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书评人和随笔作家。他对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研究，在圈内是公认的专家。关于读书和创作，止庵有太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识见。但是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跟写出好的小说，还是两种不同的才能。2021年，止庵写就长篇小说《受命》，技艺成熟圆融，给不少读者意外的惊喜。
6月12日晚间，止庵带着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做客西西弗书店·成都来福士广场店，与洁尘一起跟现场读者分享他的写作。在分享会开始之前，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止庵先生。
止庵
伍子胥复仇故事酝酿了几十年
止庵并不是突然从学术研究转型写小说的。上世纪80年代，他就写过中短篇小说，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只是没多少人注意而已。”当时他想到一个伍子胥复仇式的故事，只是来不及展开，就投入了各种工作中，当医生，做出版，编书，研究周作人张爱玲，那个故事一放，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大概是四五年前，止庵在路上走着突然想到，“该把这个小说完成了。”
《受命》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到一个紧张悬念之中。主人公陆冰锋单调乏味的生活，因为母亲对于一段尘封往事中仇人的指认，从此改变。他怀揣着一个疑团，在身边年轻人纷纷奔向新生活时，断然选择逆流而上，执着于追究和探寻他想要的某种真相。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女主人公祝叶生不期而遇。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个年轻人开始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的交往。但伴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陆冰锋发现祝叶生就是仇人的女儿……这是一个带有《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气质的故事。
再现1980年代北京的风物和生活
在《受命》中，与紧张的情节形成张力的，是相对舒缓的日常生活本身。止庵在小说中针脚细密地还原了那个至今还常被人们追念的1980年代。依循小说中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一个1986年前后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方庄的住宅区刚刚动工，三元桥新建成不久，北京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都乐书屋新开业，《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座小山，郑州三号西瓜“保甜”。还有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
在小说中，上世纪80年代物质生活的匮乏，显而易见。但就在这同时，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上有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青艺剧场正上演布莱希特的话剧；墨西哥电影周、法国近代艺术展、19世纪德国绘画展让人眼花缭乱；诗歌成为年轻人见面的必谈话题，不读书的人将被鄙弃；王府井新华书店、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是当时的打卡胜地，《星星》《诗刊》是网红刊物，大家蜂拥去看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精神生活的饱满，毋庸置疑。止庵在小说这些繁密细节中，灌注的正是这段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
对于上世纪80年代街巷风物描写，让很多读者津津乐道。止庵说，自己先凭当时的记忆写出来，然后再去查资料核实。比如当时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多少钱。当时话剧演的什么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北京人止庵经历过的，“那时候我没什么事儿干，就在北京到处逛。”但人的记忆有时候会出错，为了尽可能准确，他去查阅当年出的《北京街巷交通图》《北京城区街道图》《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地图集》等等。总之，写《受命》的整个过程都“特好玩儿，勾起很多回忆，有时候我都舍不得写完这部小说。”止庵说。
写小说这么好玩，但止庵并没有计划再写。《受命》是他第一部，也极有可能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事实上，《受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很多朋友说他“有写小说的才华”，劝他继续写，但止庵态度很坚定，“这次表现出了才华，下次就不一定了。还是见好就收吧。”
1976年曾到成都游草堂和武侯祠
止庵说，在他心里有这么一个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并不复杂。写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也能说清楚。“但是没那么有力量。”用小说的形式来讲这个故事，有很多丰丰富富的细节，就像“把盐撒在水里，把很多水变咸了。盐就是文章，盐水就是小说。”
止庵1976年、1981年来过成都。有一次还住在红星路上的四川省文联宿舍，去草堂、武侯祠，只有坐公共汽车。“记忆中的成都，跟现在的成都，完全不是一个城市。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突然变得有意思了。写《受命》也是如此。回想几十年前，很多事情突然变得有意义，值得写了。”他说。
成都作家李劼人，是止庵最喜欢的四川作家，也是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止庵当时读他的《大波》《死水微澜》，“那时候我都没有来过成都，以后我再来成都，看到保路运动纪念碑，我说这不就是书里写的地方吗？世界是很复杂的世界，不能简单说此时此刻对我有没有用，不用就不接触，不是这么回事，最后可能全都是通的。”
从张爱玲那里“偷师”写作技艺
止庵是张爱玲研究专家，从张爱玲那里获得很多宝贵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不光表现在研究文章，还渗透到止庵的小说创作中。他承认，自己写《受命》，有从张爱玲偷师技艺。比如，张爱玲写小说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用第三人称，而且贴着某一个第三人称的心理和视角写。比如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贴着白流苏写，把其他人物都看成客体。止庵很赞赏这种写法，他在《受命》中，借用男主角陆冰锋的视角，刻意制造出“叙事者和叙述主体中间的那个差异”：“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他，我在写的时候借他的眼睛去看，实际上，小说里除了尾声，只有冰锋一个人在看、在想、在感受，其他人都是他看到的对象。我可能有所感的点，他会‘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无感’。每个人物、每件事物，都可能因为他的‘视差’发生某种变形和扭曲——其实这种使用第三人称、同时又贴近某一个人物的手法，是张爱玲最喜欢采用的手法，她基本都是这么写。”
《受命》中的1980年代，用止庵的话讲，“是一个温柔的时代”，与后面“竞躁”的年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即便是男女的暧昧之情，表达起来也是干净、含蓄，充满了试探的美感，分寸拿捏得体，可进可退，颇有几分日本作家擅长的纯爱系小说的感觉：祝叶生为了拉着陆冰锋多相处一会儿，宁愿反复地坐着二环路上的44 路公交兜圈子，“屈尊”去胡同的陋室里跟陆冰锋经历柴米油盐的琐事；在出游的火车上将头悄悄靠在陆冰锋的肩头，直到两人重新邂逅时迫不及待地分吃一个冬菜包子。
在《受命》中，还有很多关于老北京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这也跟止庵另外一个研究对象周作人有关系。周作人就很在乎日常生活，“他不喜欢好莱坞式的小说，而喜欢描写生活细节的小说，他把小说当散文读。周作人编过一个新文学小说大系，他把废名的一个小说直接就当散文编进去了。”
在分享会上，作家阿来也通过视频分享自己读了止庵《受命》的感受。阿来说，过去他读止庵兄的作品，主要还是偏重于学术、鉴赏、考据等文字，“当然这些文字也是充满文学性的，非常雅正的文字，但是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是止庵又写了《受命》这本小说，我就一直在猜这本小说是什么样子，后来拿到了这本书。读了两遍，我确实要说，不是客气的话，我很喜欢这本书。”
阿来还谈到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这部小说的写法填补了当下中国小说写作的一些空白，或者说矫正了今天小说当中泛大而论、大而无当，但是在细节处总有很多缺失的一些毛病，显示出了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和它的优点。为了这本书止庵下了很多切实的功夫，这个功夫不是编织一个人物关系，也不是在故事的走向上苦思冥想（这是今天很多写小说的人经常努力甚至走火入魔的一个路径），而是在现实的面貌，生活的细节，或者说时代的印记方面，留下了很多翔实的文字。从我个人的小说观来说，不管是我们主观出发更强烈的作品，还是显得更节制、更客观、更冷静的文字，我觉得都要更好地翔实的，有些时候几乎是面面俱到的，来记录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草木也罢，器物也罢，一个城市具体的基理也罢，建筑、街道、天空，所有的一切，才构成一个真正具有质感的世界。我想可能我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小说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就从这部小说得到了一些成功经验，具有非常强烈年代感的城市美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也觉得，甚至不光是这部书，我对止庵的下一部作品也充满了期待。”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