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从青年时走来，但并不妨碍我以青年为师，师生绝无高低之概念，相互融合才是时光之永恒。祝《中国青年作家报》越办越好。——石英留书 辛丑三月
石英，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曾先后担任天津作家协会《新港》月刊诗歌组长，《散文》月刊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等，著有传记文学《吉鸿昌》，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人性磁场》，散文集《石英散文选》《散文大家文库·石英卷》《石英美文选》，诗集《石英精短诗选》《当代正气歌》《走向天安门》，文艺评论集《散文创作的成功之路》等。
石英说自己是“天然热爱文学”，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没忘记过阅读与创作，那段峥嵘岁月也成为他写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也许是故乡两面临海赋予了他宽阔的胸襟,抑或是解放战争的烽火铸造了他朴实、坚毅的品格。生于战争岁月，军人和作家的英气在他身上交融，连他说话说到开心处豁朗的笑声,都透着明朗和真诚。今年87岁高龄的作家石英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日前在京城斗室里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的专访。
在战争中与文学结缘，被报纸催生红色信仰的种子
有人说石英是“文学常青树”，有人称赞他是“多栖作家”，有人评价他为新时期散文的领路人。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种与时代同行的向上力量、一种永远昂扬永远温暖的生命底色。而这一切，都与他青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
石英1934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石家村一户贫苦人家。石英回忆说，灰暗的童年时代，幼小的心里一直期盼着光明。10岁那年，他看见村中的石灰墙上写满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已展开局部反攻，‘小日本’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等标语，顿时热泪盈眶，正是这一眼，让他萌生了参军的想法。在那段日伪课本占领学校的岁月中，老师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课堂上传播革命思想，石英心中的革命火焰也越烧越旺。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解放区人民同仇敌忾，举行各种活动，与国统区的抗议声浪遥相呼应。石英回忆道：“那天风沙大作，我所在的九里镇完小的师生一早就集合了队伍，直奔县城参与万人大会声讨美蒋，我心里仿佛有一团火，那天，作为小学生代表，我在一张临时搭建的桌子上满怀激情地做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场合的演讲。”讲完后，石英激动地从桌子上跳下，却没注意到桌子太高，很容易摔伤。突然，一双有力的大手伸出来，将石英稳稳地托举落地。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穿军装的首长，带队的女老师说他是军分区孙端夫司令员，我一时不知所措，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大官’之一。”孙端夫接着对石英说：“成长要从少年时代开始，奋发努力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可这寥寥数语石英一直铭记在心，“从此，我对革命‘效死’都甘心。”
次年，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石英在学校接到指令，要求以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少年儿童宣传队”，随即将出发的全县支前大队奔赴鲁中前线。孟良崮战役时，他和伙伴们还曾给前线送弹药。“最激烈的那一天，整整送了七次弹药，还要搬抬伤员，为伤员上药。”石英说。
在九里镇读六年级时，他遇到了胶东北海军分区政委兼北海地委书记刘坦，刘坦得知他勤奋好学后便允许他课间到自己那里去读书看报。石英回忆道：“当时他就坐在一张炕桌上，对我说：‘报纸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有一次我粗心大意，把墨水洒到了报纸上，可政委并没有怪罪我，而是用安抚的目光看着我，我记了一辈子。”一件小事，让石英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领导干部的“平易、平和、平等、爱心、爱护、爱之甚切”，让石英内心中红色信仰的种子生根发芽，“凝结成回报与献身的精神”。
在军旅生涯中，石英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两本精美的地图册。1947年，石英参与土改复查，在村中某位地主家搜查时偶然发现了精美却被人随意丢在地上的书籍，自幼爱书的他视若珍宝，在征得农会会长同意后，他将这些书籍带回家收藏，其中包括《中国分省地图》以及《世界分国地图》这两本知识含量极为丰富的地图册。“仅每个省份的地图附加的文字说明就有一二十个栏目，包括民族、民风等。”石英特地仔细翻阅了和故乡小港龙口的相关内容，上面的注文时隔几十年他依然记忆犹新：“民国三年（1914年），日军由此抢滩登陆，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枪杀民众……为国耻纪念地。”这两本书在石英的心中埋下了对人文地理、历史文学的兴趣种子。与此同时，梁实秋、朱自清散文和张恨水的小说，让石英日夜不寐，沉浸于文学世界，“甚至连打水推磨等要事都耽误掉了”。
20世纪50年代，石英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机要处工作，后来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他始终记得，大学第一课上，老师告诉他，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编辑、教师、理论研究者。但石英没有泄气，从一开始他就坚定了自己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在大学里，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吉鸿昌》《五四运动话天津》《不灭的火焰——马骏传》等。
书写红色故事，是一种人性的表达
几十年来，石英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他的回忆性散文更是其中翘楚，写透了战争期间的悲欢离合与波谲云诡，同时又能通过文中人物的一个个动作、神态细节展现丰富的情感内涵。
2019年，石英汇总了近年来新作的70篇浸润红色文化的散文并汇总成《历史的红色纹理》一书，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作。自20世纪60年代起，石英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跋涉于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之间，瞻仰伟人遗迹，回忆峥嵘岁月，并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同他游历过的千山万水自然景观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将自己对生命、对祖国大好河山和渊源历史的热爱记录下来。
在这本书中，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悲壮而动人：“子弹从东洋进口的枪管里喷出，封闭了曾经见过列宁的眼睛，然而，背后群山石隙的眼睛却大睁着，见证着这悲恸而肃穆的一幕”……他的散文也包含着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从凄惨的童年经历到“那双伸向自己的大手”再到“政委安抚的眼神”，红色的精神已经深入了他的骨髓。
有评论说石英写的东西总是有种切肤之痛，那样悲悯、苍凉的笔调能把悲剧写得极为深刻，可文章整体又不悲观，石英表示，自己内心有种深入骨髓的悲情，70多年过去了，他对于战争的回忆还是永恒的。自己书写红色故事，是一种人性的表达，“人的写作灵感往往需要某种契机触发”，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那些牺牲了的革命干部和小战友，那些曾经结识的师长们身上的人性美与善的融合，在石英的创作岁月中，不断地激励着他，也征服了他。
石英感慨地说：“我作品中年幼的小战友现在也年逾古稀，他们如今在哪里……只要生命尚在，怀念与呼唤之音，必将不绝于广阔的空间。”
对于当前青年爱看的战争题材影视剧，石英说，有不少都拍得不错的，“但可能是和所反映的生活年代较远的关系，暴露出与应有的真实相悖和其他缺陷。”
“相当数量的影视片虽竭力试图对当时的局势做全方位的大片段阐释，却偏偏显露出主创者对战场形势知一点而不知其面的理解误区。”石英以孟良崮战役中由陈毅、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在困难情况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一举击毙蒋介石爱将张灵甫这一事件为例，指出许多影视作品仅仅“看到了孟良崮战役中一些戏剧冲突性比较大的事件而忽视了其他战役，使得这些事件本身充满孤立感。”
石英认为，在人物塑造上，部分作品刻意表现了将领的英勇善战，却忽视了政委等其他人物。“‘一花独火而万众皆苍白’的表现形式，是不如全面塑造人物群像那般真实而动人的。这些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在白色恐怖中毅然扛起红色大旗，打响救国枪声，随后又长期担任要职，他们和高级军事将领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青年创作者要在写作中认识家国、照见自我
散文的写作技巧，是石英经常和青年创作者探讨的话题。他曾在《郭秋良散文三人谈》一文中，提及部分青年写散文时的误区之一：青年作者很难完全避免稚嫩之气，“知识性是溶在文学性之中的，而不是无限搜刮堆砌知识，甚至道听途说传闻罗列而成的冗文”。文学性又与灵性密不可分，石英认为，“诗歌有意境，散文有意蕴，文学的根脉在诗歌”，诗歌的灵性可以使得散文诗意盎然，他建议青年散文爱好者广泛阅读诗歌，从诗歌中汲取营养，把散文写得更加隽永。
“我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写的是3位性格各异的年轻女性的故事。写这部小说，我足足用了半年时间，光这个题目我就苦思了一夜才想出。《同在蓝天下》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利兹大学进行展览，颇受好评。”在他看来，书中人物的人生选择，折射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变化和大时代的回响。
“那时候，我不确定今后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什么，但我知道什么是人间正道，这永远不会变。青年一定要记住，社会再发展，也一定是扎扎实实地前进，不能是一片虚无。青年的思维方式更辩证、生活方式更灵活，总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青年创作者要在写作中认识家国、照见自我，坚定地与时代同行。”石英说。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