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诗与思”对谈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作家李修文说，散文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写作者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亲历自己、梳理自己，把自己带往一个未知的方向，在人生旅程当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为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主体的一种方式。在近期于武汉卓尔书店举行的“关于父亲的诗与思”对谈会上，他还表示，这是散文这种文体不同于其它文体，所能带给写作者的最大的回报。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李修文认为，散文作家向迅的新作《与父亲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本书选取了几篇和他父亲有关的代表性文章，组成这样一个以父亲为主体的散文集，非常细腻，非常丰富，很多篇章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李修文的阅读，尤其是在父亲晚年身患重病，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一个作家得有足够的审美、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体恤，才能把那样一个左右为难的、生也不得、死也不得的父亲精确表达出来，这体现了向迅非常细致、非常丰富、非常阔达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眼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他很可能会把写作视角带到狭窄的地方，让自己的情感变得廉价。这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精准控制，并经历内心的各种斗争后，才会呈现出来的效果。”
如其所言，向迅的确经历过一番内心斗争。一方面是他不能不写，因为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逝去后，除了亲人每年会想起他，其它时刻都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也因此，他更觉得有必要为父亲写点东西，不让他像村子里其他人一样说消失就消失了。在向迅看来，进而言之，他写父亲是为了承担维系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的历史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延续下来的，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是其中一环。“在我们那里，向氏是一个大家族，当时我准备挖掘家族的故事，但是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前辈细数三代以上经常不知所云，当时我就觉得有紧迫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会淡忘我父亲的很多细节。”
等到下笔写，向迅才深切认识到自己还将面临另一重考验。以他的观察，在亲情散文里，很多散文家可能出于内心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把最真实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把亲人不怎么光亮的部分隐藏起来。“从很小的时候学写散文开始，我们的写作对象可能就是父母，他们是很完美的人，他们充满力量，像英雄一样。但成长后，我们发现父亲可能不是完美的，不是一个英雄，而我们写作时，却不愿意承认和正视这一点，我们对亲人可能会手下留情，对他们进行美化、修饰。”在向迅看来，我们想极力隐藏的部分，却恰恰可能是最具文学性的。“所以在写作中，我想把父亲不是那么英雄的一面，他面对疾病的胆怯、恐惧都呈现出来。”
但恰恰是书里呈现出的这一面，让李修文深有触动。在他看来，优秀的散文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写作者敢于拿“我”的主观体验和审美能力，代入“我”的感受，与叙述对象一起走进那个莫可名状、暧昧难辩，甚至会“颠倒黑白”的地带。“黑白之间还占着许许多多幽微的、暧昧的、难以描述的地带，人生有时候真是很难用简单的道德与非道德来清清楚楚把它表明出来，而表明这一点，其实就是散文这个文体最高的责任和使命。”但在李修文看来，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这几十年的散文很多都难以让人信服。“我们日常生活这么丰富，我们很多散文却受制于种种原因，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没能写出来。但一个散文作家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能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属于个人的，极为独特的，不能被替代的文本。因为你的感受是宽广的、细腻的、独特的，你的文本才有这个可能。”
因此，李修文认为，散文写作不必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一样，非得冷峻地、不动声色地、或者以打引号的客观，“记录”跟我们的感受有间离的文本。“这些年带给我们震惊般阅读体验的文本，都是代入了‘我’的感受。而散文这种文体，哪怕从头到尾都没有第一人称在场，但和其它文体相比，散文始终有一个大写的‘我’存在于文本的背后。”在李修文看来，正是经由向迅的打捞和重新发现，我们才在《与父亲书》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父亲，当我们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的时候，也应当从细部开始入手，重新建立那些无名者的形象，使一个可能的父亲来到我们的生存当中，而不是来到我们的神龛上只供我们膜拜。“我们认同作为一个生命所要面临的事实，既不是一味的向上，也不是一味的沦落，我们平静注视着我们的生命，在这样一种漫长的凝视里出发，致力于去发现每个生命虚弱的时刻，致力于去探讨在这样的时刻里人之为人的可能性。”
李修文这么说，自然是受了这本书以及书中一些细节的触动，也未尝不是融入了他自己的深刻体验。他年少成名，13岁时写了第一篇小说，投给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作家》，很快就发表了。因为善于作文，他初中毕业被保送到荆门一中，高中毕业被保送到湖北大学中文系。25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心都碎了》，以此步入武汉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随后，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相继出版，并改编成热门影视剧，眼前是一片坦途。
写作瓶颈却在不期然时来临。李修文开始写不出自己能认可的小说。于是他投身于影视界，担任编剧和文学监制，奔走于革命剧、历史剧、民国剧之间——打过短工，写宣传册，给电视剧改词。有的剧组管理混乱，他做编剧外，甚至值过夜班，守着剧组里的发电车。长年在各种穷乡僻壤游荡，他心如死灰，甚至想过在长江上包条客运船做生意。直到2014年，由他担任编剧的电视剧《十送红军》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他才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三年后，他出版散文集《山河袈裟》，并于2018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9年，他出版了散文集《致江东父老》，2020年在疫情中，他又写完了20万字的散文集《诗来见我》。
其中部分散文，尤其是《山河袈裟》里的一些散文，是李修文在十来年的沉寂中写成的，他在剧组中写，在旅途中写，写剧本遇到困难时，他走出房门与路人喝一顿酒，在酒后写下这奇遇激起的动人波澜。写完，也不发表，自己看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他也不认为自己还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了，他基本上觉得自己已经不太行了。“一个过去还有所成绩的年轻作家，内心充满对自己无能的怨恨时，我的办法就是忘掉我是一个作家，我就是芸芸众生中一个要求生的人。”
这就可以理解李修文感叹，这些年他只是写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在《山河袈裟》里用尽笔墨记录了世间普通人的情感和尊严，他们是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在《致江东父老》里，他也记录下很多典型中国式面孔：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人……也是在和普通人的接触中，他才如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授奖词称破除自我滤镜，直面广大而真实的世界，写出了生动而具体的个体。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李修文说，他写散文的本意，是想促使自己更加贴近周边人事，所以真实性会成为必然要求，但他同时感到，越触及微茫之处，越觉得所谓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的，人心多么复杂，美德里往往充满矫饰，但是这就是现实。因此，当他再下笔时，“现实性”就远远大于了新闻意义的“真实性”。在李修文看来，唯有在“现实性”里不管不顾，我们才有可能触及“真实性”之一部分。“所以，面临散文写作，我有一个很大的执念：我想我的写作不归于真实，甚至不归于现实，它应当是归于美学的——美学才是目的，所有的组成部分只是通往它的驿站。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慢，恰恰是现实的丰富，使得我的个人执念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得以死灰复燃。”
恰恰是现实的丰富，让李修文对散文前景感到乐观。在他看来，我们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感受，正越来越变为我们去承载文本的处理器。而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是这么一个处理器，它们之间也就不应该有那么清晰的分野。“近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西耶维奇和托卡尔丘克，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取消传统的文体界定，她们把自己的感受和创造力，熔铸到超级文本里。而阿列克西耶维奇说，当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长篇小说遗失在风中。这句话也绝非仅仅是在强调非虚构作品的力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指明了其他文体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抢夺和侵占：小说的一部分功能，已经成为了别的文体的重要支撑。”
话虽如此，在李修文看来，散文的前景，更在于改变语言。这同时有赖于如知名诗人沃尔科特说的，要改变我们的语言，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我们对写作怀有什么使命的话，就是使写作变得更加准确，使写作在准确当中得以精进、得以体现，语言就是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写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使我们的语言进步，使它变得更精准，更加能够匹配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更加能够发出每个人在复杂的体验当中应该发出的那个喊声。如果我们的生活都不能匹配我们的语言对它提出的要求，这一切显然是痴人说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说，我们要有勇气，要有能力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生活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它几乎要拿我们一生命运来贯彻，我们很容易被一种过度文学化或者过度审美化的生活，限制在各种各样的囚笼里头，在某些时候我们要挣脱专业的囚笼。”李修文坦言，年轻的时候，他也认为自己关起门来就可以当一个作家，光靠审美就可以推动文学叙事。“但当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无能为力之后，我牢牢地知道我的阵营在哪里，我必须时刻和我的阵营——山河、草木、民众待在一起，我得不断提醒自己，做他们的同路人。”
而在近期出版的散文集《诗来见我》中，李修文走近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古代诗人的世界，也是着意写他们人在江湖的无奈与感叹，写他们犹在笼中的挣扎与艰辛，更体悟他们意在言外的人生感怀。在李修文看来，所以诗这件事，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诗人自己的事，也不是诗人关在房子里摇头晃脑的事。诗是关乎广大的世界和江湖，关乎中国人怎么相认。“所以，古人写诗不是为了让后人当作学问去研究；那么多的诗、那么好的诗在世间流传，是为了让它在某一刻在我们的生命里亮起来，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见到自己。”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