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存着几十家文学、社科期刊和报纸的公众号，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可以大略窥见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发展动态。特别是几家颇负盛名的文学评论期刊，是我尤其关注的。譬如2021年第1期，它们发表文章的情况如下：

　　《文学评论》共发表文章23篇，文学理论6篇（其中古代文论3篇），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8篇，文学批评8篇，史料研究1篇。《当代作家评论》共发表文章27篇，文学理论2篇，文学批评23篇，史料研究2篇。其中“当代文学观察”栏目文章6篇，丁帆、徐威的文章论述的是文学理论问题，其余几篇则属于文学思潮研究。《南方文坛》共发表文章33篇，文学理论2篇，文学史料研究4篇，文学批评27篇。《小说评论》共发表文章27篇，文学理论1篇，文学史2篇，文学批评24篇。《文艺理论研究》共发表文章18篇，文学理论10篇（其中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9篇），文学史6篇，文学批评2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共发表文章30篇，文学理论1篇，文学批评22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7篇。

　　6家期刊总计发表文章158篇，其中文学理论类22篇，文学史类23篇，文学批评类106篇，史料类7篇。

　　数字统计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却可以反映基本倾向。以上统计并非精准数字，因为很多文章的类型是模糊的，在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但这些数字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是活跃的，其数量占总篇数的近70％。但文学理论、史料研究等等，相对薄弱一些。

　　有论者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中国已进入一个“评论的时代”。这话并不虚妄，它至少表明，中国的文学评论已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它从过去文学的“依附性”位置，转换成具有本体的“独立性”地位。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并驾齐驱，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广阔版图。随着中国向市场化社会的急速展开，以及文化、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全社会都意识到，需要加强文学评论的建设与发展，以引导和规范文学实践与创作，提升全民族的鉴赏与审美水准。从体制机制上讲，中国文联成立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文艺评论协会，两级协会吸收了大批的评论家会员。从学科建设上看，高等院校把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重要学科，加强师资力量，扩大招生规模。现在有多少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想来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从发表文章园地来说，近年来全国以及各省市新创办了多种文艺评论期刊，如《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从评论队伍培养看，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各地高校和文学评论期刊社，都十分重视文学评论人才的发现与扶持，一批年轻的评论家脱颖而出。从发表作品上说，近年来期刊和报纸发表文章的数量在增加，比之过去更符合学术规范。但在发展和繁盛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风在滋长，文学评论学科的内在格局在失衡，文学评论成了一只“跛足”的大象。

　　通常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成了文艺学学科的三个分支。在我看来，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现场，对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史料的关注，应该更加均衡一些。文学批评既要关涉作家作品，也要进一步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整理密切互动，形成更加良性的发展格局。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曾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当然，在通常的用法中，‘文学批评’往往也包括文学理论。我曾要求将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它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很难想象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怎能有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怎能有文学史’。”（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准确地划分了文艺学的三个分支以及各自的特征，阐述了文艺学“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乃至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其实，在这三个分支之外，还应该有文学史料、资料的研究一支。这一分支的文章，常常既非“论”，也非“评”，甚而也不是“史”，它只是对碎片似的文学史料、资料的发掘、辨识，钩沉稽古、探赜索隐，即便有思想倾向，也是深藏在事实背后的。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样的研究显得愈加重要、珍贵了。

　　学者朱国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亲自见到两位文学评论前辈，一位长叹：“文艺学不行了！”一位感慨：“文学理论好像与文学作品没什么关系。”他进一步引申说：“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好像过去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文艺理论已经在进行概念自我循环的自娱游戏，与文学实践并无内在关联了。”“它的自主化过程导致的就是它与其研究对象的脱节，就是它的内卷化，也就是说，陷入理论内部的逻辑之中，对文学事实不再发生兴趣，甚至，理论通过使自身变得文学化而吞噬了文学。”（朱国华《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其实，这不仅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还有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脱节。

　　文学理论评论的发展，是在文艺学内部几个分支的紧密互动、共同合力之下，是在同文学创作平等对话、相互激励之下得以实现的。文学批评是文艺学中一个最实用、最活跃、最庞大的分支。它肩负着解读、评判当下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潮流，引导广大读者的阅读、鉴赏，以及作家的实践、创作，同时为文学理论提供材料和经验基础等多重使命。正因为如此，要求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公正性、学术性，就是一种刚性尺度。但当下的文学批评却存在着两种不正常的倾向。一种是文学批评生态的“世俗化”，导致了为风向、为人情、为名利而去“歌功颂德”的批评模式的流行。文学批评本来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但现在不少批评“只说好不说坏”，使一些批评丧失了起码的辨析、批评能力，损害了文学批评以及批评家的声誉和形象。另一种是文学批评学术标准的“模糊化”，导致了众多平庸、浮夸、有害的批评文章的出现。文学批评质量标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自然是多样的、灵活的，但基本的思想和学术标准还是存在的。当下文学批评作者作品众多，但有一些文章无原则地吹捧作家作品，其幕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与利益驱动。文学批评生态的失衡，批评文章的失信，批评水准的降格，直接造成了文学理论资源、思想的匮乏；而文学理论的衰弱，又使文学批评无规则可依循，无方法可吸取。

　　文学史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相对稳定的文学研究板块。它要总结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发展、演变规律，要遴选重要文学现象与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阐述，它要确立经典文学的尺度以及可传承的文学传统与经验。它与文学批评一样，同样担负着向文学理论提供范例、思想、经验的任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譬如钱理群、杨义等的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洪子诚、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饱含着文学史家浓郁的探索性、思想性，至今依然是文学专业的热门读物。新世纪之后，“思想退隐、学术凸显”愈演愈烈。新出版的众多文学史，史料丰富了，体例完备了，却往往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以及文学史特有的魅力。文学史思想的薄弱，经典传统与经验的淡化，使文学理论的资源被大大削弱了。

　　文学史料、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过去，我的研究是中国当下文学，不需要有意地去搜集资料，资料基本上是现成的。近年来，转向对当代短篇小说史的研究，以及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文学的研究，深感搜集、发掘、辨析文学史料、资料的重要性、困难性。好在老前辈董大中先生在山西现代文学领域已有了大量积累和丰硕成果。我在他的教诲和相助下，有了一定的收获。

　　在我看来，文艺学的多个分支，呈现出一种宝塔状。文学批评、文学史料研究是塔基，它们更带有实践性；文学史是塔的中部，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文学理论是塔的顶端，是一种抽象理论形态，关注的是文学的本质规律。这个系统过去是充满活力、循环畅通的。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诸多障碍与问题，致使文学评论难以与世推移、实现现代转型。

　　文学理论的资源，自然包括文学创作实践、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史料研究。只有在丰富、自由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郁郁葱葱的文学理论。而富有生命和活力的文学理论，又催生着生机勃勃的文学批评、文学史乃至文学史料研究。

　　新时期以来实践证明，哪一个时期文学理论发展态势良好，哪个时期就会出现文学的小高峰。譬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时间只有短短十余年，但文学理论如解冻的春河，汹涌澎湃、波浪相连，有力引导、推动着文学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可与五四文学相媲美的高峰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历史小说，再到典型性格组合、“向内转”、文学主体性思想等等，每一种文学理论思潮，都紧扣时代和文学脉搏，推进了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的进步和前行。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进入一个现代转型期。实事求是地讲，30多年来，整个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确有许多新的开拓与建构，但文学理论成为一个消沉的领域。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尚有收获，有关当下文学创作的文论却并不多。在如前所述的六期刊物中，研究当下文学的文论只有三四篇。文学理论或是被大而化之的文化研究所覆盖，文学理论找不到自己的研究领地和方式方法；或是挪用西方文论体系和话语，随意选取当下作家作品为例证，推演着叠床架屋的学术逻辑；或是沿袭着陈旧的理论与方法，做着脱离时代和文学的刻板论述。近一二十年，引起关注的文学理论话题虽然有，但似乎缺乏学术含量，在圈子里的影响也有限。譬如底层文学写作，更带有社会学色彩；譬如文学本土化，讨论较为持久但并未深入；譬如非虚构文学，强调叙述的逼真感、细节化，但却忽略了文学虚构的创造性、理想性；譬如“强制性阐释”命题，虽然学术价值较高，但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为什么今天的文学理论，产生不了“接地气”的重要理论课题和成果呢？真需要深思。

　　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需要注重和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如下几个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文学理论要深入研究当下的文学发展与文学创作，及时发现那些普遍性的新问题，撰写有深度有新意的文章，使文学理论研究根植于丰富复杂的现实土壤之中。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重要，但它的现实性、引领性更加需要强调。中国文学正置身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蜕变时期，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困难、挑战、机遇。这些正是文学理论需要关注、研究、解答的重要课题。

　　文学理论要继承、融合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和精华，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下的文论体系，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和追求，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框架，又融合中国文论的元素，逐渐构筑形成的。它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也有不适应当下时代和现实的地方。西方现代文论仍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中，我们已引进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需要的是消化、改造、运用，使它能够适应并激发当下的文学创作。比较而言，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文论，显得更为困难而复杂。中国古典文论，这些年也在整理、研究、转化，并渐渐融入了当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但实质上是某种精神、观念、手法等，只是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元素。多年前学界就提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质和风格的文学理论，这个目标还需要继续努力。取法西方文论，致力本土化，承传中国文论，实现现代转化，一步一步实现二者的交融、重造，应该是中国文论的必由路径。

　　要打破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史料研究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学术壁障，竭力形成跨学科、跨文体的研究与写作，使文艺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多元互动、相辅相成，坚持学术、执着创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会变得更加繁荣。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