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应有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现代散文创作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与之相比，散文理论研究却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尽管早在五四时期，散文便与小说、诗歌、戏剧并举，获得独立地位，成为文体“四分法”中的“一体”，但散文理论长期以来却是竹帘深锁，既未获得独立的品格，更没有完备的散文理论话语。那么，为什么20世纪其他文体都有自己较为成熟完备的理论话语，而唯独散文没有，甚至其定义和评价标准也长期处于混乱与断裂之中？这是需要广大散文研究者认真反思探究的问题，也是当前赓续传统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构建本土化与自主性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无法绕开的命题。
散文在中国源远流长、积累丰厚。它不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更是中国人的文化读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中国真正的特产，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体遗产，也是中国文化母体的一个原型。与诗歌、戏剧、小说比较，散文在文学发展中受西方理论话语影响最小，正因如此，构建“中国学派”、打造“学术中的中国”，也需要散文助力。本文着眼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建设，立足散文文体的特殊性，以构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话语为重点，以期让散文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文体，在新时代语境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
一、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对历史与现状的梳理与厘析，是当下建立散文理论话语的一个必要前提。中国现代散文，指五四文学革命至今的散文；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指这一历史时期的散文理论及批评。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百年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1917年至30年代初期，是现代散文理论的草创期，也是众语喧哗的活跃期。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散文创作理念的革命，即由作家个性本位的“自我表现”置换三千年的“文以载道”，这是散文话语颠覆性的、划时代的理念大革命，它对后来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一是周作人的“美文”理论，二是郁达夫的“个性”本位说，三是林语堂的“闲适笔调”说，四是鲁迅的“匕首投枪”说。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表现自己”说、刘半农的“文学的散文”、王统照的“纯散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以及梁实秋的“文调”说，等等。客观地说，“五四”至30年代中前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尽管自由开放、五花八门，但与散文小品创作的巨大实绩相比，整体上还是滞后与薄弱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作家评论，该时期的理论文章比较少，与创作的繁盛形成巨大反差。其二，尽管“五四”以后的第一代散文批评家学养深厚，且有着敏锐的鉴赏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作家，散文批评只是副业，要他们将零散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的感性思维或形象思维，转化为系统的、周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本就是勉为其难，更遑论静下心来构建散文理论体系。其三，这一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大多属于“印鉴批评法”或“随想式”批评。无论理论家还是作家，往往即兴提出某个观点或术语后便停下来，没有兴趣和耐心再进一步将其学理化、系统化。如王统照提出“纯散文”这一概念后，便再没有接着说下去，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理论也是如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被视为“对现代散文艺术定位的第一块基石”的《美文》，居然只有800多字，而且是随随便便写下的。由此可见，百年来人们对散文理论建构是轻慢的、随意的，从未将其上升到学科建构的高度来思考。然而必须指出，这个时期“表现自我”的“言志”话语，是完全自主性的，带着文学革命的强势，覆盖了第一个十年的散文创作。1928年，朱自清在其《背影》序里作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学理概括，第一次提出“散文必须以作家个性为本位的自主写作”的问题，并从散文学的视角总结新文学散文的创作现状及“自我表现”主流话语，至今为学界与散文史所认可。
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是散文理论相对低缓发展的蓄势期。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理论批评发生转向：时代性、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改变甚至取代了思想性和文学性，理论批评的观念与方法也日趋单一和封闭。尽管三四十年代也有关于杂文理论、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都是自说自话，并未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学理上的对话与建构。相较而言，20世纪60年代初的“散文笔谈”，多少有回归五四散文本体的意味，尚存有理论话语的意义。
1961年的“散文笔谈”，策划和主持者将话题集中于散文的文体建设，如散文的体制、定义、“形散神不散”特征、“诗化”理论主张等。参与这次讨论的既有著名作家，也有研究散文的学者，代表性文章有老舍的《散文重要》、师陀的《散文忌“散”》、吴调公的《什么是散文》、余南飞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李健吾的《竹简精神》、柯灵的《散文——文学的轻骑兵》、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诗意和风格》等。在传统散文文体面临深重危机、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一枝独大的关键时刻，一批有识见的作家和学者本着对散文文体的尊重，提出散文要不拘一格，不仅呼吁散文风格要多样化，还强调散文要“有自己的阅历、思想、个性、文风”，因“散文是最有风格的文体”。虽然这次讨论远未达到理论话语建构的深度和广度，但这一切都预示着散文企图摆脱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束缚，预示着散文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个性和自我主观抒情的增强。这不但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功能，而且表明散文正在向五四时期的“美文”传统、向散文的本体回归。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散文笔谈”，对当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是散文理论的再度启蒙、自我与个性回归、自主性话语回归的觉醒期。
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热闹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理论批评与散文创作一样，从总体看是平静甚至平俗的，既没有大的论争，也没有思潮与热点，更缺乏系统、深刻的理论和主张。在理论建设方面，这一阶段贡献最大的当推巴金和林非。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巴金的回忆录《随想录》，在《说真话》《写真话》《再论说真话》等文中，巴金力倡散文要说真话、抒真情，要将散文当作遗嘱来写。巴金这些“随想”发表后立刻产生了广泛影响，促进了当时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在80年代，除了巴金讲“真话”的呼吁获得共鸣共识外，林非的“真情实感论”（或称“内心体验说”）也有较大影响。“真情实感论”不仅是散文的核心概念，而且是贴近散文本体、真正体现散文特性的真切之论，因此在八九十年代获得广泛认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理论批评，值得关注的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散文”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对60年代初提出的“形散神不散”“诗化散文”观点的批评和重新认识，以及对杨朔、秦牧和刘白羽“三大家”散文的再评价；二是对“散文命运的思考”以及对“散文解体论”的批判；三是关于“大散文”的争鸣；四是文学史写作。这方面的成果当推林非的《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这两部著作在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领域中可谓拓荒之作；五是以俞元桂、姚春树、汪文顶为代表的福建师范大学散文研究团队，整理发掘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散文理论史料，并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一书。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虽有成绩，但不足和弊端也显而易见。主要是散文研究尚未完全摆脱政治文化和社会学批评的束缚，研究者思维还偏于保守机械，视野不够宽广，创新意识不足，尤其是对文体审美缺乏应有的热情与敏感，更缺乏在学理上建构散文理论话语的自觉与雄心，只满足于研究散文技巧等细枝末节问题。正是上述不足，导致了80年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冷落和平庸。但在理念上，使散文创作重新回到“言志”即“自我表现”的五四散文的精神传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同时，随着文学主体性的回归，散文作家的“自我”也得以在创作中确认，散文理论的自主性也随之得以觉醒。
第四个时期，是新世纪至今。这一时期的散文理论话语进入重构期，是散文理论研究全面展开、回归自主性话语的新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散文理论呈现出新的变化与新的格局。如关于“新散文” “在场主义散文”“现代主义散文”“复调散文”等的争论、关于“新媒体散文”的讨论、关于“文以载道”的正名、关于“载道”与“言志”的整合等。尤其是王本朝《“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刘锋杰《“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结构分析》两文的发表，使近一个世纪以来“载道”与“言志”这一人为互悖的学理问题初步得到厘清与整合，并使散文的自主性理论研究逐步走向学理的正途。这时期致力于散文观念新变和理论自觉的，是一批不甘于散文研究的平静和平庸的中青年学者（也有个别老一辈学者），他们开始着手进行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就散文专著来说，王兆胜的《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孙绍振的《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吴周文的《散文审美与理性阐释》、丁晓原的《精神的表情：现代散文论》、周海波的《新媒体时代的文体美学》、黄科安的《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蔡江珍的《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论文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孙绍振的《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观念和方法论问题》、范培松的《论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的体式革命》、王兆胜的《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的反思》、陈剑晖的《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吴周文的《“载道”与“言志”的人为互悖与整一》、丁晓原的《文体哲学：散文理论研究深化的可能与期待》、刘俐俐的《论建立当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等。这些专著和文章，都体现出较自觉的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意识，其散文观念、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都不同于以往的散文研究。尤其可喜的是，在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引领价值的新的理论范式。
一是“审美、审丑与审智散文”的研究范式。这一散文研究范式的建构者孙绍振认为，“五四”以来的百年散文，“从审美的叙事抒情散文，到亚审丑的幽默散文，再到超越审美、审丑的审智散文，既是逻辑的展开，又是历史的发展，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孙绍振这一理论范式，既接通了哲学，又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展示出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二是王兆胜提出的“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一方面批判借鉴了“形散神不散”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又以新的思维作出全新阐释——既要以自然为本位，用天地之道反观人类之道，以此思考科技文明、批判人类的局限性。为此作家必须有一颗“尽善尽美”的心灵，有着向往美好世界的梦想。此外，散文研究者还要有宽容平和的心态和与人为善的大爱。三是陈剑晖的“诗性散文”研究范式。他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散文》两部专著中，提出“诗性散文”这一概念，在“诗性散文”这一核心范畴下，又分衍出“主体诗性”“文化诗性”“形式诗性”三个子概念。由于“诗性散文”建立于传统文学之上，有较为宏阔的现代批评视野，加之有支撑这一理论建构的核心范畴和子概念，因此，该范式提出后便引起了散文界的广泛注意。
不过，在肯定新世纪的散文实绩的同时，也应清醒看到，虽然新世纪的散文研究有发展和新变，但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理论批评整体上还是落后和贫瘠的，真正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研究理念和方法也不够多样。即便出现了一些理论范式，也还不够完备周全，还需要获得更广泛的认同。问题的症结在于，自朱自清在五四时期提出建构“散文学”的问题之后，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忽略了朱先生的思想，对“古已有之”、存在了三千年的“散文学”视而不见，更少使用“散文学”这一概念，致使散文学的自主性理论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一个原因是，百年来的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经五四文学“言志”替代“载道”之后，反反复复出现了“载道”与“言志”人为互悖的现象，“载道”的主流话语一直影响着共识与共建散文的自主性理论话语，而且产生诸多悖论性的误解。到“觉醒期”，散文文体的认知才在文学回归文学本体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回归到散文本体审美的认知；而到“重构期”，对散文的审美认知才真正在“载道”与“言志”整合的语境下重新聚集散文文体的审美特征，进而在哲学、美学、审美学、文化学、现代心理学等层面，对散文进行多学科的全面认知。然而，迄今为止，由于受“工具”论、散文“边缘化”与“非文学化”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散文的认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对散文概念缺乏明确界定、对散文文体核心概念缺乏共识、对学理性“载道”与政治性“载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缺少本质认识、对散文是否可以“虚构”也是众说纷纭，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都需要在学理上予以阐释，唯其如此，才能逐步回归、构建散文理论的自主性话语。
二、“散文”术语之辨及其重新定义
“散文”这一术语的出处与内涵,一直是散文界纠结不清且争议颇多的话题。这种模糊的认知不但使散文术语的内涵、外延与出处似是而非、迷雾重重,难以达成共识，而且直接影响了散文理论话语的构建和散文学学科的建设。因此，笔者认为在建构散文理论话语之前,必须清理地基，尽量揆清散文术语的来龙去脉及其相关问题。
从辞源学角度来考察“散文”术语的发生和演变,此前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散文”一词来自国外；另一种是“散文”一词的出现始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一书。前者以郁达夫为代表，后者以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散文”条目为据。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 导言》中，郁达夫说: “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 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 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 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 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其实, 郁达夫的“臆断”和“简直是翻译”的推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散文在西方是弱势文体，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文体，而在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都是强势文体，“五四”后更是文学的一个独立门类。第二，“五四”后受西方“絮语散文”（essay） 影响的毕竟只是“闲聊体”一类的散文。第三，郁达夫之所以敢作出如此离谱的“臆断”，是由于他没有分辨中国古代的“文章”和“现代散文”的区别。要之，现代的“散文”概念，应是西方的“外援”和中国古代文章作为“内应”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还应看到，西方的“絮语散文”大约出现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我国的“散文”概念在12世纪中期便广为应用，在时间上比西方早了4个世纪。
稽考中国古籍，“散文”这一术语，首创于佛门。不过作为文章术语，“散文”到宋代才开始被提及。如北宋时期的山水游记作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就使用了“散文”一词。沈括之后，苏轼的学生毕仲游在《西台集》中，也有“散文”之说。及至南宋，邓肃、周益公、朱熹、东莱先生、杨东山、罗大经、王应麟等，也都使用过“散文”概念。现在流行的关于“散文”概念的源头或南宋时期便出现“散文萌芽”的说法，一般都依据《辞源》“散文”条目的说法，即普遍认为“散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之所以有此误解，是由于此后的散文研究者多沿袭陈柱《中国散文史》（1937）关于“散文”的说法。因该书卷2有云：“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该书卷6又引周益公言:“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陈柱：《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页。说罗大经首创“散文”一词，是不确切的，有误读之嫌，但若说罗大经记录、引用、整理周益公等诸家的“散文”概念，有传播、扩大“散文”影响之功，在笔者看来较为符合实际。因为自罗大经之后，“散文”一词便被广泛使用，或与“四六”对举，或与“诗歌”并称。而对“散文”情有独钟，使用频率最高的，应属稍晚于罗大经的王应麟。王应麟不仅多次运用 “散文”概念论述和区分文体, 明确地把“散文”作为文章规范的一种, 而且将“散文”与“散语”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在《辞学指南》卷2说:“东莱先生曰…… (表) 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制头首句四六一联, 散语四句或六句……后面或四句散语, 或只用两句散语结。”“散语”是与韵语相对的, 乃指文中不讲对称的散行文字。“散语”既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 又有随意、自由散漫的特点。而“散文”则是相对完整的文章。“散语”作为“散文”的补充和延伸，不仅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且体现出中国散文的特色。遗憾的是以往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对王应麟的“散语”之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宋代之后，直接使用“散文”一词者更为普遍。如金代王若虚《滹南集》卷37：“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又说:“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王若虚“散文”观之精妙处，在于提出了散文的“真文字”，那么什么是“真文字”？《滹南集》卷36《文辨》三:“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卷34《文辨》六：“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所谓求真，就是文无定法，就是“意适然”，散文一旦有了“真文字”、真性情，又何必非“存古意”不可？这大概是最早从学理上认识关于散文的“真”，也是最贴近散文本性的论述了。明代是文体学繁荣发达时期，其间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虽然散文只是其中的一体，但出现的频率并不低。如《文章辨体汇选》便有11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及至清代，方熊补注梁任昉《文章缘起》时，涉及散文术语的同样有11处。由此可见“散文”这一术语在明清文体学界不但通用，而且已有较大影响。而到“五四”以后，“散文”则成为新文学诞生之后的一种独立文体的专有名称。
考究了“散文”术语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后，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
其一，散文之“散”，并非零散、杂乱无章，而是有着特定的含义。《康熙字典》解释:“图片，分离也。”“散”通“图片”，取其离散之义；而用之于文，则与骈合相对应。而“散”与“骈”主要是以形式与文句来区分。骈文在古代又称丽辞，在形式上由字数相等的对偶句构成，因讲究四字句与六字句相对偶，故骈文又称四六对偶文，此种文体在六朝时期最为盛行。而散文则是由字数不相等的“散语”或“迭用奇偶”的句子所构成。中唐韩愈、柳宗元等倡导“文统”与“道统”相统一的“古文运动”，便是一次提倡质文并重、反“骈”倡“散”的散文运动。
其二，古代的“散文”，主要还是与韵文相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刘勰所言之“文”即韵文，包括诗、赋以及颂、铭等长行的用韵文章；“笔”主要指散文，其中又包括大量不同体裁的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所以，若从文体角度讲，“古代散文”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混淆不清。譬如，古代散文中哪些是属于文学的散文，哪些又是属于非文学的散文。再如，“赋”体是属于诗歌一类的韵文范畴，还是属于散文的范畴?等等。由此看来，在语言上看句式的散俪与语言的押韵与否，才是区别韵文与散文的重要标准。
其三，“五四”以前，“散文”属于古典散文术语，也可以说是一个“杂文学”或“大散文”“广义散文”概念，它包括非文学之文和文学之文。“五四”以后，“散文”主要指“美文”“文学散文”或“艺术散文”，即偏重于狭义的散文。它是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门类，是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白话美术文”文体。当今学者讨论的“散文”术语，实际上都是“五四”以后归趋于文学化与纯文学的现代散文。
以往关于“散文”定义的混乱、对散文的种种误解，既源于各自阐释立场与视角的不同，也与没有很好理解“古文”与“今文”、“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区别有关。兹举几例来说明问题。
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散文术语作了如下界定：
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
这个定义，除了“形式自由”贴近散文文体外，其他几点并没有说出散文的特征。“篇幅一般不长”，小小说、短诗、短剧一般篇幅也不长，所以，“短”并不能作为散文文体的特点。何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大散文”动辄几万字乃至十几万字。再说“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诸多文体都有上述功能与表达方式。这里显然是用一般的文学特点来概括散文的特点，太笼统，缺乏对散文文体的个性概括。
文论家吴调公是较早给现代散文下定义的学者。在1959年出版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散文的分类”一节，他给“散文”下的定义是：
散文是一种最不受文体约束的样式，它可以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构成形象；可以叙述事情的发展演变，可以描写景物，可以发抒自己对事情或景物的情感，也可以阐明事物或道理的意义并发挥自己的见解或主张。
这个定义与《辞海》较为接近，也可能《辞海》的定义受到了吴调公的影响，因吴氏的定义更早。但为什么非要“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构成形象”不可呢？难道散文不是以生活的片断，以不连贯的事件和人物、事物的侧影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吗？再说，实际上许多散文并不像小说那样需要塑造各种形象。因此笔者认为，吴调公的散文定义，一是语言不够简洁；二是未能体现出散文文体的特殊性。
文学理论家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里，对散文术语亦有所表述：
文学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和境遇的文学体裁。它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题材广泛多样、结构自由灵活、抒写真实感受。
童庆炳取泛化的散文定义，他肯定自由多样和真实感受，这是此定义的可取之处，但它同样存在着不足：其一是相同的意思重复，这对于定义概念无疑是致命伤；其二是未能从深层揭示出散文的个性内涵。
百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先后有林非、佘树森、刘锡庆、范培松、汪文顶、吴周文、傅德岷、楼肇明、王兆胜、陈剑晖、南帆、喻大翔、袁勇麟、黄科安、陈亚丽、段炼，包括中国台湾的余光中、杨牧、郑明娳等，都试图定义散文术语，但各家的理解，可谓五花八门、眼花缭乱、自说自话，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真正取得共识。这就难怪很多散文研究者甚至断言散文的定义就是无定义。因此，在笔者看来，要构建散文的理论话语，当务之急是回到散文自身，确立一个相对科学周全、能够获得散文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散文术语。
笔者此前也曾思考过散文术语及其相关问题。从散文的本质和特点着眼，我们认为散文术语可以这样定义：
散文是一种以真实为本质特征，融记叙、抒情、哲理、趣味为一体，最为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文体。它以个体的经验、坦露的感情、独特的个性与心灵告白的生命形式，诗性地表现了日常生活和人类的精神图景。
与笔者以往的散文定义相比，此定义突出了散文的真实性、趣味性与个体经验、坦露的感情表达、心灵告白的生命形式，以及日常性与精神性。在文体上，突出其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这些都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此外，这个定义与以前的定义相比也更为概括简洁，更能体现散文的本来属性和文体特点。当然，尽管笔者一直在思考和试图完善散文的定义，但因才力之不逮，此定义可能还存在不少漏洞，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广泛认同。但笔者坚信，要规范学科建设与建构散文学的理论话语，就不能放弃亚里士多德说的对“所是”的追问，不能停止对散文术语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性的讨论与确证。
三、构建散文文体的核心概念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概念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真理”。又说：“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这全体中的每一环节都是构成概念的一个整体，而且被设定和概念有不可分离的统一性。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是理论话语建构的基石，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概念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它不但体现着事物的本质与真理，而且区别于别的事物，具有别的事物不可替代的特殊性。所以，“在每门别的科学中，它所研究的对象和它的科学方法，是互相有区别的；它的内容也不构成一个绝对的开端，而是依靠别的概念，并且在自己周围到处都与别的材料相联系”。在这里，黑格尔特别强调事物即科学的特殊性，也就是这一事物与别的事物的联系与区别。
散文作为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立的门类，作为“四体”中的“一体”，它当然有自己的本质特征，有着属于自己的核心概念。如果说，小说的核心概念是“叙事”“故事”“结构”“人物形象”，以及“虚构”“类型环境”等；诗歌的核心概念是“意象”“意境”“象征”“隐喻”等；戏剧的核心概念是“三一律”“情节聚焦”“戏剧冲突”“戏剧悬念”等，则散文的核心概念应是“自由”“真实”“真情”“个性”“趣味”“人格”，以及“文调”“氛围”等。当然，这只是笔者认知中各种文体的核心概念，其间没有统一的标准，更不能绝对化。因为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有他心目中的各种文体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此处的划分只是为了表述的需要。还应强调，本文讨论的是文体学意义限定的散文文体特征，如果从文化学上看，散文还具有“母体”“载道”“言志”“教化”“典艺”等重要特征，但这些不是本文展开讨论的重点。上述不同文体的核心概念表明，建构文体学意义上的散文理论话语，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研究散文，而是要对散文发展的特殊规律有准确的把握，不仅要在各种文体的比较中找出其独特性，还要把散文的独特性放在与小说、诗歌、戏剧的联系和转化中，作整体的、动态的审视，并在洞察其差异、矛盾的同时，进行辨析与区分，以揭示其联系和转化。
根据散文的本体和独特性，笔者认为可从“自由”“个性”“真实”“真情”“趣味”“人格”等概念入手，对散文理论的自主性话语进行学理的建构与阐释。
自由 散文是一种最自由自在、最不受约束规范的文学品种。这是散文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我们不妨看小说，它在叙事和结构上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诗歌则是典型的“戴着镣铐的跳舞”，而戏剧的“三一律”规范同样严谨缜密。唯有散文，如万斛泉源，随物赋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没有成规和定法。散文的这种自由属性，其实南宋时期的王应麟已注意到，“散语”就是这种自由属性在语言上的表现。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散文这种文体在思想和表现形式上比较自由。诚如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分析：“‘五四’时期散文格外发达，甚至成绩超出其他文体，原因在于这种文体比较自由。”正是看到自由之于散文的重要性，鲁迅在《怎么写》中才认为：“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梁实秋也说：“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在五四时期，肯定散文自由属性的还有朱自清、郁达夫、钟敬文、葛琴、李广田等。不过上述诸家谈论散文的“自由”，更多地着眼于散文的体裁和形式。笔者以为，这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自由。散文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试看庄子的散文，其散漫自由的文章表现形式和奇特想象，主要得益于他散淡的人生态度和自由的心灵。他向往“乘物以游心”（《人间世》），“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的自由无待的“至人”境界，厌恶“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人生，他将之称为“天刑”。庄子的这种“无己”“无功”“无名”，追求个体生命的心灵自由的人生态度，正是散文的精髓之所在。再看鲁迅，他的《野草》之所以是20世纪散文创作的里程碑，原因无他，盖因鲁迅的心灵质地是高的，同时又是充分自由的。可见，散文的旗帜上飘扬着作家审美心态绝对的“自由”，它是散文写作的荣耀和纹章印记，是散文的理想和梦想，也是散文的哲学。所以说，自由是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的沃土和逻辑起点。
个性 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是一种更为“自我”和“个人化”的文体。它更看重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包括个人的气质、性格，个人的思考感悟方式和具有自身特点的表达语式等。也许正是看到这一点，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对“个性”作了充分论述，并认为这是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之一。不过，在将个性作为散文的核心概念时，应注意几点：一是区分“个人亲历”与“个人经验”的不同。散文的取材，一般都是与作者有着直接关联的、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但“个人亲历”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经验”。“个人亲历”是没有经过抽象整合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是原始的、粗糙的一堆生活素材；而“个人经验”则是对“个人亲历”的一种抽象整合。它一方面具备“个人亲历”的即时性和临场感，另一方面又加进了不少作者主观想象的成分，因而是一种建立于“个人亲历”之上，又综合了各种个体经验的艺术化表达。二是要尽量避免“恶劣的个性化”。21世纪以来，有一些散文作者打着“个性化”的旗号，大量描写、展示丑恶的事物和生活现象，以此来证明散文的“真实”和“个性”，这是不可取的。个性对散文来说固然不可或缺，但个性不是琐碎的私人生活的大剂量展示，更不是粗鄙丑恶生活现象的堆砌罗列。优秀的个性化，应向美、向善、向真，而且其个性与现实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命运必定有着某种内在精神的息息脉通，并对美丑善恶有着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即独立的批判精神。三是个性一方面是对自我世界的体验和呈现，它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和感受，是个体的感情和人格的自由释放；另一方面个性又离不开生命本体，散文的个性要与深层的生命意识相补互融。散文一旦拥有了生命意识，作者就能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深刻体验无限的存在，如此，散文的个性也就成为作家美好的生命形式。
真实 散文的“真实性”一向被视为散文的基石。真实，不但是散文文体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散文真实性的主要来源有三方面：一是散文起源于应用之文。应用之文要求记叙必须真实、准确、简洁；二是源于史传的传统，即“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左思《三都赋》）；三是源于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小说的生命是虚构，而散文主要是如实记录亲历的人事和眼前的景象。但应看到，真实不是固化、一成不变的， “即时性”与“回忆性”的错位，也使散文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做到“完全真实”。由于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过去时态式”的“回忆性文体”。它的所长不是即时、迅速地反映现实中的人事，更多情况下，它是借助作者的回忆对逝去生活的打捞与还原。而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时间差越长、空间距离越大，作者的主观性就越强，其回忆就越容易造成错位和误置。换言之，由于时空的错位、回忆的缺失、主观想象的介入与变形，作家已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原记忆中的生活。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观念的改变、跨文体写作的盛行，使散文变得越来越“法无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真实性。总之，当下散文的观念和艺术形式已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并具备了越来越明显的现代性品格。在这种新形势下，散文作家应敢于摆脱传统“真实”观（即绝对真实）的束缚，要尊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规律，善于变革创新，顺势而为，在“真实”观的基础上，严格地加上“有限度的虚构”“有限度的想象”，或称“假性虚构”。我们强调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绝对真实，但细节的合乎事理的想象与补充又是必须的，否则有血肉细节的散文是难以写作出来的。鲁迅说他的《朝花夕拾》是从其记忆里抄出来的，作品中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未必还记得，无疑是写作时的“合理想象”。
真情 真实与真情都有一个“真”字，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真实”侧重记叙和描写人事与景物，它是对事物的一种观念和立场，同时也涉及散文的表现手法。“真情”指作者某种情感真切、直接的流露和表达，具有主观性和心理特征。按苏珊·朗格的说法，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所做出的一种心理反应”。情感不独散文所专属，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也都离不开情感因素。但必须承认，散文中包含更为丰富突出的情感结构，甚至可以说，情感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散文的底色和生命。从此层面看，“真情”是与“真实”同一等级的散文核心概念。正因情感对散文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王若虚认为只要有了“真文字”“真性情”，又何必一味崇古。不过在强调散文情感的重要性时，应突出一个“真”字，以此区别于“假情”“矫情”和“伪抒情”。尤其经过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散文比之小说、戏剧更强调“自我表现”的人本主义，更强调自我真情的直接裸露。情感既有实的，也有虚的；既有显现的，也有隐现的。此外，情感还可分为自然的、个人的情感，艺术的乃至属于全人类的普遍感情。因此，用“真情实感”有些泛化和笼统，而用“真情”，即真诚、真文字、真性情、真的情感结构则较为贴切。它一方面可区别于“真实”；另一方面也更富于个性和弹性。
趣味 以往的散文研究，对真、情和理较为重视，而对趣与味一般忽略不计。其实，“趣味”也应是散文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小说、诗歌、戏剧是不太追求文本趣味的，而对散文来说，有趣味的散文必定魅力大增。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汪曾祺、余光中、贾平凹、王小波等的散文，皆因有趣味而广受读者喜爱。我们再看散文史，晚明的散文家十分重视散文中的“趣”。袁宏道曾在文章中反复谈趣：“世人所难得唯趣”，“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在袁宏道等人的倡导下，晚明小品的确处处体现出一种趣。至于“味”，主要见于古代诗论。不过饶有意味的是，“五四”初期在倡导“美文”的同时，周作人也注意到了“味”。他认为散文小品须有味。虽然“气味”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暧昧和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周作人还归结出散文的“涩味”与“简单味”，认为有“涩味”的散文才耐读，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总结以上，可见 “味”一方面源于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是散文特有的文体气质在欣赏者心中唤起的一种审美体验和感觉。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将“趣”与“味”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使用。因为从散文史来看，“趣”与“味”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开。诸多趣味中，有哲理的“理趣”、有思想的“悟趣”、有情感的“真趣”、有谈天说地的“野趣”、有艺术呈现的“妙趣”等，归根结底，各种趣味是营造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散文味”的审美情趣。
人格 这个概念是中外散文的一个核心概念。法国布封提出“人”即“文笔”（风格）之后，絮语散文首创者蒙田和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对随笔的解释中，亦十分强调随笔体散文所表现的“人格”意蕴与色彩。在中国，从庄子《渔父》记载孔子“修辞立其诚”的主张，到魏晋时期提出人物品藻，再到五四新文学时期胡梦华等人对现代散文“人格色彩”的专门描述，构成了历史上散文人格审美的脉络。散文作者的人格，涵蕴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其实，“自由”“个性”“真实”“真情”“趣味”，都是新文学诞生之后现当代散文所注重的文体概念。这些概念中，“自由”是作者写作的精神自由在文体上表现的自由，“个性”是作者表现自我印烙在文本上的个人性，“真实”讲的是自我所见的人事与亲验经历的“真实”，“真情”是散文中表现作者内心真实而焕发出来的真诚与真挚的情愫，是巴金所说的那种把心交给读者的率真，“趣味”是散文所表现出来的文人气、书卷气及其相关的“散文味”。这些方面都归趋于散文家人格的自审与外显以及作者的“自我表现”。一般来说，散文中表现的作者人格区别于官场人格与商场人格，大多取知识分子的精英人格的立场。而在今天，真正优秀的散文，是学识渊博、正直理智、敢爱敢恨、怀揣大国强国梦的学者和文化人写作的学者散文。因为他们继承鲁迅、朱自清、巴金等“精神界战士”的人格诉求，重塑优秀知识分子的“最完整的人格”。人格性，是学者散文最亮眼的文体特征。
以上主要从散文的本体、文体的特殊性等方面确立了散文的六个主要概念。除此之外，还可以列出“氛围”“笔调”“格调”“风致”，以及“心体互补”“情智合体”等概念，这些概念可作为散文的次要或二级核心概念，同样是散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审美元素，也是评判一篇散文是否优劣、是否有艺术魅力的参考依据。这些次要或二级概念虽与小说和诗歌多有瓜葛但更属于散文，倘若将它们整合起来，就能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呈现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从而共同建构起“人本主义”即“自我表现”的散文文体美学。不过应看到，各种文体中的各种要素往往是互相联系、互相兼容的。比如“鲜明独立的个性”“自由的精神”“率真的感情”“优美的散体语言”，也是对其他文体的基本要求，但在散文这里，它对“个性”“自由精神”“率真”和“优美”的“散体语言”要求更高，这既是散文文体的本质规定和独特之处，也是衡量一篇散文是否优秀的标准，更是文学散文之所以称为“美文”的根本理由。这是我们在给散文术语重新定义，确立散文的核心概念时必须加以说明的问题。
四、文学批评的自主性与散文理论话语建构
“五四”以降，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冲突：一是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二是西学与中学的碰撞。以新学反旧学，虽有偏颇之处，毕竟符合时代潮流和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其利大于弊。以西学抗中学，则往往是脱离中国国情，削足适履，弊大于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一些人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排斥中学，追逐新潮，盲目照搬。一些学者写文章，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立场和自主性。这种文学上“去中国化”的后果，就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失语”与“失根”，即“非汉语化”和“非中国化”。因此，笔者认为，当下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必须解决这样两个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回到传统中寻找自己的力量，以此重建我们时代的文论观；另一个是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用中国的话语阐述中国的立场与中国的研究对象，以此重新获得中国文学理论的自我“身份认同”。应该说，在这两方面，中国散文理论都大有可为。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华民族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论传统和审美传统，这一传统已渗透到我们的文化骨血之中，它不仅滋养着我们的感情和心灵，而且成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当代文学批评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能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对本土文学进行强制阐释，而应回到传统，回到中国文论自主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代丰富生动的文学实践，在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的融会贯通、综合创造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要达到这一宏大的学术远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视中国散文的价值和作用。因为第一，散文理论批评也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散文理论批评的参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有所欠缺。遗憾的是至今散文理论批评仍处边缘，尚未被真正纳入“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大视野中。第二，在我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十分薄弱，古代有关文章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散文理论，所以散文理论在古代可以享有很高地位。近代以降，随着小说的崛起并日渐成为文坛主流，散文理论批评才逐渐被边缘化。总之，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散文资源非常丰富，这是当前文学理论本土化建设的一个富矿。因此，我们必须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重新认识散文的文化原型本质，才能构建自主性的散文理论话语。
散文的理论话语建构，包括古代散文文本与散文文体理论的内涵美学。以散文文本来说，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史记》的诞生，大体完成了散文文学叙事系统话语的构建，其形式美学与内涵美学两个方面的哲学话语，奠定了中国文化中的“母体”文化原型，这一文化原型以“跨文体”的特殊功能，分蘖、孕生、哺育着各种文学体裁的诞生与发展。如通过《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神话，开始了小说的起源；通过《孟子》《韩非子》《庄子》《战国策》等典籍记述历史故事，使小说得以诞生；散文与诗歌联袂，孕育了戏曲和元杂剧的样式；通过《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的人物“纪传体”，开始了人物传记的先河，并孕育了古代的报告文学。五四新文学之后所诞生的“美文”，创造了划时代、多向度借镜的“散文学”，在文体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多维功能。现代散文不仅哺育了诗歌并使之形成诗歌的“散文化”，出现“以文为诗”的主张和 “无韵诗”思潮，并以“自叙传”和第一人称叙述法，使小说形成“散文化”的传统。它还哺育了“五四”之后的中国话剧，而且使现当代话剧持续着“散文化”的舞台实践。现代散文之于当下学者散文中的历史随笔、哲学随笔或学术随笔，包括当下热议中的各种“非虚构文体”，均给予“跨文体”的输出；而且它还惠及当下因互联网时代而生出的种种“微”体式——微信、微博、微随笔、微小品、微报告、微故事、微小说、微视频等。这些都证明，散文是作为文化母体而使文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中轴性机制与跨文体“输出”的艺术宝库。散文积淀、整合中国三千年文学的艺术元素，五四新文学之后又不断借鉴、吸纳外国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语言学等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元素，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学母体生命源。因此，它充满生命活力，是既批判继承中外文化传统，又创造、弘扬新传统的文化母体原型。
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之所以不能忽略散文，还因为散文是中国正宗的国粹。所谓中国文化的“国粹”，指完全发源于中国，且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华。它不仅仅指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还应该包括国学。“国学”通常指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哲学著述等。这些哲学著述作为国学中的国粹，是由散文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物化，而后成为传承至今的中国文化之根基。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定义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对散文所承载与所传播的诸子哲学智慧的巨大影响，文化传播研究学者傅华也指出：“以至于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以此溯及当代人的心智模式、行为方式的精神源头和价值起点。”因此，作为“国学”的诸子散文，可以被看作中国文化原型的母体“图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才被历史定为文体的一尊。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第一次在“以文治国”的意义上，将散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国”与“国体”意义的定位。鲁迅说过，“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其言外之意，散文与诗歌无疑应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朱自清也提出了“散文学”是“正宗”之说。鲁迅、朱自清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笔者对散文历史本质所进行的深解读与再认知：散文即国学，散文是一切文章的基石，是诗歌、小说、戏剧等一切文学体裁中唯一能够承担中华文化传播的“国体”，是国家文化精神文明的一个标识。只有在文化学意义的高度上，我们才能把握散文的“母体话语”本质。
可见，中国散文的本质及其悠久传统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有着传承、启迪和滋养意义，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散文发展中“载道”与“言志”互悖而产生的负面现象，有着鉴古正今的教训经验意义。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的自主性、本土化建构途径，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还必须重点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注入与整合散文“天人合一”的“原型”精神。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一个“文”的传统，也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往往被学界忽视的散文“原型”——文化的“天人合一”。散文的这种精神话语，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自由无待，随物赋形。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和苏轼。庄子把用于表现“散木”“散人”之“散”，即表现“无用”的语言形式称为“卮言”。而他的散漫无拘束的文章形式和超拔的想象，表现的正是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散文精神。苏轼的散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同样体现出一种散文精神。其二，崇尚自然，物我合一。庄子反对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态度，主张“丧我”“弃知”“物化”。因此，他认为文章应“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庄子这种应于化而解于物、不与天地争锋的散文精神，在后代欧阳修、苏轼等的散文中，都有着十分充分而又空灵的表现。其三，诗性智慧。这也是构成中国散文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诗性智慧，它的前提是“诗性”，是创造性、想象性和审美性的融合；而智慧是对于知识的反思和超越，也是一种滋润僵硬知识和理论的调和剂。由于诗性智慧突出地表现为诗与思相通、散文与禅宗一体的艺术呈现，因而它同样是构建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有益之津梁。其四，是“造气”“造势”之内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以气为主”，以后的文论家又将“气”引申为“气势”。所谓“气势”，指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所表现出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是以作者的气质、才性、习染、志趣、德操等主体精神因素为支撑的风骨底气，呈现在散文中则是作者的精神气象。上述四方面的“原型”精神，就是中国散文传统精神元气的标识，也是散文文体内在的张力，即是刘勰所说的“神思”之力，也如刘熙载所说的文章可“飞”，是天然的、和谐的“天人合一”与“人文一体”。显然，在理论建构中渗透进散文“原型”精神，不仅能开阔理论视野，丰富理论内涵，而且有助于通过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向世界展示中国散文的文本哲学与智慧。
其次，从文学传统和文体层面看，加强散文理论话语建构，尤其是重视散文叙事与散文抒情两方面话语的建构，对于建设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大有益处。以建构叙事学传统为例，从甲骨文、钟鼎文的文史叙事，到《史记》的诞生，我国叙事学传统建构已基本完成。《史记》一方面在前代史书体制和叙事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通史；另一方面又善于运用多种叙述手法来写人记事。如《淮阴侯列传》，司马迁主要运用第三人称，叙述韩信作为平民时的三件小事，接下来仍用全知的客观视角记叙战争的场面和蒯通如何劝说韩信谋反。但到了文章结尾，作者又改用第一人称叙事，对韩信其人其事进行品论。不独叙述视角不拘一格，司马迁还采用“互见法”，让各种人物穿插其间。这种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再加上精彩战争场景的描述、丰满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剖析，以及对比、排比、铺陈、烘托、比拟等修辞手法，《淮阴侯列传》等“纪传”便既具有震慑人心的思想力量，又体现出一种文学叙事之美。这种叙事的传统，在韩愈、张岱等人的散文中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如果我们抓住这一点，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就不会丧失研究的主体性。再如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以诗歌、散文为主导的抒情传统，这个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戏剧为主导的抒情传统。过去我们对诗歌的抒情传统研究较多，而对散文的抒情传统则不够重视。有感于此，笔者认为，加强散文抒情传统与方法的研究，也应包括动态审美“有我”之境的研究与静态审美“无我”之境的研究，还有融情于景的抒情研究、融情于议论和叙事的研究，以及古典“诗教”式抒情研究、英式随笔式“裸真”抒情研究，等等。此外，中国的散文理论，无论是古代刘勰、韩愈、苏轼、袁宏道、刘大櫆、姚鼐，还是现代的梁实秋、林语堂、朱光潜、汪曾祺、余光中等，都十分重视前述的“自由”“个性”，以及散文的文采、气势、节奏、情调、韵味等，这些都散见于他们的著述之中，这是散文理论话语具有感性特点和流脉优势之所在。建设本土化的散文叙事学与抒情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倘能吸纳散文理论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就有可能改变论说抽象教条、缺乏文学话语情趣、语言表述刻板僵硬等弊端。
最后，强调文人“言志”的情趣，弘扬散文的“休闲”功能。这也是中国传统“言志”散文理论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实质上是强调散文“寓教于乐”中“乐”的维度，即强调让读者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获得陶冶、教化和愉悦。诗言志、文载道，这只是一般性的文体分工，其实诗也载道，文也言志。“言志”散文的“寓教于乐”，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载道”的功能，但与“载道”散文比较起来，更侧重于发挥“休闲”的功能。于此，不论是古代在仕与不在仕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的散文家和文论家，可谓是灵犀相通，都注重以诗文自乐，以诗文交流而互娱。他们一方面重视自我进德修为的养气，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韩愈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说的都是修身养气。另一方面，他们又喜欢寄情于山水民间，讲究闲情逸致，注重文章的情趣。正所谓“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正是这种“求趣”而轻“载道”、无拘无缚、自在自得的散文观和人生态度，使得晚明小品明心见性，可近可亲，独具一格。因此，我们建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能一味强调散文“载道”的教化功能而忽视其劳作之后可以借此休闲的功能。我们应拓展视野，既看到散文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又要注意本土化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的多元化、开放性和复杂性。尤为重要的是，不管承续何种传统、讲述何种文学经验，关键在于这种理论的创新性、鲜活性和趣味性，以及它与读者、与当下现实生活的血肉关系，而这正是散文理论话语建构之于当前本土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
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刚刚起步，而全面建设本土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学术中的中国”与“中国学派”却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如清理地基、辨析术语、确立散文核心概念和散文文体理论方面的研究。就散文文体研究而言，还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开拓，如散文“自叙传”叙事研究、篇章修辞研究、“格式塔质”研究、“语言指纹”研究、文本制作研究、文本跨文体研究、文体的演变史研究、“母体文化”研究、文体美学研究、各类文体的“散文化”等，这些都需要散文研究的学者借用哲学、美学、叙事学、心理学、语言学、写作学、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同时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我们还应该平等对待不同的文体，既要重视散文作为传统文化母体的引领作用，又不忽略其他文体的价值。我们坚信：只要散文研究者勠力同心，尊重传统，立足本土，坚持自主自足，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并在此前提下对西方文论进行创造性的“再语境化”，最终一定能建构起一种不失自己文学传统、融“新旧”与“中西”为一体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文学创作、批评模式。如果做到这些，21世纪的中国文论必将凤凰涅槃，在与世界学术话语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中，创造出包括散文理论话语在内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辉煌。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