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庆邦常常被人说“写得老实”。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颁奖词称，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专注、耐心与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诚恳，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精湛技艺。”言下之意是刘庆邦有着手艺人般的老实。作家王安忆评价他：“这是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从不挥洒浪费。”这近乎是说他有着农民般的“老实”。虽然刘庆邦从不以老实自居，但他近些年的创作却像是“老实”到了家，老老实实地接连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如《家长》《女工绘》等，读者即使没读过，单看书名也就知道他写了什么。而他的长篇新作《堂叔堂》，以作家梁晓声在4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的说法，他是一拿到书看到书名，就立刻想到刘庆邦要写很多堂叔了，而且一定是以农村为背景。
如其所想，在长篇新作里，刘庆邦就是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他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其中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私精神。而且这些堂叔里除了一位因为尚在人世，刘庆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都是用的本名。以刘庆邦自己的说法，这样也就强调了纪实性。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非虚构作品或者纪实文学作品呢？他老老实实地说，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他看来，再实的东西，一旦被写成小说，它就变成虚的了，就不可能完全是纪实的了。他说，作家写作都要经历回忆的过程，他们的写作素材就是从记忆中来的，而记忆都有选择，有选择了以后，就不完全是现实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虚的，或者说主观的东西在里头。再则，在刘庆邦看来，小说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情感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是不免有些情绪化的，就是虚的。“何况文字也是虚的。文字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汉字，单个看是实体，但语言一旦变成了文字，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了，一旦符号化，它就抽象化，一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虚的东西。”
刘庆邦可谓把他的虚实之道推向了极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虚，也似乎是因此，具体到写作本身，他更是强调要往实里写。所谓实，在他这里主要指细节。他这样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作者，我们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你要是看到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
与此同时，刘庆邦强调，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质”，历史的载体。“说人是历史的‘人质’，就是说历史总是宏大的，和历史比较起来，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渺小如一粒尘埃。”但在刘庆邦看来，人再是渺小，他都是历史的载体。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刘庆邦何以通过写堂叔来承载他要表达的“历史”？以他自己的说法，他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明年就写了半个世纪，有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但回头一想还有这么多堂叔没写，“我过去生活的那个村子叫刘楼村，大都姓刘，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村有三百多人。村子并不大，但我的叔叔辈有一百多个，从老太爷那一辈，每家弟兄都有好几个，都是我的堂叔。我就觉得应该写写他们。”
这么看，刘庆邦写堂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他写堂叔，或许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从中我们能看到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庆邦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人的欲望之间的纠葛，会让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显而易见，刘庆邦写的这些堂叔各有各的故事，要都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挑有典型性的、有趣的、跟他有比较多交往的来写。“就这样，我写了十二章，写了十四个堂叔，其实涉及到的可能有十七八个，越写越有趣。直到最后写完了，回头一看最后一章里我就写了三个，我几千字就把人家写完了。”话虽如此，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刘庆邦都可谓写得郑重其事。以他自己的说法，也许他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写，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是真正做到了。在写作过程中，每一个堂叔都在他脑子里活灵活现，他和这些堂叔是融合的，写他们同时也是在写自己。“‘贴着人物写’，是沈从文先生的一个说法。我是从我的恩师林斤澜那里听说的，当时一听，我就记住了。他老人家为什么要用一个‘贴’字呢？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作家不是推着人物写，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这一个‘贴’字，起码表现了作家对人物的尊重，这里面有主动性，但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地改变他，而是必须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
当然，贴着人物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贴着细节写。在贺绍俊看来，刘庆邦总是能够把故事讲得很生动，他不用华丽的辞藻，就是很平实地叙述，但就是让人觉得很生动，很有味，他有抓住事物的核心，把它凸显出来的本事。贺绍俊认为，作家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细节和记忆，说到底也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庆邦有这么多堂叔，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怎么来处理这个资源？他不是从惯常家族小说的那种模式去处理自己的资源，他把这次写作看成是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他的每一个堂叔，性格各异，都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某个点来。”也因此，贺绍俊觉得，刘庆邦并不是企图通过这些堂叔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还有历史是怎样塑造人的。“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独创的，他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小说重点写了十四个叔叔，我们可以通过每个叔叔的故事，对当时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而每个故事都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小说的丰富性就体现在这里。”
事实上，刘庆邦写这些人物也确实是各有侧重的，他这样写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我写这些堂叔，并没有准备给他们树碑立传，我就是写他们的命运，写他们的苦辣酸甜，写这个时代打在他们心理上的烙印，写历史和时代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写出这种关系，也因为历史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青年时他一心想要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写《堂叔堂》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他年岁渐长以后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贺绍俊说，刘庆邦对一百多位堂叔的故事，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但他放到今天来写，在积累了这么多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后来写，显然更能体现出他成熟、稳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或者说世界观，在刘庆邦看来，是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思想。“一个作家要不断提自己的思想力量、思想水平。作品高下很多时候就体现在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其中体现了你的生命力量。力量不是体现在体力上，主要是体现在能不能勤学善思，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以刘庆邦的理解，一个作家要成长，除了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还得不断增加自己的分量。“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经过历练得来的。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挫折，甚至可能曾经失去过尊严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增加自己生命的分量。沈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的时候就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出《史记》在于他的忧患意识，在于他生命的分量。”这诚可谓一位“老实”作家的肺腑之言。某种意义上也因为“老实”，刘庆邦才有这样的老生常谈：“最大的技巧是真诚，一切技巧的核心在于要不失天性，守住天性，始终要找到自己。”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