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李建新“为了生活，近两年不得不写一些不入流的悬疑小说，以求多些销量”，而一次当他回到老家，听说了老同学杜迎春被杀事件，并“像个业余侦探”似的一路追寻，“在县城的最西南角找到了这个叫大足底的小区”，在此过程中又偶遇了自己“当年在县文化馆的同事”——游小龙。而游小龙的日常生活状态则是“他也许每天晚上都要趴在这里写点什么，却可能至今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但游小龙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这本书压根儿就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阳关山上的鸟兽草木的。就像古人，最好的文章都是用来祭天的。”从小说“转引”的几段游小龙创作的文字内容来看，其基本可以归入为阳关山博物志或地方志一类的作品（主要讲阳关山上生活的花豹、野猪、褐马鸡等飞禽走兽与各类花草），或者我们也可以戏称游小龙的作品为非小说版的“山本”。
一、当悬疑小说家遇到“地方志”作家
李建新“写悬疑小说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其中有蹊跷”，于是他总是带着一种怀疑、警惕与侦察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一切：比如多年后再次进入游小龙的办公室，“悄悄推开了那扇小杂物间的门”，“我总是疑心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人”；而当游小龙请我阅读他的手稿时，我也是“一时猜不透他让我看的用意”；甚至于“第一次听他如此磊落地说自己是山民，我心里很是诧异，只记得他从前很避讳提这个”；更不必说“他口口声声说要给我提供素材，也让我觉得很是不安，仿佛他暗中设下了什么圈套”……两人之间的一切对话与交往在悬疑小说家看来，都是他“可能在试探我，看我对这个小区到底了解多少。这不太正常，从悬疑小说的逻辑来看，他如此戒备，应该是知道关于这小区的某个秘密，或者，他本身就离秘密很近很近”。
而游小龙作为一名“地方志”作家（姑且这么指称游小龙的写作），一方面有着明确的山民群体的自我归属意识，“他确实和从前不同了，从前他最怕别人提到山民二字，现在却是一口一个把山民挂在嘴上，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山民”；另一方面又有着近乎于苛刻的语言和文学洁癖，“我觉得用方言表达一些东西，会给人一种羞耻感，比如我说星空之下人会觉得自己渺小，这样的话就不适合用方言讲出来。还有的话即使用普通话讲出来也还是会觉得羞耻，那就只能用诗，只能用诗把它写出来。其实，我还写了很多诗，不过，这些诗也不是写给人看的，都是写给山里的鸟兽草木看的”。游小龙身上的这种“洁癖感”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的衣着打扮，“他虽然看起来老了一点，但从头到脚还是那种过度的崭新感，他的皮鞋永远纤尘不染，镜子一样明亮，简直让人怀疑他的鞋不是用来走路的”。又比如他喝酒时从不吃花生（“这些带皮壳的食物还是不够洁净，辜负了美酒和月光”），而要吃雪花梨（“清甜干净，配玫瑰汾的花香倒正好”）等等。
孙频的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就以这样一个悬疑小说家与“地方志”作家的相遇展开了其故事的主体情节。一方面，悬疑的外壳与接近真相的欲望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叙事动力，即小说主要是以悬疑小说家李建新的视角来观察和打量一切；另一方面，游小龙的生活、创作与他所属于的山民群体，既是被观察的对象，又包藏了小说悬疑的最终解答，同时还和李建新的身份与创作构成多层对话关系。
二、“外来者”与“本地人”
悬疑小说家李建新带着一种好奇的、打探的目光，以想象中的“查案”不断深入了解着“地方志”作家游小龙的过往生平经历，同时也逐步揭开了大足底山民们生活的神秘面纱。他方向模糊却目标明确，游小龙就曾非常直接了当地指出李建新的背后动机：“你来我这里不就是为了找素材吗。”
正如游小龙所说，李建新回到家乡、关注杜迎春被杀事件、探索大足底与接近游小龙的根本动力就是为创作悬疑小说寻找素材，而这种对新素材/陌生世界的渴望则是源于小说家内心所具有的强烈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为了寻找小说素材，或者说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这种窥视欲，李建新甚至多次企图混入当地人群中来“打听”甚至“偷听”他们的生活与故事：
“这个黄昏，我再次来到大足底小区门口。门口照例坐着一群黑压压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会看我一眼，有的人假装没看见我，有的人见我坐下便起身躲到一边。他们对任何一个大足底之外的人都是这般警惕。我搬了块砖头坐到墙角下听他们聊天。”
“打听”或“偷听”本身即意味着一种“在场却又不在场”的悖谬性存在状态，其暗含了孤独的“外来者”置身“本地人”人群之中时的既身处其中，又难以融入，却仍渴望探寻的复杂心理处境。《以鸟兽之名》对这种感觉状态有着相当精彩的呈现：
“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为何要选择这样一种幽僻孤独的生活方式。在人群里，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猥琐的偷窥者，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个严谨的科学家，怀揣着一份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尊严。就是在我最接近人群的时候，其实也被放逐在人群之外，然而，就是在那些离人群最远的地方，我却又奇异地走进了他们的最深最暗处。”
孤独感、陌生感与恐惧感（甚至差点被当地人打）仍然阻止不了悬疑小说家李建新一再企图窥视和调查的欲望，于是窥视与怀疑、深入与阻挠、探寻与未知即构成了小说《以鸟兽之名》的基本叙事框架。
三、小说家与讲故事的人
李建新作为大足底的一名“外来者”，却又渴望将杜迎春被杀事件、大足底山民的生活、甚至游小龙的家庭与经历作为自己小说的素材和书写的对象，于是他必须不断强迫自己深入这个群体、深入游小龙的生活，他想探明一切，同时却又怀疑一切，其状态正如同格雷厄姆·格林在《一种生活》中所指出的小说家与间谍/侦探所具有的某种相似性：“我猜想，所有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秘密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相比之下，游小龙作为一个对一切都“知根知底”的“本地人”，却反而不能书写其中的故事与秘密：“大足底这样的山村纯净得像个世外桃源，但也是世界上最幽深最黑暗的角落，有太多属于它的秘密。我早想把这些都写下来，可是不能，写下来我就成了他们嘴里所说的汉奸。在大足底，所有的告密者都被叫做是汉奸，汉奸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会把你驱逐出去，让你彻底无家可归。”小说在这里既涉及到了写作者基本的书写伦理困境，同时又指向了艺术与生活之关系、虚构与经验之矛盾、创作的可能与不可能等更加普范却深刻的问题。
游小龙最终放弃了书写大足底山民们的生活，转而写起了阳关山的“地方志”与“博物志”，他甚至拒绝了读者，“我本来就不是写给人看的，我是写给山上那些鸟兽草木的。我永远不投稿，不投稿，就没有人会给我退稿”。但与此同时，游小龙身上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又渴望作为“外来者”的李建新记录下这些生活，于是他才会给李建新看自己的手稿、讲自己的生活、不断有意无意地牵引着李建新层层深入大足底的山民世界与自己的过往人生：“所以，我只能写给山间的鸟兽草木，而你不同，你可以把这个山村里所有的秘密写下来，把它当做人类的一个文化标本记录下来，这些山民草木般的一生也算有了一点意义。就算是你替我写了，拜托你了。”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与“小说家”同时登场并相互对话，游小龙就是那个“羁恋土地的耕作者”在分享“本乡人最耳熟能详的远古传说”，而李建新则是在为那些离群索居的“孤独的小说读者”寻找“温暖自己瑟瑟发抖的生命”的燃烧材料。在本雅明看来，当经验贬值、当“手工氛围的精神图景”消失不在时，讲故事的岁月即告终结，继之而来的则是属于小说的时代。于是我们或许才可以更好地回答为什么整部小说必须借由李建新的视角来层层展开，以及为什么游小龙最终放弃了书写山民生活，同时拒绝了一切读者（除了李建新）。
最后，让我们回到李建新与游小龙最初相识的时刻，他们曾经有过两年的时间每晚都在同一幢办公楼里写作：
“他办公室里的那点灯光一直压迫着我，我担心他写着写着会忽然变成一只庞然大物，然后绝尘而去。而我则被遗弃在原地，变得越来越颓败平庸，最后彻底淹没在人群里。
只要他的灯光还亮着，恐惧感便会让我又悄悄折回自己的办公室去，重新坐到椅子上去，即使坐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但只要自己的灯光也陪他一起亮着，心里便像抛了锚一般，多少觉得稳妥了点。”
在这段曾经的岁月里，游小龙写作时办公室里亮起的灯光给予李建新某种鞭策，以及内心的安定和力量，就如同讲故事时代残留下来的微光和余温，也一直在照亮并温暖着小说家那颗孤独的心。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