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征程，呼唤诗歌创作的新高峰。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文化领域也是激情澎湃。现实生活给诗歌创作注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我看来，诗歌体裁的多样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要求。

　　我国数千年的诗歌遗产十分丰厚。大量的诗歌作品不仅题材丰富多样，而且体裁方面也是非常多样，唐宋后出现诸体并行的局面。早期上古歌谣，二言体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载《吴越春秋》），三言者如《尚书·皋陶谟》所载：“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转引自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认为：“去其助字，实止三言，与后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诗经》则是西周至春秋数百年四言体集大成的总汇。战国出现杂言的楚辞体，汉魏六朝有五言为主的乐府体（也有杂言体），东汉有七言的柏梁体，晋代陶渊明有五言古体和介于诗与赋之间的辞赋体，南齐有七言的永明体为格律诗的滥觞，唐代近体、古体多样并行（近体以齐言的五言、七言为主，少量六言；广义古体不仅有齐言为主的五古七古，还有自由奔放的杂言或齐言歌行体等），唐五代宋有词牌多样的词体（词也有少数齐言如《浣溪沙》等），元曲在词的基础上独创新体，明清诗词沿用以前格律诗词为主兼及其他体裁而没有明显新体生成。近百年来则有打破既有一切旧体格律的自由诗新体，当然还有注重格律的新诗。综上所述，古今诗歌体裁，格律最严者无疑是唐初前后形成的近体格律诗和唐宋词、元曲（词和曲，一个牌子往往有多种体式，其格律严格固定度弱于格律诗），而格律最宽松者无疑是新体自由诗。由此看来，在格律最严的格律诗（以及词、曲）和最宽松的新体自由诗之间，还有多种诗歌体裁先后出现、后来同期并行使用，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诗歌遗产。也由此看出，几千年诗歌发展，体裁辈出，多姿多彩，各种体裁对于表达表现各种题材内容是各得其宜、各展其长，而不能简单地判定谁优谁劣。

　　如果诗歌刊物只按照既有的某些格律来决定刊登的作品，则战国无法发表诗经体以外的楚辞，汉魏无法发表乐府体之外的五言古风和曹操《短歌行》之类的四言诗，晋代无法发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唐代无法发表李白的《将进酒》等杂言歌行体……如果我辈不突破固守单一格律的狭隘格局，则当代诗词欲步明清后尘而不能，遑论追步唐宋，更无法超唐迈宋。明清诗词相比唐宋之前成绩平平，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局限于唐宋以来已经成熟规范的格律之中，为狭隘的格律格局束缚所致。而与其相反，唐代诗歌之所以成就历代诗歌顶峰的地位，正是其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纵情歌唱的结果。

　　有鉴于此，我们的诗歌出版工作，特别是诗歌刊物，应多开垦广袤园地来刊登上述各代创新作品，鼓励多样化体裁或者突破常规的新体裁的创作，应当意识到当代诗坛的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等诗艺参天大树，要靠我们开垦的肥沃土壤来培植和造就。

　　在当前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化艺术多元并美的新时代，我们应当一方面不要局限于格律诗（以及词、曲）和新体自由诗两个大的体裁方面，而是要同时广泛利用两极中间各种优秀的诗歌体裁遗产，另一方面在已有体裁基础上进行诗歌体裁的大胆创新创造。这种创造无外两个方面：创造全新的体裁，或者对既有体裁的改造，包括既有体裁的组合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记录历史、歌咏时代，也才能充分发挥诗人即创作主体个性表达的多样化，以充分满足广大诗歌受众阅读趣味的多样化。只有诗歌体裁的百花竞放，才能带来诗歌作品的万种风情，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新时代的新气象。

　　不仅格律诗词要“求正容变”，其他体裁也必须要“求正容变”。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先贤创造的独特的汉字精灵在旧体格律诗与新体自由诗之间纵横驰骋，用丰富多样的诗歌体裁来记录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歌咏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天意君须会，时代要好诗，而要不拘一格纵情歌唱，一任澎湃激情自由奔放，就必须充分利用几千年积累的中华诗歌传统，广泛采用曾经创造大量优秀作品的各种体裁、体式，并大胆创造新的体裁、体式进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当代中华诗歌新高峰的到来。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