直抒自己病痛与疗治的实践与心路历程，这绝对不是“卖惨”！那一声声发自生命与心灵的呐喊，无非就是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病友们：抑郁症很痛苦，吃药很难受，住院很煎熬。但抑郁症终究既非绝症更不是丑闻，它可控制可疗治。而这“控制”与“疗治”的起点恰在于勇敢地面对与正视。

　　《野地灵光》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北大医学部有关机构与哈佛大学等国际医学机构合作一个项目，选择不惧病耻的抑郁症患者面对镜头，说出自己的名字，说出‘我是抑郁症病人’。”“研究认为，面对镜头公开说出这句话，是精神康复的前提。”

　　无论是“野地”还是“旷野”，固然会有一时的苍茫与荒凉，但只要假以时日，就总有一束灵光会射入，一片芳香会四溢。兰妮以抑郁症为题材的写作既是“面对镜头公开说出了‘我是抑郁症病人’”的一次次践行，更是一种勇敢寻找光明与播洒芳香的努力。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