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提出 “文史哲” 文本分析方法论，以期达到两方面学术贡献：第一，把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史哲”思想方式（而非现代“文史哲”三门学科）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方法论，即通过对“文本”的“文”“史”“哲”三维度、多层面的解构与理论建构，对文本的意图、理念及其思想结构、思维方式及情感特质进行描述、解释，以揭示文本思想机制。这可以弥补现有文本分析方法对文本意义机制揭示不够的不足。第二，对所涉及的若干文本分析方法论问题，如文本分析的意义理论基础、诠释学与阐释方式、话语分析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与阐释方式等问题，提供“文史哲”的解释与补充。

　　一、作为方法论的“文史哲”

　　文本一般被理解为传递特定内容的书写材料，也可以理解为表达作者意图、思想主张，体现作者思维特征与精神气质的文字组合。各种历史的、当下的意义性书写文字符号，都可以说是文本。

　　文本是人（类）认知、思想与情感等文明成果的语言符号表达。经过历史积累、具有跨越时空影响力的文本，可称为“超级文本”。超级文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提供文化核心信仰与思想的文本，如西方的《圣经》、中国的《论语》等都提供了关于世界本质、人的地位、社会理想等信仰体系与意义框架，成为中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第二类指政治奠基性文本，是借助国家机器形成的强制性、普遍渗透性的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美国宪法》。第三类是思想经典，即人类基于对基本生存问题的深度思考而形成的体系性知识，如《史记》、康德的三大批判书等。超级文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有巨大作用。一方面，超级文本对民众有直接的“教化”作用。无论中西方，正是接受了如《圣经》《论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情感，才构成代代相传、贯穿古今的意义一致性，才使文明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人类精神的创新和改变，往往是以超级文本为蓝本的。西方的基督教正是以《旧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教也是通过对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反叛而形成的。儒家也是基于对《论语》《大学》《中庸》等的诠释而发展的。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是通过对超级文本的不断诠释，使文明历久弥新地发展着。

　　文本分析方法是研究者在一定学术意图指引下，通过对文本语言构造、论证方式、视野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特征等方面的解析、归类、诠释、理论化等过程，回答特定研究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过去几十年，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的思想与方法大大丰富了文本分析方法。据不完全整理，广义的文本分析方法有12种之多。当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为方式的“数字”文本分析方法已成新趋势。不同文本分析方法各有其优势领域和长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产物，大部分文本分析方法侧重于“文本”或“文本数据”的收集和形式化处理，对文本思想特质、生成方式、与政治文化语境关系的考察重视不够。而文本的思想性、价值性、情感性机制恰恰是文本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现有文本分析方法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第一，文本意义机制分析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展。文本是概念化的意义思维“产品”，是作者思想观念和主张的文字表达，意义乃是文本的“生命”，揭示文本的意义及其思想机制是文本分析的核心。但是，目前文本分析方法对文本“意义”及其机理的揭示并不到位。如文本分析中的话语分析方法，更多是语言行为与功能分析，对文本统合性的意义观念机理揭示力不强。至于诠释学，虽然关注意义诠释机制，但无论是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作者中心论”，还是以海德格尔，特别是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抑或是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更多是哲学的、思想的，而不是方法论的。

　　第二，文本“历史的”维度有待加强。文本是作者在其有意无意的历史意识支配下的“产品”，并往往借助“历史素材”来表达。因此，文本不应仅是诠释学的当下解释、内容分析的静态“频数”性质的统计、话语分析的言语结构表达，而应是在历史脉络中来挖掘，通过揭示文本的“历史”属性来更好地呈现文本的意义属性。

　　第三，文本思想观念意义机制的理论化方法需要发展。文本是作者以理念或思想主张为统领的文字集合，其深层的哲理性理念、思想观念结构的揭示，如同定量的形式化过程一样，需要通过理论化抽象方式来实现。但目前这方面的方法并不完善，大部分方法更多关注显性的、字面的词语分析，如内容分析的字词频率、话语分析的语言结构固然有独到功能，但对文本深层理念、思想观念结构或机制揭示并不够。文本意义性揭示的理论化方式尚待加强。

　　在现代学科意义上，“文史哲”指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学科门类。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文史哲”分类（而是经史子集），但作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文史哲”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或文化传统，或显或隐地见之于诸多经典，作用于现实生活。如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描述，阐述社会事件背后的规律性机制，说明社会发展之道，表现出“以文记事”“以史说理”“以哲行道”的“文史哲”思想方式。如《春秋》及其三传表现出突出的“文史哲”机制——“文捕捉史、史促成哲、哲塑造文”。“文”“史”“哲”三种因素或方式相互交融编织、螺旋上升，铸造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知识、政治心理。不仅如此，“文史哲”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或认知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文化性习惯，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如中国民众在抗争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程序化的法制手段，而是传统中沉淀下来的“合适的”习惯性方式。本文试图把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思想或认知方式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结合，形成“文史哲”方法论。之所以是“方法论”而不是“方法”，乃是试图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思想性、基础性、系统性文本分析方法知识系统，而不是单纯的文本分析具体技术改进。

　　概言之，“文史哲”概念既不同于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意义上的“文史哲”，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思想方式，而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文本分析方法论——旨在通过研究文本构成的文、史、哲维度，发掘文本的理念及其思想结构等意义机理。本文将围绕两方面问题递进展开：一是作为方法论的“文史哲”的构成要素及其层面；二是“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如何构建分析框架，进行要素组合与应用操作。

　　二、文本的“意义”本质

　　“文史哲”方法论是以文本的意义实质或本质认定为哲学基础的。“意义”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与方式。根本看，这乃是由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或生存特性决定的。人类大脑的神经系统使人能够使用抽象语言符号，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概念化自我”，由此产生了高级自我意识——能够抽象化体验、反思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心理状态。这使人对自己的存在发出终极追问：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永恒？等等。生理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成为人存在性焦虑的总根源。人类对这一内在根本冲突的解决，不是通过物质方式，而是通过文化或文明认定的终极信仰系统完成的，而终极信仰总是意义性的。如此，意义探寻就成为人的存在困境的化解方式，人的活动始终关涉意义的构建。故而，研究人类的意义及其作用机制，乃是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

　　文本是人类“意义体系”的符号化表征。文本作为意义化词组的集合，反映着作者的思想主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文明的意义系统是建立在诸如《论语》《圣经》这样的经典文本上的。从个体角度看，这类文本所蕴含的意义及其积累式发展，决定了个体的基本生活观，影响着人的认知方式（如宗教信念即为一种认知图式）、情感和情绪，也影响着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人格整合的功能。从社会层面看，源于经典文本的某一文明体系的信念系统，决定了该体系的精神生活、社会道德、法律秩序甚至制度设计。如美国是以新教对“自我”的理解为模型，建立起“一个以教会为灵魂的国家”。因此，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自我观念、道德依据、市场经济到民主与政体，无不有基督教观念的影子。

　　在分析操作层面，作为方法论的“文史哲”首先要从“文”“史”“哲”三维度、多层面出发，探析文本的意义属性、思想产生机制及其他方面的文本“意义生成”机制。这有别于现有研究中对文本分析方法使用的通常思路。比如，内容分析以相关内容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定量处理，得出某一问题的内容总体态势；扎根理论以理论抽样为原则，通过多样本概念关系分析，揭示背后的“社会基本过程”；叙事分析、解释现象学的文本分析方法适合个人性的意义构建机制分析；社会语言分析、民族志分析适合日常生活意义框架构建；叙事性会话分析则适合真实生活的互动式理解；日常言语分析适合心理状态与利益揭示；批判性话语分析适合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意向的权力机制分析。至于适合单一文本分析的诠释学，重在思想性和哲学性，而非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上不够突出。

　　“文史哲”方法通过对文本“文史哲”三层面的“社会科学”分析，明晰文本的概念关系、思想主张、说服方式、历史来源、文本视野、阐释方式，从而能够对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性质的思想观念与作用机理进行综合揭示，特别适合对单一文本，尤其是经典或超级文本的分析。

　　三、“文史哲”的维度

　　（一）文

　　文本是作者在其思想意图引领下的有意识的字、词、句、段的文字组织，传达着作者关于人或社会、自然问题的意义性理解与主张。故而，文本分析的基本层面是意义关系性的内容分析，主要包括文本语境、概念语意与话语方式。

　　1.语境

　　任何文本都是依托于一定的思想体系或话语框架进行的。例如，儒家的讨论从来就是在性善、成德、德治的语境框架下进行的。基督教的讨论则是在上帝、原罪、拯救等语境下进行的。离开了这些语境，文本分析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

　　文本语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语境。儒家的文本典型地体现为对天地人关系的思考。儒家持有“天生万物”的本体本源主张——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地人构成了世界的基本要素，物质世界通过阴阳、五行演化而成。这相应地形成了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西方的思维方式则根深蒂固地与上帝信仰关联在一起，并基于古希腊对自然的探求形成了还原思维方式。这构成了西方理解世界的文化语境。二是问题语境。文本从来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儒家的成德追求构成了儒学讨论的问题语境，基督教的“救赎”构成了神学的问题语境。文本语境是文本的思想背景与语意空间，决定着文本展开的“舞台”。

　　2.词意与语意

　　人类以某种观念引领自己的生活。文本中，观念常常为词或单个/多个话语表达，是通过作者“深思熟虑”所选用的核心概念而展开的，分析其主要或关键的概念或词意，文本句子或句子组合的语意，是文本分析的基本层面。

　　语意与语义常常混淆。一般来说，语义指语言单位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如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篇章所具有的意义，是语言单位的客观意义。语意则指语言单位经口头、书面表达后，融进了使用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后所表达的意思，是情感和主观的。故而，文本分析的概念、词意、语意不应仅视为语义，而应作为语意来看。

　　举例说明。“西周初提出‘德’后而有‘仁’，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伟大转折。”但“仁”如何理解，不同学者有不同诠释。从“文史哲”方法看，这需要分析“仁”的语意。孔子在不同语境中论述“仁”。颜渊问仁中，“仁”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八佾》中，孔子把“仁”视为行为准则。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则把仁当作诸德之核心。而在《里仁》和《雍也》中，孔子把“仁”看作心灵境界的体现，当作化解死生困惑的方式。可见，孔子是在不同的场景下界定“仁”的。

　　3.话语方式

　　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下，字、词、概念以惯例或约定俗成的言语方式（语法）表达为句子，构成段落，形成篇章，传达着作者的意图或思想主张。其字词、句子、段落、章节等成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在语言学意义上，“话语”主要指语言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使用和表达形式，是动态的、具体的、意向的、互动的。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意义上，话语是社会的规范性框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哈贝马斯、福柯都承认话语是商讨、调控的平台。

　　话语一般发生于四种框架内: 其一，知识结构框架，以决定事物重要与否、正确与否；其二，价值观体系框架，可以形成共同或不同的目标与利益；其三，论证方式框架，对目标或者路径加以论证，让人明了、信服；其四，权限的框架，决定谁及其如何参与话语。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将摆论据、商讨价值观这一复杂过程拆分为各个层次与要素、细分为各种策略与主旨。

　　目前的话语分析主要包括基于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福柯式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更关注话语方式。话语方式是文本思想内容的整体性表述方式，它不仅是言语行为，也不仅是言语使用的规则与功能，而是在作者理念引导下主张的陈述与说服的风格或模式，体现着作者的人格特征和思维方式，是文本分析的必要方面。文本的话语方式是整体性的，有陈述与论证二重性：首先，话语方式是综合陈述性的，是思想性的、静态的、作者为中心的自我陈述——结构化和模式化的意义阐述方式。其次，文本的话语有论证性。图尔明认为，随着近现代以来语言使用的世俗化、大众化，论证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其逻辑性是否严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有效传情达意。论证过程一般包括三个因素：一是数据，即文字集合；二是从数据引到一个结论；三是中间的桥，即把数据和结论连在一起的保证。无论任何领域，一个论点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一个理性主张。后人将图尔明的论证方式依照不同性质分为先验性、经验性和评论式的。这是基于现代学术理性的概括。而真实文本，尤其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意义性积淀文本，文本的话语方式往往不是“理性”的，而是意义性的，甚至是断言式的。

　　《春秋左传》提供了话语方式的典型例子。杜预曾概括了“三例五情”的话语方式，从而“上以遵周公之遗制, 下以明将来之法”，而为万世立法则。在杜预看来，“三例”是整体性的论证方式：所谓“凡例”，乃是经国的大法，为周公所制定，孔子所认定，是“一经通体”的不同表现，用来评判诸侯行为正当性；所谓“变例”，指对历史事实选择性的“诸书、不书、先书、故书”等方式的选择性价值渗入时的描述，是以“义”为准的人物批判；所谓“非例”则是经无义例，就事论事地对历史人物行为的正当性和道德性进行点评。这三种论证风格要么借助于“圣人”——历史规律的体认者如周公、孔子来评价历史；要么基于儒家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微妙之言，臧否人物；要么就事论事，给出评价。三者均借助历史，给出儒家的价值判断与政治主张。“五情”则重在阐意，核心是“志”。儒家之道，其通过用词的精准、微言，以婉约而显大顺，彰显惩恶扬善的大义目标。其“志”为道。儒家通过这样的“证”与“阐释”方式，以看似间接、柔弱、婉转，但理念坚定的表述，使其文本主张和意图极大彰显。

　　可见，不应将话语方式仅视为论证方式，而要看作更为综合的表述方式，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如西方哲学意义的本体论、知识论、宇宙论，中国传统的本体本源论知识论）、专门知识与生活经验、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等多因素决定的言语表达风格或方式。文本的话语方式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说服力。

　　（二）史

　　任何文本，其思想主张的阐释与推介都离不开“历史”的资源与经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文本的天然维度。“文史哲”突出“史”的作用，致力于三方面：其一，作者与被自己书写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历史意识问题。其二，作者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情境问题。其三，历史提供给文本可以调动的知识资源。这是历史材料或素材问题。

　　1.历史意识

　　文本意义系统的形成与论述，离不开作者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指书写者对历史的认识，希望从书写历史中达到的目的。现代西方历史意识是在12世纪、13世纪逐渐形成的，萌发于当时各种纪年史。纪年史使人意识到历史的新世界出现。早期基督教的发展使得一切“人的历史”被看作“背离神道的经验”。“历史源自上帝”，这便是西方历史意识的宗教原因。

　　中国的历史书写有三种不同的体裁：《西周书》记事，《春秋》编年，《史记》纪人。周公如何选择《西周书》中的十几件事？钱穆认为，“其实完全为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周公把历史变化的关键因素从天上转到人间之“德”，是第一次突破。孔子把“人”而不是“神”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指出“三代”之君有仁者也有不仁者,因循其仁，损其不仁，从而益其仁。这是孔子在周公的基础上实行的又一次理论突破，是人人之际层面上的精神觉醒与突破。

　　中国的历史意识可归纳为这样几方面：其一，“往”的观念。人类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过去的经验能够启示未来。其二，循环发展。早期中国社会三代更迭，一治一乱，循环往复。这既是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三，德治的方式。儒家观察到，社会的更迭最终取决于人的德。德是合法性也是有效性，是人的行为而不是神（天）决定了社会权力合法性。其四，大一统的社会。家国一体、“大一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无论中西文本，或多或少在其历史意识下形成与表述的，都是文本的重要特征。因此，“历史意识”是文本分析的必要维度或层面。

　　2.历史场景

　　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或观察者，活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史”的历史现场——“时地人”场景分析，就是要回到文本生成的历史现场或空间来理解。从文本分析角度看，“时地人”指对文本书写者所处的时间、空间及个人特性所构成的时空来解析文本。

　　第一，“时”为时代和时间。理解某一社会现象，需要以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文化发展和精神气质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容与特征。第二，“地”指地理和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即一个社会或国家存在的物质空间，如希腊文明与其地中海气候密切相关，中国的农耕文明对于家庭纽带有天然要求。人文环境则是指人或社会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如理学形成于民富国弱的宋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生存焦虑，促成了理学的形成。第三，人。人的存在有三个特征，一是价值观。作者在理念及价值观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试图以此指导人们的生活。二是能力与智力，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文字表达能力也有强弱。三是性格特征，人因性格差异而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三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作者独特的文本表达。

　　“时地人”的历史维度考察，是试图回到文本的历史现场或时空情境来理解文本。“时地人”作为事件构成要素，构成了文本的历史“故事”。“通情”地进入文本的“时地人”“故事”中，更能把握文本的意图、理念及其和思想结构等意义机制。

　　3.历史素材

　　“互文性” 是文本的基本现象与特征，是指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可简化为“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实际存在”, 手法包括引用、抄袭和暗示。“互文”常常体现在对历史素材的引用，或是经验，或是典故，或是材料。文本往往通过摄取、使用历史文本或素材，为作者意图或论据的支撑。

　　中国文本借助于“历史”说事的特征突出。《春秋》借鲁国历史来说事自不必说，儒家经典离不开历史素材的再论证。如《大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大学》思想的光大，则是后儒借助历史材料推行的结果。后世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对此的解释则是各有历史凭据，形成了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王阳明的《大学问》，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对于“明德”的解释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历史中寻找资源。

　　（三）哲

　　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从不是随意的书写，而是带有精神使命的精致文字表达，是智慧的结晶，体现着认知世界的视野与阐释方式。

　　1.文本视野

　　视野是作者看问题的方向、角度或层次。正如在物理世界观察的视野不同，看到事物的形状、特征不同，作者看问题的视野决定其看到什么，描述什么和给出什么样的结论。作者的视野是文本思想、主张形成的思想点。视野不同，思想体系也不同。把握了文本的视野，就根本性地把握了文本意义系统之所以形成的内在出发点，是文本“哲”之分析的必要方面。

　　文本的视野由作者的学识、性格与认知特征等决定。作者的知识积累，看问题的深刻程度，决定了作者从什么层面看问题。作者的性格也决定着作者对问题把握的常规性或创造性。作者的智慧、能力影响着其看到什么，如何看问题及如何给出答案。文本的视野也为某一问题的学术积累所决定。例如，同样是对《大学》的解释，朱熹基于佛教的挑战，提出以“理”为规约性的德治思想，形成教化新生的教民方式；王阳明回应理学的刻板与空悬，以“良知”为基础，“以孝、弟、慈齐家而成教于国”，突出了仁心而德化的方式；颜元面对儒家经世致用乏力，推崇“利用”“正德”“厚生”并为三事，突出了德治的现实事务操作。这样的积累式思想发展，形成了儒家朱熹“以理而德治”的新民方式，王阳明“以仁而德治”的亲民方式，颜元“教管而德治”的治民方式。理解他们的视野也就总体把握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2.认知方式

　　文本与作者认知方式的关系是二重性的——作者在其认知、思维方式作用下选择话语概念，表述其理念与思想，即文本的形成是作者思维方式作用的过程与结果，文本在宣示其理念与思想时，也传播着文本带来的思维方式。故而，认知方式是文本形成与意义宣示的思想机制之一，也是“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追求的理论化目标之一。

　　认知方式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抽象的或形式化的认知方式或特征。如解决问题是整体性还是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性的认知方式。如儒家表现出以德为核心的认知社会，解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方式。不同儒家之间的具体思想不同，但思维方式是类似的。形式化的认知方式影响着认知效应，内容性的认知方式则决定着文本意义世界。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前者，后者往往被忽视。在“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看来，思维方式理论化要兼顾这两个层面。例如，《论语》《大学》《中庸》这样的儒家经典，固然是儒家在其“德治”的认知图式（以德为社会行为评价的价值依据与标准）、“天地人”德性链条下的整体思维，“持两用中”的中庸思维，“物极必反”的循环思维，“行经用权”的权变思维等作用下被形塑的，这些文本同时也传达着儒家的思维方式。

　　认知、思维的发现是通过文字阐释体现的。阐释不同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心理性质的认知与判断过程，阐释方式则是意义化知识性的解释过程。阐释离不开思维方式，但不是单一的思维方式能够完成的，需要作者的学识、性格、知识、理解力等来整合。

　　阐释方式与诠释学也不同。诠释学是关于诠释根本属性的学问，它虽然关乎文本，但更多是讨论与诠释相关的底层思想问题，是哲学性与思想性的，而不是单纯的方法论。文本的阐释方式不等于诠释学，作者不一定懂诠释学，但一定有自己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以自己的知识、见识、素养对其关注的现象及其机理形成某种主张、思想或理论体系。故而，理解文本的阐释方式是文本分析的重要方面。如《春秋左传》有突出的“微言大义”的阐释方式，以述史的方式“彰善瘴恶”，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规范。

　　阐释方式与话语方式相关但实质不同。话语方式是文本的言语风格，而阐释方式则是文本内在的思考问题方式。阐释方式是基于思维的，对问题的解释方式是内在的。话语方式是外在的、符号化文字表达。前者属于抽象的“哲”，后者是具象的“形”。

　　四、“文史哲”理论化

　　“文史哲”方法论的最终目标是对文本思想观念等意义机制的建构。同其他定性或定量方法一样，这是通过“理论化”过程实现的。理论化操作框架与步骤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研究目标与问题空间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研究任务或目标引领下展开的。研究目标规约着研究的方向、具体内容、关键问题和技术路线，构成了研究的“问题空间”。“问题空间”是信息加工心理学创始人A.纽厄尔和H.A.西蒙在研究人类问题解决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的现象，不仅要考察被试实际的、外显的行为，也要考察被试头脑中内隐的行为。他们把这种内部行为称作“问题空间”。“问题空间”包括呈现给人的问题的起始状态，要求达到的目标状态，解决问题中各种可能的中间状态（想象的或经验的），可以使用的算子(操作)，也包括与问题情境有关的“约束”。问题空间是由被试对所要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能的认识状态构成的。换言之，“问题空间”是在研究者的研究意图（目标）推动下形成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研究任务及其相关问题、内容、变量关系、实现途径、研究方法等的心理集合状态。

　　社会科学的“问题空间”是研究者的学科思维与研究问题互动而逐步形成的。 它是研究者学科知识框架和现实问题互动的结果，取决于研究者的学科训练、理论知识和学术素养。“问题空间”构建遵循功能—因素—结构的方式。功能指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文本特征——包括文本的表现、性质、作用、疑惑等能够引发学术思考的现象；因素指决定文本意义性质的要素或维度；结构是因要素性质而构成的各种稳定关系。由“功能”入手，分析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进而研究因素之间的关系，再反思研究现象的功能，决定着研究对象的内容与任务。

　　“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的“问题空间”同样是在研究目标引领下构建的。在研究目标的引领下， “文史哲”功能关注、因素选取、关系构建，就构成了具体的“问题空间”。这也是围绕“功能—因素—结构—功能”来实现的：“功能”是文本的意义表现与意义机理关注；“因素”是上述“文史哲”三维度、多层面的具体界定；“结构”指“文史哲”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作用的方式，可以是因果关系、相关关系、起源关系等。不同研究目标或任务引领下的“文史哲”要素、结构、功能构建，决定着文本分析操作性研究框架。

　　2.维度选用

　　任何研究都需要分析框架。如Putnam 和 Fairhurst曾总结了话语分析的六个基本要素，即符号、结构、功能、语言使用者、意义和语境。类似地，“文史哲”的分析框架是由“文史哲”三个维度的选择构成的。“文”指文本语境、概念语意与话语方式，“史”为历史意识、历史场景与历史素材，“哲”包含了文本视野和阐释方式。“文史哲”任一方面，都构成文本分析依据或线索。常见的文本解读就是这一层面的使用。如果综合使用，即三个维度的单一或多项组合使用，构成“文史哲”分析的框架。如对某一文本进行话语方式、历史意识、文本视野的组合分析，构成了特定文本视野下对文本历史意识和话语方式的考察。理论上看，“文史哲”可以构成多种组合分析框架，其解释力可见一斑。

　　3.理论化

　　理论化即通过对文本“文史哲”的分析，得出文本意义体系或思想机理。“文史哲”理论化着力于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本理念。理念指关于世界某一现象及其运行机理的根本性看法或观念。在西方哲学中，理念指曾被视为事物的原型。如一些哲学家认为，永恒不变的理念总和构成了理念世界。在心理学看来，理念是根本性或实质性的价值观，是具体价值观念的核心。对于文本而言，文本是作者理念及其相关思想观念的综合的、深思熟虑的文字表达，是所主张的意义机制。这是“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期望达到的理论发现。理念是价值观的核心，也与人的终极信仰密切相关。《论语》中孔子的“仁”虽然是情境性的，但“仁”的多种语意蕴含着“仁”的理念——基于“天道”人之应为人的根本理念，也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其二，思想结构。思想观念是基于理念的具体价值观或主张，思想结构及其作用机制构成了文本的意义系统，抽象地成为文本的思想机制。如在儒家的思想结构中，“知”为理性的人间生活态度和能力，尤其是知人；“仁”为道德情感或理念的心之德，爱之理，是内在的心灵境界；“礼”为“仁”“知”表现于外的行为秩序。三者均为“德”，依之而行，修德凝道而使人之为人。三者共同作用，使人可以“知命”——既可以在条件许可时，推行仁政；也可以在“时命”不济时，不盲目抗争，不随波逐流，而是向内发展，成就圣贤人格。

　　其三，情感气质。人们常常把情感解读为社会需求满足与否的态度体验。这并不准确。情感作为人的高级心理体验，应当放置于人的心理深层结构来解释。人的意义化存在根本上是以人的终极需要及其满足方式为核心的，情感是以人的终极观为依据的性情、行为与精神生活特征。情感本身就是人社会意义化行为的理由和动因，也是推动文本形成，并为文本所彰显、推崇。故而，文本的情感气质是其根本特质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史哲”文本分析理论化的必要方面。例如《论语》，字面上是孔子与学生讨论仁义礼智，讨论其时代的问题与出路，但深层上能够体会出孔子的悲悯、入世、超然与关怀等。《孟子》字面上是孟子讲学论道，但仔细品味，能够感受到孟子与诸子学说争雄，推行儒家的勇猛与坚持。儒家的这些情感特征，是其文本意义思想机制的重要方面。文本的情感气质固然可以通过情感性符号来识别，但更多体现在思想观念背后的终极性追求特质上，这需要超越文本的语意系统、思维方式等来体悟与把握。

　　概言之，文本理念、思想结构和情感气质，内隐性、底层性、综合性地传达着文本所论证、所推崇的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念及其思想结构。如果说“文史哲”是还原性解构文本的三个维度，那么“理论化”则是统合性地发掘文本内隐的思想之“道”。“文”“史”“哲”和“道”构成了“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的两个实质性阶段。

　　4.综合模型

　　“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是研究者以特定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其学术意图或任务指引下，以其学科（术）为知识框架，以学科思维为思考方式，以“文”“史”“哲”为维度，进行文本解构与理论建构的过程。“文史哲”方法论的总体性主张包括：

　　第一，“文史哲”是旨在研究文本“意义”思想机制的方法。“意义”乃文本之本。理解、研究文本，只有围绕“意义”才能获得本质性理解。这是“文史哲”方法论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出发点。第二，“文史哲”强调文本研究者通过探析文本作者意图来理解文本的思想、意义机制。 文本作者意图与文本研究者意图的契合，是把握文本思想机制的路径。由于文本字、词、语意的意义多样性，作者与研究者的时代、学识、思维、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性，二者难以绝对契合，但是追求契合是“文史哲”文本分析的基本原则。第三，“文”“史”“哲”要素内容和维度的选择可以因研究需要而差异化使用。“文”的文本语境、概念与语意、话语方式，“史”的历史意识、“时地人”历史场景、历史材料，“哲”的分析视野与阐释方式等的组合，可以构成“文史哲”文本分析操作框架，是“文史哲”使用的理论框架。第四，“文史哲”文本分析的理论构建，通过理论化实现。理论来自材料（数据），但绝不是材料（数据）之和。“文史哲”的理论化是基于“文史哲”三维度、多要素的分析之上，对文本理念及其思想结构、思维方式和情感气质的形式化、抽象化概括。如同扎根理论的理论化一样，需要通过研究者的抽象研究（力）来实现。

　　目前的文本分析方法如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会话分析等各有独到作用，但也存在文本意义属性揭示不够的局限。中国文化的“文史哲”思想或认识方式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这是以“文史哲”维度对文本“打碎”或解构，再通过意义机制理论化过程对文本思想机制进行建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文”指文本的言语形态及其表达方式，包括文本语境、概念语意与话语方式；“史”指文本的历史观念及论证资源，包括历史意识、“时地人”历史场景、历史材料；“哲”是文本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认知视野与认知方式。研究者以“文史哲”三维度、多层面要素，构建研究“问题空间”，能够对文本理念及其思想结构、思维方式和情感气质等意义机制进行理论建构，把握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或超级文本所表征的文化、思想、情感等意义机理。作为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新方法论构建尝试，“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尚待完善，请批评与指正。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