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尘埃落定》剧照 主办方供图
如果小说《尘埃落定》畅销不衰，就像作家阿来所言，不是人物关系或者题材的胜利，而是“语言的胜利”，那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获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或许不只是故事或者话剧本身的胜利，还是“文学的胜利”。
而所谓“文学的胜利”，实际上是指文学性正在回归话剧舞台。在4月10日于上海举行的题为“从文学到话剧，如何用诗意再现历史”的分享会上，《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感慨：“过去十几年，国外种种戏剧流派涌入中国，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后现代戏剧也好，后戏剧剧场也好，文学性是大大削减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一种转向。”
如其所言，该剧导演胡宗琪曾于2016年执导话剧版《白鹿原》。那年，正值作家陈忠实过世，话剧本身过硬的质量，伴随着人们对陈忠实的追忆之情，让这部现实主义话剧的口碑和影响意外“出圈”。据有关人士观察，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舞台上的原创话剧开始从先锋表达向现实主义和经典名著改编慢慢回归。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创话剧能引发公众关注的作品几乎都是先锋话剧，其中以1990年代中后期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等作品为主要代表。而传统话剧，除了《茶馆》等名作之外，一度少有能引发话题的制作。“《白鹿原》开启了当代经典文学作品改编话剧的潮流，而《尘埃落定》正是这一潮流下的最新作品。”
但曹路生是早在18年前就写好了这个剧本的。那年，他接到成都话剧院导演查丽芳的邀请，希望将《尘埃落定》改编成话剧。当时他正担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艺术》外国戏剧专职编辑，一直对西藏题材的戏剧颇有兴趣，就应了下来。他一口气读完原著后，就沉湎于小说诗意的语言难以自拔，“阿来写了十多年的诗歌才写这部小说。语言中有诗意。其中有的词语，是藏族语言和汉语融合出的词语，这是其他小说中所没有的。我读后甚至可以说是很震惊！”
正是因为“舍不得放掉”原著诗意的语言，曹路生在改编时有意保留了主人公傻子二少爷的大量内心独白，并以此贯穿剧本。“话剧的特色就是语言。在各种先锋派戏剧提出不同见解的当下，我依旧这么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曹禺、老舍的剧本可以流传下来、常演不衰的原因。”而这么处理，也因为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的精髓是傻子二少爷的内心独白。“舞剧要跳，歌剧要唱，电视剧要呈现复杂的情节，只有话剧是最适合呈现内心独白的。”
也是在读《尘埃落定》时，曹路生脑海中出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开场时当舞台灯亮，傻子和卓玛正在进行着鱼水之欢，而汪波土司的部队正蓄势待发，这一方面是强调了傻子的淡然，另一方面交代了复杂的背景。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小说结尾傻子灵魂出窍的场景，这就决定了他得使用不同于《雷雨》这类戏剧作品“正思”和“反思”相结合，抽丝剥茧表达故事的艺术形式。在曹路生看来，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戏剧理念观之，这两个场景是剧作中的重场戏，也是完成“一戏一格”戏剧创作的最大亮点，尤其是当最后一幕中，死去的傻子还在诉说，却被困住的叙述方式，“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曹路生回忆说，这在当时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是现代前卫的，甚至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用傻子视角来叙述，这种叙事方式是十分丰富的，里面的通道不止两个，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时而是自己的内心独白，时而是对话时的潜台词，时而是介入人际关系时的对话，时而是上帝视角的叙述，时而是对历史的描述，时而是富有哲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曹路生还安排了复仇线和爱情线，将小说中的女性凝炼成三位，而且都叫卓玛。“我相信这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形式，因为我保留了阿来诗意的语言，当然，如果说这部剧能让观众感觉到语言的诗意和美，那全是阿来的功劳，全都来自于原著。”
时隔多年，曹路生依然确信，《尘埃落定》最适合改编成话剧。但他当年完成的这个剧本，除2008年前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制作过一场毕业大戏之外，一直未被编排成商演话剧进入大众视野。而在这期间，这部小说已经陆续被改编为电视剧、川剧、歌剧等上演。直到去年，在成都索菲特酒店的咖啡厅里，他和阿来、胡宗琪，以及演出商张力刚聊了两个小时，阿来决定了小说话剧改编权的授权，并答应担任这部话剧的文学顾问，这事才终于“尘埃落定”。在北京看完演出后，阿来盛赞这一版真的做到了水乳交融，难辨你我。这次分享会上，阿来又说，话剧的再现是戏剧舞台上的一次创新：“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现实主义戏剧的要求是狭隘的，只是对于生活的再现与模仿。但是话剧《尘埃落定》做到在戏剧舞台追求独特的戏剧性。这是很不容易的。”再加上有不少观众看完话剧后，感叹“文学性终于回归戏剧！”可谓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次忠实于原著的改编是成功的。
当然，就像评论家杨扬透露的那样，作为资深的剧作家，曹路生在这次改编之前，对于名著改编戏剧就深有造诣。“上世纪8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话剧《黑骏马》，改编自张承志的小说，很难改编，但曹路生指导他的学生完成了。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它主要不是讲故事，而是对蒙古生活的一种诗意的再现。作为写意话剧，《黑骏马》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史上是一个标杆。”
事实上，曹路生在名著改编上还做过不少实践。2004年，国家话剧院曾将他改编自雨果《九三年》的戏剧搬上舞台。他当时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文学离戏剧越来越远，是很可惜的事，一出戏里面文学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光靠灯光、肢体是行不通的。戏剧里，当然会用到各种手法，但文学是不能没有的，没有了可惜。2005年，上海越剧院演出了他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的悲剧《玉卿嫂》。他还曾创造性地改编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将19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故事重述为上世纪初北平贵族夫人文绘与年轻贝勒云翔的爱情悲剧。这部名为《风雪前门》的黄梅戏剧本，不仅迁移了时代背景与人物，同时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小说的现代性重构。
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名著改编话剧的诸多成功实践，杨扬认为这是话剧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上戏创办人之一李健吾先生就曾说，世界上90%以上的戏剧都是从小说改编来的，有些还是由传说故事而来，虽然要改编得好也是很难的。”
九维文化近些年就在努力做这样的尝试。从《白鹿原》到《平凡的世界》，从《巴黎圣母院》到《乱世佳人》，该公司完成了许多经典的“复活”，董事长张力刚坦言，所谓“复活”，不是让逝去的东西活过来，而是让文学从书里走出来。“当然，我们‘复活’经典也有现实的考量，毕竟单靠演出的观众，不足以支撑一部戏剧，而文学的覆盖面要比演出大很多，两者又有天然的契合度。”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该公司成功运营的项目中90%为国外项目，但因为疫情，国外项目被搁置，业务几乎全线停滞。就在这时，他把目光转向国内项目，在因《围城》和《城南旧事》难以拿到版权而作罢后，他最终将目光放在《尘埃落定》上。“这部作品有广泛读者，并且有曹路生已经写好的剧本，会省去重新研发剧本的时间成本。”但他也曾顾虑，一个讲述偏远藏区土司制度消亡的故事，能否打动生活在大都市中的观众？在阅读原著之后，这种顾虑就被打消了。“小说的外壳虽然是远离于现实都市生活的故事，但内核是当代的，当时代迅速发展，‘聪明人’依靠经验主义的判断已经失效，这个故事或许能让处于迷茫中的当代人有所启迪。”
如何赋予戏剧创作以当代性，事实上也是曹路生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更好地为当代观众服务，是编写剧本的重中之重。而写好一部戏就需要把握三个原则，亦即核心价值、永恒人性和当代意识。“对于那些经典名著或传统题材，如果能打破年代的隔阂，让观众自然地接受，呈现真实的舞台效果，并且体现当代意识和人性意义，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富有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