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语文、文学，这三个话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千头万绪的差异。3月20日，思南读书会的两场讲座都与此相关。从文学教育到文学批评，从高中语文教育到大学中文教学，几位学者、作家展开了精彩对谈。（左起）罗岗、倪文尖、毛尖展开了一场语文《学本》三人谈。

（左起）罗岗、倪文尖、毛尖展开了一场语文《学本》三人谈。

　　语文是可教、可学的吗？

　　语文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课标语文学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主编倪文尖及华师大教授罗岗、毛尖展开了一场语文《新课标语文学本》三人谈。

　　罗岗介绍了倪文尖《新课标语文学本》编写的缘起。“1990年代末，我们这代人读的是人教社的统编教材。”罗岗来自江西，毛尖来自宁波，倪文尖来自南通。但不管来自哪里，教材是相同的，进入大学，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到过什么，老师教了什么，他们有许多共通的经验可以分享。也正是那个时候，社会上产生了一场语文教育大反思，认为当时的语文统编教材有很大问题，例如批评为什么语文教材要选那么多政论文章，要多选审美性、艺术性文章；甚至讲到语文不需要教，应该取消语文；认为这套统编教材下的语文教育和考试制度结合在一起，都是压抑学生的天性的，让学生自由发挥就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省都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选文趋向于审美、艺术的路子，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法，由此产生的主要论调是：语文不可教。

　　“如果把语文仅仅等同于创造性思维、文学想象力甚至语言表达能力、文章表达能力，其实是很难教的，不是一会儿就教得出来。”罗岗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确可以说“语文不可教”。

　　但语文不止有“不可教”的一面，倪文尖在《新课标语文学本》开篇就言简意赅地提出他的观点：“语文是可以教的，学校语文教育责无旁贷。”

　　“在那样的背景下，大家都不敢讲语文知识，不敢讲语文除了有人文和创造性，还是有可教、可学的一面，需要顶层设计者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地研究。”倪文尖说自己最初做《新课标语文学本》的动力“不在语文而在教育”，“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情怀。”

　　他在学本中提出了语文素养“五棵树”的概念，认为文化传承、精神修养、现代思维、社会应用以及语文才能五大方面的语文素养应该“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其中，放在最后的“语文才能”是倪文尖认为最重要的一棵树。

　　“我说语文才能是基础，中文里面‘基础’这个词很有意思，可以理解为要在基础上提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基础都没有，万丈高楼怎么起？”倪文尖所说的“语文才能”其实就是“语文技能”，他认为，“以听说读写能力为核心的各种语文基本素养，语文学习的许多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甚至是习惯，是可以教也好学的，是能够训练学得、浸润习得的。综合、灵活和创造性的语文实践与应用，即便就学校语文教育而言，不怎么可教，不大好学，也是可以在长期的语文生活中不断提高其水平的。”

　　语文学习要具体，也要“立乎其大”

　　《新课标语文学本》中大量采用了旁批、圈划、提点等方式，达到“辅读助学”的效果。一本书里既有波浪线，又有直线、圆点，为什么在一本书中采用这么多复杂的方式评点？

　　罗岗笑言倪文尖是希望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老倪讲话为什么手舞足蹈？我们说话要一句话讲完下一句话才能讲出来，但他脑子里可能同时出现五个念头，为了把五个念头表达出来，他嘴巴在讲，眼睛和手都要动。而书是静态的，要在书里表达思维的过程，他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记号、符号。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些符号，他是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样一种动态的思维过程。”

　　作为倪文尖多年的朋友，毛尖能理解倪文尖“圈划”背后的深意，“老倪是我们中对语言最敏感的，副词是老倪最早注意到的，评点鲁迅的文章的时候他上来就说为什么这里有个‘也’字？这和鲁迅的心理状态相关。说实在的，一般的语文老师不太会抓住这么细节的东西，他从‘也’字能抓到教育的线索，这是老倪特别牛的地方。”

　　同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毛尖能感受到倪文尖在《新课标语文学本》中耗费的巨大心力，“看起来圈画只是划了几条线和几个点，但是每篇文章都花了无数的心血。老倪有些文章旁边做了非常详细的批注，可能加起来只有一两千字，但是比人家写两万字的论文工作量还大。但在当前大学的机制中又并不计入学术成果，这样不计成本的付出让人心生敬意。”

　　“课堂是动态的，而书毕竟是静态的。”倪文尖承认希望通过“圈划”在静态的书中展现自己的思维过程，“简单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看，你大概可以还原出某种程度的动态感，这是我追求的。”

　　在重视圈划评点的同时，倪文尖同样重视选文，他并非简单将文章编在一起，而是通过编者的处理，在《学本》中成为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选文和辅读，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不论是应试能力，还是语文修养。

　　如今高中语文、历史课最为追求的依然是分数，罗岗认为这样的定位太低了，“如果不是大学选择读文史哲，实际上我们人文的修养的奠定主要是靠高中的语文和历史课，我们的高中没有哲学课，可以说你一生的修养是由高中教育奠定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语文学习是非常具体的，另一方面又要立乎其大。《新课标语文学本》有难度，既要有考试的难度，也要有精神高度。高中语文应该告诉你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你对中国的文化、文学的认同是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左二）、作家小白（右一）与另外两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右二）、黄平（左一）就汤拥华的《文学批评入门》展开四人谈。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懂文学，我们有标准吗？

　　当天，另一场思南读书会之“文学教授懂文学吗”也带来许多干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作家小白与另外两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黄平就汤拥华的著作《文学批评入门》展开精彩的四人谈。

　　金雯提到，文学始终给人一种“没什么标准”的感觉，似乎好坏全凭批评家一杆笔，但文学其实是有标准的，就是杜甫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所谓‘得失寸心知’，指的不是一颗心灵，而是说一类有洞见的心灵。你能从作品中读出一般读者没有读出的意义，并通过解释让人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从你的想法中看到他们自己想法的影子。但在你没有说出来之前，这些影子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想法的。最具有美感的观念是说出了所有人想说但是说不出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文学批评最大的责任。”

　　而对作家而言，金雯认为批评家在延续作家的阐释游戏，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出作家在文本中埋伏的种种细节，并由此指出各种可能性，带来有创造性的理解，又永远留有一扇窗户，让自己的理解有被其他理解松动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最经典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枯竭，即使过了几百年，永远不会枯竭。”

　　在黄平看来，任何一种对于文学的理解一定是高度个人化的东西，我们经常说的“你不懂文学”，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你不懂我”。

　　“一种个人化的东西参与到普遍性的博弈中，努力地由具体性上升为普遍性。这种博弈也不仅仅是在狭义的文学内部的，而是一定要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场域开放。”他举例过去几年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人间失格》，“你说太宰治懂文学吗？当然懂，但并不是说太宰治懂文学，所以我看《人间失格》。这个关系是相反的。是首先我内心需要太宰治以这样的方式写作，以此填补我在这个‘丧文化时代’的匮乏与期待，所以我才说太宰治懂文学，《人间失格》是好小说。”

　　与其说懂文学，不如说文学在提供理解

　　从作家的立场出发，小白坦言文学确实包含着“懂”的问题。“作者创作一部作品，他希望大家懂他，作品本身能唤起某种同理心或者共情。但另一方面，他不想让大家都懂，这是现代文学的两面性，实际上构成了某种文学的政治。当然本质上，作品永远在追求让更多人懂，只是现代文学有时候通过使用种种修辞和叙事技巧来设置阅读门槛，它让一部分人率先进入，然后逐渐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形成某种语境，最后让更多人慢慢懂得。进入20世纪后，现代文学更多是这种方式，从超现实主义到左翼文学，通过设置阅读门槛来把一部分读者团聚起来形成影响力。懂和不懂确实成了现代文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小白说，作品一旦发表，就会被无数意见包围，读写之间看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对话空间，一个剧场，但实际上今天的作者和读者却越来越有一种割裂的趋势。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入门》最好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个对话机制，告诉读者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角度读作品，有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女权主义、阶级分析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作者和读者之间得以沟通的对话机制，非常重要。”

　　在华师大中文系本学期的第一堂文学批评课上，汤拥华就和同学们说这门文学课既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也不是文学鉴赏，它是一种创意写作，意思是：“我读了你这篇作品后，我感觉到你在尝试解决一种和他人沟通的困难。”

　　“与其说我们在懂文学，不如说文学一直在提供着种种理解，提供着关于‘什么是懂’的解释、描述或者见证。”汤拥华认为，“也许当我们说‘懂’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你该怎么做？你该与对方即那个作品，与刚开始读这个作品的你自己，与同时在读的其他人建立起一种怎样的关系？”

　　换言之，或许没有谁一定比谁更懂文学，但人们能通过文学更懂得彼此。“平时我们和人争执，习惯于在现成的观点和立场之中做出选择，但我们在文学中会发现一些原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会发现很多事不是简单的‘他错还是她错？’文学始终都在创造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汤拥华说。

　　（编辑：夏木）